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袱，比喻为「包福」，具有吉祥美好之意。做为装饰纹样，在雍正年间流行，故宫博物院收藏黑漆描金包袱式盒一件（页29，图四），虽无款识，但通过档案梳理为雍正朝所造。雍正款瓷器也有包袱纹瓶。乾隆朝亦有包袱式瓶或盒，故宫博物院收藏有紫檀包袱式盒，而包袱作为纹饰比较多见，如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洋彩包袱系纹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白瓷包袱系纹瓶、铜胎画珐琅包袱系纹罐、透明珐琅包袱系纹瓶（图十五）、掐丝珐琅包袱系纹双连瓶等。可见包袱形或包袱纹因寓意美好深受皇家喜欢。而凤舞牡丹纹更是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凤是女性的象征，凤作为装饰纹样，在历代文物中均有表现，更多的是与象征帝王的龙纹同时出现，即常见的「龙飞凤舞」。故宫博物院藏嘉靖款戗金彩漆中即有凤穿牡丹纹菊瓣式盘，乾隆年制款红漆凤穿牡丹纹盌（图十六）和乾隆香色凤衔牡丹妆花稠女棉袍（图十七），这些栩栩如生的凤纹形象给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和视觉冲击力。
铜胎，菊瓣式子母盖，无蒸气孔，盖面以柱头式钮为花心，錾成一朵浅浮雕式花瓣平展的菊花。壶身四面方而边角圆滑，流与把手呈方形，镀金圈足亦成菊瓣式。壶内施浅蓝釉，颈浅蓝地，每一菊瓣内画一朵十瓣小菊，壶腹黄地，此黄地画珐琅器是康熙时期之创新，也成为清宫画珐琅器主流，四方以菊瓣式铜圈围成开光，内绘盛开菊花一朵，加上壶盖的一朵合成五朵盛开菊花。未知是否寓意五榖丰收。还是以菊花寓意长寿。开光外之明黄地上绘折枝菊花装饰，流上有两朵不同颜色的十瓣小菊为装饰。把手有六朵十瓣小菊花，三朵同色间开三朵不同色小菊。底白地书二直行楷书四字蓝料〔康熙御制〕款，成功结合西方技法与清庭皇家品味。康熙喜欢喝茶，其所制24套瓷胎珐琅器，有四把茶壶，十一套盖碗或茶碗。清代对黄色的使用为：帝后用明黄，太子用杏黄，皇子用金黄。而明清两代均禁止士庶于衣器用黄。故民窑纵有仿官窑器物，亦绝不敢仿黄瓷。后宫妃嫔按规定只能用银，锡茶壶。故黄地画珐琅方壶，故本方壶必为康熙御用壶。
此瓶镂空部位仿明式建筑中窗棂之神韵设计，繁丽精巧本为一景，而透过此景更见远方韵致。本品乍观清新馥雅，细察顿觉内有乾坤，摒弃所见即所现之直观明了，两层纹饰互为依托，相辅相成，给予观者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感，引人一探究竟，妄得其真谛，观其愈久，愈发爱不释手。本品来源清晰，传承有序，最早由俄罗斯Rudolf Sterz 所藏，后由其家族递藏，此后于1984年在纽约苏富比上拍，之后被张宗宪先生收入麾下，后由台湾鸿禧美术馆收藏，于2005年在香港苏富比上拍，终被北美十面灵璧山居所藏。此件拍品曾被诸名家所珍爱，以传奇之势流转传承，十三年间久别拍场，今日现世定可唤龙引凤，重燃经典。
此转心瓶由上下两部分组成，其中配以内胆；外壁通体以洋彩绘制纹饰。转心瓶上部为口颈部，撇口，束颈，下外撇；口沿、颈部正中弦纹、及颈足处皆有加金，口沿下绘如意云一周，颈外饰以胭脂红料彩绘卷草纹为地，洋彩缠枝宝相花，两侧贴塑魑龙耳，雕琢细腻生动，施褐彩为地，上描金勾勒。转心瓶中部通体绘饰黄地洋彩缠枝西番莲花，中部饰四幅圆形开光褐彩加金镂雕团螭纹，施彩敷色妍丽华美。内胆中通景绘制十二只喜鹊，喜鹊象征“喜事临门”，因自古用十二时辰计时，喜鹊十二只则寓“时时报喜”，一年有十二月，亦可称“月月报喜”。所绘喜鹊身姿各异，飞鸣、行、止各自期间。六只在地，六只在树上及天空，亦有代表“欢天喜地”之寓意。除喜鹊之外，纹饰中尚有青松、佛手、灵芝，表祝寿延年，福寿吉祥之意。圈足外撇，以胭脂红料轧道纹为地，洋彩缠枝宝相花，近底以松石绿釉为地绘蓝料彩回纹一周。器底满施松石绿釉，中央以矾红书“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识。本品集洋黄、果绿、矾红、金彩，松石绿釉、胭脂红料彩、蓝料彩、镂雕，转心等多种工艺，画面繁复而不杂乱，弥漫着花香鸟语，又透露出皇室的威仪，可谓巧夺天工，美艳非常。该瓶制作于清王朝最为鼎盛的乾隆时期，极尽奢华、叹为观止，充分体现了乾隆时期官窑洋彩瓷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成就。
