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独生子女家庭渐渐成为社会主流的今天，这些来自西南部贫困山区的家庭，在“多子多福、生儿养老”的思想影响下，依然养育着成群儿女。
从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已有40多年。急剧膨胀的人口得到了抑制，独生子女家庭渐渐成为社会主流。然而，一些出生在贫困山区的家庭仍然在“多子多福、生儿养老”的思想影响下，养育着成群儿女。摄影师近几年走访了在浙江打工的多个来自西南部地区的多子家庭，他们大多生活艰难，常常为了躲避计生部门的处罚而四处流动，户口问题难以解决，生活与教育环境也落后许多。摄影：项新平
吉忠德，39岁，老家在云南昭通。吉庆德25岁时与同村15岁的张美结为夫妻，结婚第二年就生了第一个孩子，如今，已有6个儿女。吉忠德说，他们村最少也生3-4个，生10多个的都有，一定要生到男孩。吉忠德家的兄弟姐妹有8个，本想自己也生8个，2014年，给儿女回老家上户口时交了4000罚款，也做了结扎手术。摄于2014年。
吉忠德一家在浙江中部生活了4年多，租了两间房子，一年的房租1000元。他们在居住的镇上承包了两个村的卫生打扫工作，每月收入3600元，刚够一家人的温饱。摄于2015年。
杨洪江，49岁，妻子乐惠敏，45岁，老家在江西乐平县观峰乡。他们五年前来到浙江金华，寄居在乡下一个阴冷、潮湿的破旧民房里。男人由于没文化，年纪大，工厂技术活干不了，只能打零工，做过木工、打梁、上门装修、敲洞等等，一般每天工资160-180元，下雨下雪天就没活干，一个月收入只有3000元左右，而一家9口人基本的生活费就要2000多元。摄于2014年。
杨洪江和乐惠敏生有7个儿女，他们坚持要生两个以上的儿子，几乎一年生一个。乐惠敏怀上第七胎时，本不想要了，但由于到医院做手术要花1000多元钱，没有钱一直拖着到生下来，这更给此后的生活带来不可想像的困扰。如今，小孩子读书、生病都要常常借钱，衣服也穿换季的或好心人送的旧衣服，家庭生活十分困难。摄于2012年。
朱振军，28岁，老家在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寨乡杨坪村朱家组。朱振军和妻子生有4个儿女。朱振军几年前跟随舅舅从贵州到浙江，在舅舅厂里做煅造工，月收入5000元左右，但很累、很脏，特别是夏天，车间温度超过60度。妻子田美荷在另一个工厂做工，月收入3000元左右。摄于2015年。
朱振军一家租住在一个10多个平方的民房里，平时孩子们都在学校，到了寒暑假，大女儿会在家里带年幼的弟弟和妹妹。摄于2016年。
雷春燕，26岁，老家在云南镇雄，18岁时嫁给了比自己大5岁的王高富。雷春燕是彝族，现在育有3个女儿和1个儿子。王高富在建筑工地打零工，月收入3000元左右。摄于2015年。
雷春燕一家在城郊村租了一间13平米左右的房子，房租每月130元，还有水电费的开支。摄于2015年。
赵美仙，33岁，老家在贵州毕节，18岁时嫁给了比自己大5岁的熊建平。赵美仙在20岁时生了第一个女儿，现在有4个孩子。夫妻二人都在浙江中部一个个体企业打工，丈夫做压机工，月收入3000-4000元，赵美仙做塑料杂工，工资也有2000多元。学校放暑假时，12岁的大女儿会帮他们烧饭做菜。摄于2015年。
赵美仙一家住在一间18平米的老村出租屋内，两张床，加上厨房也在一起，相当拥挤。女儿们都已上学，虽然免了学费，但各种补习、培训费用也要不少。摄于2015年。
田燕霞和黄建东来自贵州毕节，生有4个儿女。第一胎生女儿上户口时，因没登记而被当地罚了款，第四胎生儿子因超生也罚了款，一共交了5000元。田燕霞在一个做自行车的健身厂做踏板，月工资2000多元。黄建东在私营企业做铝轮毂包装，为了多赚钱，黄建东每天早上7点上班，晚上一般要8点才回家，中饭也只有20分钟，没有节假日，每月可以拿到4000-5000元。摄于2015年。
田燕霞和黄建东已在浙江生活10多年了，每月房租300多，再加上水电和孩子们的学费，收入也刚够他们生活。黄建东老家已没有亲人，田燕霞老家还有健在的父母，平时也没有多余的钱寄给他们用。摄于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