一直以来，我们都自豪地声称中华文明有五千年历史。
中国史书也认为中华文明可以从夏、商、周三个朝代算起，其中最古老的王朝夏朝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70年。
可是，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剑桥中国上古史》否认夏朝的存在，他们说，夏朝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历史上并不存在。
事实上，《剑桥中国上古史》最初也否认商朝的存在，但殷墟出土了商朝人使用过的青铜器，还出土了大量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其中包含有若干商王朝的政府档案！
铁证如山，洋专家哑口无言，乖乖补上了我国有关商朝的记载。
本来嘛，中国权威史书《史记》已清清楚楚地记载了大禹治水、禹受舜禅、夏启夺位、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以及夏桀暴政等重大事件，而且历代夏王的名字也历历记录在册。
洋专家却一口咬定这是司马迁胡编乱造出来的。
真是毫无道理！
诚如先秦史学者朱凤瀚所说：“西周早期文献已言及夏，时克商未久，商遗民众多，如果周人生生地造出一个虚构的夏来，用以宣传周代商，犹如商代夏，是秉承天命，那么如何能使早已有历史典册的商遗民相信?”
对我们而言，夏朝应该是无庸置疑的存在。
但是没办法，洋人要的是证据。
要让洋人承认夏朝的存在，就必需通过考古发掘，寻找出过硬的文物证据。
话说，1970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的王红旗，长期从事技术工作、学术研究文化创作，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语多领域。创建人造地形气候学。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王红旗开始对中华民族文化宝典《山海经》进行研究，历经二十余年的信息解读，他惊奇地发现，《山海经》系由帝禹时代的《五藏山经》、夏代的《海外四经》、商代的《大荒四经》、周代的《海内五经》合辑而成，其中《五藏山经》是帝禹时代的国土资源考察白皮书，其地形地貌几个符合中国四五千年前（公元前2200年～前3000年）的自然景观，具有丰富的科学与文化价值。
于是，王红旗把《山海经》定位为“人类最早的大规模国土资源考察记录”，并全面考证上面记载的地理方位，与画家夫人孙晓琴合作，历经5年，先后绘出水彩画山海经场景600余图、国画山海经图腾108图、数十幅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并于1999年9月9日绘制出巨画《帝禹山河图》，将《五藏山经》记述的 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26条山脉447座山，及其相关的258处水系、348处地望、673处矿物、525处植物、473处动物、95处人文活动场景，基本上全部绘于42平方米的画面之上（高540厘米、长780厘米）。
神话学泰斗袁珂先生欣然题词祝贺，并指出：“红旗同志与晓琴女士共同制作的《帝禹山河图》，则是学术与艺术相合的辉煌成就。”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岱年先生也高兴万分地提词：“深研山海经，精绘山河图”。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用了七个页码予以详细，地理学报、地图、化石、东方文化、文史杂志，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新华社、香港明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科学时报、中国画报、中国科技画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等新闻媒介均有报导，可谓轰动一时。
但是，西方学者对惊天巨制《帝禹山河图》是嗤之以鼻的，认为中国人纯属自嗨，因为，《山海经》不过是一个神话书而已。
《山海经》真的只是一本神话书而已吗？
根据《山海经》的记载，《帝禹山河图》把传说中黄帝都城昆仑的位置画在黄河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之上。
应该不是巧合，2011年，考古部门就在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之上、毛乌素沙地的东缘，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的山峁上，发现了一处形制独特、气魄恢弘石砌古城，其规模远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浙江，300多万平方米）、陶寺遗址（山西，270万平方米）等已知城址，是目前已发现的我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相当于6个故宫！而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000年，属于中国上古时代。
石城的城墙由巨石砌、城门保存较好，具有强大的军事功能设计，已发掘出三座“马面要塞”，蕴含独特的军事思想。该城石墙也有显著的细节，如砌墙时会有菱形的石块，目前不清楚是装饰作用还是有宗教意义。再有，该城规划严谨，功能分区非常明显。
参照两河流域、古印度、爱琴海文明的大型遗迹，西方学者一向认为中国上古文明没有能力打造石材建筑。石峁古城的出现，恰到好处地填补了这一空白。
而且，石峁古城那超大的面积、强大的军事功能、严谨的规划设计，显示出华夏上古时代确实存在一个实力非凡的族群。
这应该是哪个族群？
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轩辕黄帝一系。
古史传说将黄帝都城昆仑与黄河发源地联系在一起，认为黄河发源于昆仑东北方。文献则多记载黄帝部落起源于陕西渭水流域，“黄帝以姬水（甘肃清水牛头河流域）成。炎帝以姜水（陕西宝鸡清姜河）成。”（《国语?晋语》）两个部落争夺领地，阪泉之战后，黄帝打败炎帝，两部落渐渐融合成华夏族。
实际上，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图读山海经》、《山海经鉴赏辞典》、《山海经十日谈》和武汉大学出版社《全本绘图山海经》（全三册）等专著已明确论证出：在先夏时期和夏商周时期，人们所知道的黄河发源地，实际上在今日的河套地区。
河套地区在4000多年前曾经有许多大湖泽，其中前套湖泽即《山海经》所说的稷泽（周族先祖后稷葬在这里），后套湖泽即《山海经》所说的黄河发源地泑泽，也是《穆天子传》河宗氏祭祀黄河之神的地方。
根据石峁先夏时期古城遗址的庞大规模及其出土文物，对照《山海经》等古籍关于黄帝活动的记载，可以推知石峁古城遗址当即黄帝都城昆仑所在地的遗存。
很多学者都相信，石峁古城就传说中黄帝部族所居住的居邑！
2013年3月25日，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沈长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提出“有充分依据判断石峁古城为黄帝部族所居”。他引据“《史记》、《汉书》有关黄帝的陵墓在距石峁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指黄帝活动在石峁所在的黄土高原“史有明言”。《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崩，葬桥山”，《索隐》引《地理志》说：“桥山在上郡阳周县”。查《汉书?地理志》，其上郡阳周县下确实记有“桥山在南，有黄帝冢”的字样。阳周即今陕北子长县。《汉书?地理志》上郡肤施县下还记载其地“有黄帝祠四所”，肤施即今陕西榆林，在子长县北，毗邻石峁。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长一带有黄帝的冢墓，还有人们祭祀黄帝的祠堂，则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曾在这一带活动是无可否认的。
沈长云教授在该文的结束语为：“这座古城不是别的，正是传说中黄帝部族居住的居邑。”
沈长云的文章一度引起了烟台大学人文学院青年学者陈民镇的质疑，并在《光明日报》2013年4月15日刊发表文章《不要把考古与传说轻易挂钩》进行争鸣。沈长云迅速在同一版面发表《再说黄帝与石峁古城》，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作为周人祖先的黄帝原本生活在北方长城地带，与他日后作为华夏民族的祖先而被当作华夏共同文化的代表是两回事情，二者并不矛盾”的观点。
神木县文体局局长项世荣对沈长云教授的观点持赞成态度。他认为：“石峁古城可能就是由古国、方国向帝国过渡阶段形成的，是原始古城群落里的都城。说它是黄帝部族的居邑并非臆断，说不定黄帝就生活在这一带。”
不管石峁古城是否就是传说中黄帝部族所居住的居邑，它至少证明了：早在夏朝之前的二百年，中国就已经存在强大的城池要塞，足以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夏朝的存在因此间接得到了有力证明。
石峁古城因此相继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12）”和“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2014）”。
考古队队长邵晶于2015年表示，尽管发掘工作已进行了3年，但看到的仅是冰山一角。要对这座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石城进行完整发掘，国内文物专家达成的共识是：需要近1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