本拍品的莲纹之间水草掩映，这种叶形修长的植物或是菖蒲。菖蒲本身亦是祥瑞之物，相传具辟邪延年等奇效。但它也可能是芦苇，虽则图中未见芦穗。芦苇同样是吉祥的象征，其根系可防止水土流失，且芦谐「路」，若与莲同时出现，则形同祝愿应试者「一路连科」。如上所述，康熙御制画珐琅器物之中，无论是瓷器或金属胎，以自然写实的莲纹为饰者极罕。实际上，纹饰格局与画风最具参考价值的是一件品相一流的康熙御制铜胎香炉，此器于2004年11月9日经伦敦佳士得售出（拍品编号21）（图七）。它出自著名的放山居旧藏，莫里森（Alfred Morrison，1821至1897年）于十九世纪购入，自此在其家族代代相传。香炉的莲花和芦苇格局均与本拍品雷同。由于炉身以黄色为地，所以画师用紫花取代了本盌的黄花，余下的白色、粉红色及蓝色花卉俱同。金属胎香炉署蓝料四字康熙御制款，而瓷器似乎多署胭脂红彩年款。
说 明：哥釉贯耳瓶，口微侈，直颈，弧腹，下承高圈足，器底满釉。环绕两道凸起的弦纹作饰，两侧置一对贯耳，下接圆鼓腹，状若垂胆，整体器形线条流畅自如，柔润秀美，又不失贯耳瓶所特有的庄重肃穆，端正凛然之感。通体施哥釉，釉质浓郁细腻，均匀光洁，晶莹滋润，扣之则瓷音清亮，与全器的轮廓相辅相成，更显柔和流畅。釉面灰青，色泽纯正，幽深静谧，釉面开冰裂纹，错落有致地遍布于瓶体全身，自然天成的纹路带来别致的美感。开片原本是烧制过程中产生的缺陷，但在匠人巧手的引导梳理下反倒成为哥窑制品的一大看点，其纹路自然天成，错落有致比之人工的纹饰别有一番风味，后世清乾隆帝对此也是颇为欣赏，作诗赞道：“铁足圆腰冰裂纹，宣成踵此夫华纷”。只见此贯耳瓶片纹分布自然均匀，大小纹路错落有致，美不胜收。哥窑器物胎体成型后，先素烧胎体，经过挑选，再多次上釉，入窑二次烧成。故传世哥窑器物，器形规整，制作精良。清代乾隆皇帝诗中曰：“色暗纹彰质未经，哥窑因此得称名。”而《曝书亭集砚铭》中赞叹道“丛台澄泥邺官瓦，未若哥窑古而雅。绿如春波停不泻，以石为之出其下。”可见皇室对其品类之怜惜珍贵。
永乐年间，成祖力兴藏传佛教，供养藏僧，修建寺院，到了宣德一朝，宣宗续崇其教。器形与此相近的高足盌应曾用于佛教仪式及置坛前供奉，永乐年间便制有不少同类之器，多施单色白釉，素雅静穆，宣宗也曾命制同类，然饰纹不一，五花八门。当中饰有五爪龙纹或署年款者，无疑乃属皇家献奉，以得超脱，永垂不朽。永宣二帝所供高足盌，西藏至今尚存多例，存于日喀则市萨迦寺及拉萨布达拉宫等地，部份曾在《雪域藏珍：西藏文物精华》展出，上海博物馆，上海，2001年，编号93-97，其中包括永乐甜白暗刻龙纹高足盌，以及宣德五彩莲池鸳鸯高足盌，其外壁还画有青花五爪龙纹。
此瓶颈直而修长，器腹饱满且秀逸，颈部模印蕉叶纹辅以如意纹，腹部以镂空工艺手法装饰「缠枝牡丹」环绕瓶体，尺幅充盈令人瞠目结舌。牡丹花头立体感明显，花瓣层次繁密，前后掩映各具姿态。数朵牡丹仰俯向背亦呈天然之韵，其间穿枝过梗，枝繁叶茂充满生机。镂空密布，层次错落，仍无零乱之感，反而有种秩序感深藏其中。刀法藏锋近乎圆雕，可与木器中「过桥玲珑」相媲美。底部整施青釉，正中落「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识，为标准乾隆早期写法。此种镂空套瓶并非乾隆朝所创，早在南宋时期官窑就已经烧制，其历史可谓久矣。从出土的南宋官窑器物观察，瓶体内有中空立柱与瓶颈相接，以防烧制时出现剧烈变形。元代时期龙泉窑也烧造同类器物，瓶内立柱已不在设置，可见烧造技术完全娴熟。清宫藏有元代龙泉窑镂空胆瓶，乾隆皇帝可能因为这只原件，遂而才有摹制之作问世。
本品所绘苍龙气势万千，飞腾于海面云气之间，红蓝辉映，成功的将宋人绘画技法与瓷绘这一新的艺术载体结合起来，令观者不无赞叹不已。前文已提及，本品所绘云龙纹样为自陈容墨龙图而来，气韵生动，锋利的三趾龙爪尤为引人注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此式龙纹常见于唐、宋、元工艺美术，清代则极为罕见，此时官窑几乎都为模式化的五爪龙，考其缘由，当是本品以陈容画作为粉本，是一件独特的「画意」御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