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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背吟诗图
明 徐渭
纸本墨笔
纵112.2厘米 横30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画以逸品为上,神能后之。以神为上者,不能得鱼忘筌也。
徐渭(1521-1593年),子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山阴人。山阴,即今天的浙江绍兴,与鲁迅先生算是老乡,也是大才子,在诗歌、戏剧、书画等方面卓有造诣。
徐渭作画,开大写意之先河,算得上一代宗师。所谓大写意,自然是针对小写意而言,大小之分,其实并不符合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因为所谓写意,就是抒发真性情,舒缓胸中不平之意,即常言所说的逸气,就真性情而言,它不存在大小之分,只有合适与否的度而已。倪瓒不可能胡涂乱抹,文征明必然会一丝不苟,徐渭也只有笔墨淋漓,各有千秋,自成一家,这才是真正的写意。勉强区分写意之大小,其实是后人拘束于世间羁绊,不能畅快情怀,只有在理论和形式上多做阐释,慰藉一下不及古人的伤感而已。当然,这行为本身,也算是一种写意,值得后人之后人再做深层次的解读。
菊花(局部)四时花卉图卷
明 徐渭
纸本墨笔
纵29.9厘米 横1081.7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青藤此菊以墨写其意象,用笔刚劲,锋芒外露,显见画家与命运抗争之不屈个性。画中题诗“人如饷酒用花酬,长扫菊花付酒楼。昨日重阳风雨恶,酒中又过一年秋”,可资品味。
既然已经约定俗成,我们姑且以大写意风格来概述徐渭的绘画特色,毕竟其画作笔意纵横,水墨淋漓,情绪宣泄得痛快干脆,画面令人耳目一新,加上徐渭本身的才子光环,自然成了一种风格流派。不过,齐白石说过:学我者死,似我者生。所以虽然齐白石本人非常崇拜徐渭,说:“余心极服之,恨不生三百年前,为诸君磨墨理纸。”但他还是画自己的画,走自己贴近民俗的路数。同样的人还有八大山人、石涛、郑板桥、吴昌硕等绘画大师。这说明削足适履、萧规曹随是没有办法成为艺术大师的,毕竟属于自己的画道才最适合自己走下去。对一般人来说,开创属于自己的道自然有难处,甚至齐白石这样的大画家,到了衰年还要变法,就是因为其发现了自己的道,但需要换双合脚的鞋。与他人不同,对徐渭来说,法因道生,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之所以这么说,其实还是因为他一直光着脚走路。俗语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徐渭能开创大写意先河,奥秘就在于此。
墨葡萄
明 徐渭
纸本
纵166.3厘米 横64.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画算得上大写意绘画的代表作,不仅笔墨酣畅,更重要的是能舍形取影,求其气韵生动,更求其能畅快精神。信笔挥洒,忘乎所以,恰恰是徐渭半生潦倒,却又绝不甘心的写照。自题“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亦才子书,见其灵动和不忿之情。
彼时徐渭因胡宗宪案有些精神失常,最终杀妻自戕,虽然有好友张元忭千方百计地施以援手,但还是得坐一段牢狱。狱中虽然条件艰苦,但毕竟事情尘埃落定,总有一个念想,所以情绪开始稳定下来,是非成败皆是虚幻,不如读书,或者画画。之所以不说学画,是因为徐渭的文化底子好,书法技能高,画又是大写意,不需要在形式上多做考据,所以画画对他来说,是手到擒来,不费力气。比如墨牡丹系列,算得上绘画中的精品。笔墨畅快,情绪充沛,很好地体现了他“富贵非浊,贫贱非清”的文化认识。不过,他又说:“牡丹为富贵花,主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勾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之,虽有生意,终不是此花真面目,盖余本窭人,性与梅竹宜,至荣华富丽,风若马牛,弗相似也。”有理论,有实践,虽然有些自相矛盾,但能信手涂抹,落笔成画,是毫无疑问的。
蟹鱼图
明 徐渭
纸本墨笔
纵28.7厘米 横98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画画对徐渭来说算得上无可奈何的选择,毕竟因为命案官司的缘故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昔日往来无白丁,哪怕是当了入赘女婿,也能与沈炼等好友组成个社团,搞搞诗会,教教书,算是一个文化人。更别说为胡宗宪幕僚时,意气风发,畅快恩仇。现在就是一个囚犯,虽然有好友接济,但总得与茶米油盐醋茶打交道,总得跟贫下中农,包括狱中小吏打交道。遥想当年,大将军周勃入狱,方知狱卒之威;大英雄岳飞,受刑之后,一样受到狱卒欺凌。小小的徐渭,会免除这方面的待遇吗?所以,只有画画才能换钱,打点上下,才能喘口气。徐渭不是冥顽不灵的老顽固,他聪明绝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会为张元忭的礼法讲究而勃然失色,断袖而去,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这类话,这是因为他知道张元忭不会伤害他。面对真能拿刀砍他的人,比如李尚书,他又会委曲求全,请人通融,才能了结恩怨。人事纠纷,自来繁杂如许。有人爱你,有人伤害你,有人说爱你才会伤害你,有人说伤害你就是在爱你,颠倒梦想,莫过于此。徐渭想来深有体会。他一直说为文写诗要有真性情,但是面对胡宗宪,他又让步了,不仅违心为皇帝献瑞,更违心地为严嵩写贺寿文。要知道严嵩可是害死好友沈炼的罪魁祸首啊!如许矛盾人生,若如我等麻木不仁者,自然得过且过。偏偏徐渭是个爱惜羽毛的人,则其痛苦一生就不可避免。科举考试,屡败屡战,是一种执着,也是一种不甘;自杀杀人,装疯卖傻,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绝望。无数爱恨情仇,纠缠在一起,哪能没有不块垒难消的情绪?但是,现实就是一张网,每个人都是网上的一个点,牵一发而动全身,乱动就要承担后果。君子谨言慎行,徐渭做得到,难受;做不到,难过。
以笔墨论,徐渭的螃蟹可谓独占鳌头,盖因其习惯横行故也?
