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主导社会生活以及个人精神生活的基督教会，此时似乎乍现一道裂缝：人们对于上帝的信仰产生了动摇；与此同时，一道人性之光照射进来——这一道光芒很快便成为文艺复兴的前兆。
黑死病是1348年起源于中亚、而后在欧洲暴发的一次大型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使欧洲人口减少将近一半。从历史进程上看，这场瘟疫带来的毁灭性打击，直接加速了东罗马帝国的崩溃，并从根本上动摇了教会的绝对权威，促使欧洲民族国家相继兴起。与此同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取得城市的主导权，通过发展工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繁荣经济，通过倡导文学艺术和科学思想培育新型人格，由此为即将到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奠定了物质文化基础。
在这次大瘟疫中，以国家而论，意大利和法国受灾最为严重；以城市论，最为惨重的则为佛罗伦萨——全城半数以上居民因此丧生——正如薄伽丘在《十日谈》开篇所描绘的那样，“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大批的尸体运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下了……等坟地全葬满了，只好在周围掘起又长又阔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几百个几百个葬下去”。事实上，据说源于鼠疫的这一灾难场景不仅记录在文学作品中，也表现在绘画以及影视作品中。在英德合拍的电影《黑死病》中，身处当下的现代人对600多年前的这场大瘟疫仍不免心有余悸——“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影片中的医生说，“人们在街头庆祝黑死病的结束，到处醉酒狂欢，却不知道黑死病从未消失——它沉睡在家具里、衣物里、地窖里、箱子里，耐心等待着被人类再次唤醒。”
黑死病疯狂肆虐之时，教会的权威早已呈现颓势。教会内部的纷争倾轧导致在同一个世纪中，三位教皇并行于世，使得教会声名狼藉。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教会一开始的主张是：既然瘟疫是上帝对人类实施的惩罚，那么采取措施进行抵抗或者逃离就是与上帝作对。正是出于这一信念，教会反对人们求医问药——因为不管药物是否有效，都是对上帝的“大不敬”。教会的这种态度不但对阻击黑死病毫无益处，而且效果适得其反：因为不能逃跑，大批教士只能和染病之人同归于尽，由此又引发了教会人手不足的严峻危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教会下令大批招募教士，由于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又未经严格训练，因此获得任命后，若干教士肆意敲诈勒索、作威作福，教会的形象由此轰然瓦解。
其实平心而论，教会在瘟疫中的总体表现尚佳，并不像日后文艺作品描绘的那么不堪。在教廷改弦更张决定救助民众后，教会在收治平民、处理尸体以及建立公墓等方面，的确做了不少工作。但面对来势汹汹的黑死病，在寄希望于全能上帝的普通民众看来，教会的努力显得无济于事。相反，教会组织制度的弊端显露无遗。面对惨不忍睹的死亡和哀鸣，教会宣扬的“仁慈的”上帝并没有出手相助。长期主导社会生活以及个人精神生活的基督教会，此时似乎乍现一道裂缝：人们对于上帝的信仰产生了动摇；与此同时，一道人性之光照射进来——这一道光芒很快便成为文艺复兴的前兆。
值得一提的是，11世纪以来自教会内部分化出的异端“鞭笞派”，也借此机会迅速扩张势力，试图与教廷分庭抗礼。该派宣布废除教会的圣职秩序，嘲笑圣餐礼仪，并拒绝朝拜圣体。他们甚至乘乱将部分教士驱逐出教堂，并着手接管教会的财务。正是“鞭笞派”和教会的公开决裂，对后者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此时的教会陷于内部“平叛”，自顾不暇，自然也就放松了思想方面的管控——这也为文艺复兴思想的萌芽和传播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既然教会的“天谴说”无法自圆其说，那么普通民众唯有通过独立思考寻求解决方案。他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希腊半岛——那是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故乡——并借助于地中海沿岸的阿拉伯商人，多方搜求希腊罗马医书。结果，他们不仅收获了医书，更发现了失传已久的文学典籍——在此期间，被教会以“异端邪说”之名打入另册的希腊罗马典籍终于得以重见天日。通过对上述古代经典的阅读和阐释，民众开始摆脱经院哲学的束缚，根据社会现实进行独立思考。也正是在这一思潮的冲击之下，看似铁板一块的正统意识形态变得支离破碎。这就为文艺复兴的生发准备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此外，由于黑死病肆虐之处，劳动力损失惨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机器的发明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古登堡印刷机为例，它的问世导致劳动密集型的手抄业走向衰微，从此知识不再为贵族和教士等特权阶层所垄断，开始面向社会大众。文学由此成为一时风尚：在威尼斯以及佛罗伦萨，新富阶层对但丁诗作极为青睐，不惜出高价延请薄伽丘为他们每日讲解；不久，连普通市民也成为但丁的读者。文学内容既然发生变化，包括彼特拉克、薄伽丘在内的作家诗人开始创作反映城市中产阶级品味的作品，目的在于迎合并教化这些读者。于是，这一群“启蒙”的读者很快便成为文艺复兴的生力军和同盟军。
与市民阶层一道崛起的还有各地的大学。黑死病之前全欧共有30所大学；大瘟疫接近尾声时，其中相当一部分已完全消失。隔离和防疫封锁等举措限制了学生外地求学的机会，本地的大学便应运而生。包括博洛尼亚大学在内，几乎每个主要新兴城市都有自己专属的大学。各地新建的大学一方面削弱了巴黎、剑桥等几大传统教育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学制以及课程改革，授课语言也趋向于用本地方言取代艰深的拉丁文。可见，大学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壮大，打破了沿袭数百年的陈规陋习，解除了基督教神学的桎梏和压迫，通过一场思想大解放使全体民众获得“新生”，便顺理成章成为天下大势之所趋。
正是在这样一种浩浩荡荡的社会洪流之中，面对教会的冥顽不灵和颟顸无能，若干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世的良方——尽管今日看来收效甚微，但这些尝试给世人带来一种崭新的信念，即在理性的思想下，不断探索科学的方法来拯救自己，而不是依靠上帝的救赎。换言之，即倡导人类摆脱神权的主宰、恢复人的主体地位。正如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的诗人彼特拉克所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活在永恒中……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这也可视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最初萌芽。
当然，文艺复兴在佛罗伦萨等城市的萌芽，说到底黑死病只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更深层次的原因乃在于“意大利商人”——以美第奇家族为代表的银行家和资本家协力造就了商业的繁荣与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创造出一个商业社会，进而又催生出世俗的、追求理想生活的市民社会。因此，由中世纪教会所主导的思想观念，再也不符合市民社会的需求。教会的力量逐渐式微，商人逐步取得城市的主导权。他们不仅从事结算买卖、签订合约以及金融保险等商业事务，更热心襄助文学艺术，从而为文艺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于黑死病对欧洲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朱孝远在其专著《欧洲涅槃：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中曾予以深刻评述：“黑死病是欧洲历史的耻辱，因为它暴露了封建政府一切的涣散，当时欧洲的人们除了逃离，几乎没有能力来克服危机……黑死病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它使人们认识到了自己居于危巢之中的本质。”简而言之，黑死病带给人们的启示是：人类的无知和盲从可能导致灭顶之灾；唯有依靠理性自我拯救方能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