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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京讲经的准备
一九一八年三月间，谛老法师到北京去讲经，我也随从。
远在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任总统的时候，派孙毓筠居士，筹备了一个讲经法会，请谛老法师与月霞老法师，曾到北京讲过一次楞严经。这一次发起讲经的，是由当时交通总长叶恭绰居士，还有铁路督办蒯若木居士。叶总长对佛法出力很大，可以说他是承佛咐嘱，现宰官身，维护佛法的再来人，我一生得他帮助的地方很多，我们最初相识就在北京。这一次他们几个有名望的居士，想研究佛学宏扬佛法，给谛老法师来信，请谛老去讲圆觉经。并且还派徐文蔚居士亲自南来迎接。谛老本来久已想到北方宏扬佛法，这一次既然有人来请，所以当时也就答应了。
谛老那年已经六十一岁，照例走的时候，要跟两三个学生，带一个用人。遇到有不舒服的时候，还可以让学生代座。不过选人的时候很难！学校里虽然有很多久住的学生，但是对教义比较好的，而文字不通；也有文字虽好，而教义不通；到时候当然不能代座。谛老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适当的人选。
后来，谛老忽然想起，原先在南京办学的时候，有一位仁山法师，也是谛老的旧学生，天资很好，学问也很好，对于教义也很有研究。就给他去信，邀他一块去北京，到上海净土庵聚齐。那时候，仁山法师正在杨州天女寺任住持，接到信的时候，心里很欢喜，马上就来信答应了。
这时观宗寺还住很多学生，大家一听谛老要去北京讲经，差不多都想跟谛老一同去听经，但相反的，却都遭到谛老的拒绝。很多学生去要求，谛老都是这样推托的：
“这一次发起讲经，完全是居士发心。住的时候，不住寺院，住下处，另外包伙食。去的人多了，让人为难，而且吃饭也不便宜。现在，我与仁山法师已经去信邀他，再另外带一个茶房，一共三个人去，你们谁也不必去了。”
那些老住的同学们，仍然这个去要求，那一个也去要求，结果谁也没有要求成，谛老还是都不许可，反而申斥一顿！
这时候我也想：谛老走了之后，这里的课程必定请人代讲，既不合我的意思，而且我也听不懂，因此，也想跟谛老一同去。但那些久住的同学都没有许可，我一个新来的，那就更没希望了。这时候我曾打妄想，预备另找地方去自修。但回头又一想：既是那些老住的同学，都向谛老要求去北京，虽然都被呵斥一顿没允许，然而我何妨也去试试。不管他许不许，万一许可的话，这不是很好的机会吗？
话虽这样说，自己预料是一点希望也没有。可是事实出乎人意料之外！等我到谛老跟前要求去北京的时候，谛老一点没含糊就说了一句：“好啊！”
这真是出乎人意料之外！他老向来说话，没这样痛快过，不知怎的这次说话这么干脆！
同时他还说：“我说话北方人有些听不懂，你可以给我作翻译。”
其他同学，看到这种情形，当然都不很欢喜。为什么别位同学不带，偏带他去呢？还有一位同学在背后直叨咕，说老法师有偏心。
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几个人坐江轮到上海，住到净土庵。第二天，仁山法师也赶到了，谛老给我们两个人介绍见面。他穿一件破灰袍子，还有几个补钉；一个四方面庞，又是白净胖子，两个门牙挺大，还有点近视眼，看东西不很清楚。一行一动，都很洒脱。过去，他为了要革新佛教，曾在金山做过运动，我们两个人谈起话来，倒很相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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