相反,一切情绪都可以无所顾忌,真实地涂抹在纸上。在大狱里服刑的徐渭,还能失去什么?更别说,借助于书画艺术,徐渭还可以把自己的文化认识和胸中块垒付诸艺术形象,不至于抑郁成疾。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他懂得自我陶醉,或者褒义一点,自我调侃。比如他最著名的《墨葡萄》诗,曰:“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置野藤中。”还是那么自信,可惜就是卖不出去。夫子言:“沽之哉!”徐渭大概有所戚戚焉吧!他四十六岁入狱,五十三岁出狱,可谓正是大好年华的时代,结果一切成空,再也没有机会去科举了,为人幕僚也失去了再发展的可能性,再折腾,也不过是“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的人”。幸好还没有失去文人的底线,没有鱼眼混珠,还知道画画不过是为了换口饭吃,不是为了发财致富,更不是要迎合市场,成为金融工具。所以,徐渭的画虽然有那么多的不平之气,但不俗气;虽然强调个性意识,但终归有所归属。他的大写意绘画是有底线的,绝不是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情绪宣泄。
比如他对笔墨的认识,他说:“吴中画多惜墨,谢老用墨颇多,其乡讶之。观场而矮者相附和,十之八九,不知画病不病,不在墨重与轻,在生动与不生动耳。”又说:“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且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徐渭《题画梅》)”东风就是生机。所以,在徐渭看来,笔墨之重除了作为勾勒皴法之外,更应该是一种笔致神韵的变化,形而上说就是一种审美意识的建立。这是艺术意识的自觉,更是艺术精神的独立,也是徐渭所以能开绘画大写意先河的基础。那这种审美意识建立在何处呢?他说“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也就是说,虽然很多小事上看似放荡不羁,但在原则问题上,涉及“义”的底线,关乎个人品性清浊处,他会坚持自己。
所以,大写意终归还是要写出来,而不是描出来,做出来。“写”才是中国绘画笔墨审美的基础。舍此就谈不上中国画。“中国画至今能守恒不替,在发展前进中仍保存着国画的本体特色,那么重‘写’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陈玉圃《山水画理》)“写”就是泻,引申为散。蔡邕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其实就是强调作为审美意义的“写”的作用。所以,徐渭以率真之情,纵横笔墨,舍形而悦影,故其笔下情怀若江河自然泛滥,溢出笔端,绝不奇怪。大多数人视之为奇,乃至以“无一不奇”来形容徐渭文字书画,这是习气作怪。人因为习惯了雾霾,会视晴空万里为咄咄怪事。比如,很多人想学大写意,以为信手涂抹,怪叫连连,饮酒长歌,高喊时不我与,就算是徐渭第二,类似于新水墨实验等等,看似艺术感十足,其实忸怩做作,令人作呕。徐渭说这类人是“鸟人”,他说:“鸟有学人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而性则鸟也。”当然,他说的很含蓄,不像我总结得这么刻薄,毕竟他是大才子,我没办法说得更好,只能简而化之了。徐渭知道了,最多说我是个不解徐渭之深,爱吹毛求疵的苛刻之徒而已。
文学家袁宏道是徐渭的隔代知己,他没有苛刻之徒的浅薄,写了一篇《徐文长传》,算是为徐渭身后之名开了一个好头。可惜他注重的还是“奇”。虽然徐渭的才华横溢,锋芒毕露,文字书画无一不奇,作为性灵说的推崇者,袁宏道从这个角度肯定徐渭、推崇徐渭的文艺成就,并不奇怪,但是,作为文化爱好者,我们应该有一个大原则:好奇务新,不惟诗之病,亦文之病、人之病。故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也。”(《论语·里仁篇》)我们评价一个人,往往更能从其过失处得其本来面目。比如宋徽宗,我们若只观其艺术,则不失一浪漫情怀的才子,然而他却是皇帝,他的过失令天下生灵涂炭,斯文丧尽。后人罔顾其失,而赞美其绘画天赋,其愚顽不明,真是可悯可叹。又如阮元,作为藏书大家,兴建许多藏书楼,于金石书画亦多有贡献,若仅于此,则不失一儒家风流人物。然其为两广总督期间,外夷欺凌,阮氏懦弱无能,退避让利,为费正清辈有所不齿(费正清《中国:传承与变迁》)。我们当然承认写作或者画画都离不开真性情,甚至也认为真性情是艺术发轫的起点。徐渭说:“人生坠地,便为情使。”又说:“古人之诗本乎情。”但无论真性情如何借助艺术形式得到多大程度的表现,文艺作品本身的价值观还是要“一归于正”的。若能“一归于正,复得其大矣!”(徐渭《答许口北》)
墨竹图
明 徐渭
纸本墨笔
美国华盛顿博物馆藏
此徐渭得意之作,用笔如飞如动,墨法淹润自然,得挟风带雨之势,世所谓“一笔画”者即此也。图右贴边自题曰“枝枝叶叶自成排,嫩嫩枯枯向上裁。信手扫来非着意,是晴是雨恁人猜。”此诗意境可与云林“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是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为麻、为芦,仆不能辨为竹,真没奈览者何”的观点参看。
也就是说,真性情固然可以在艺术领域将画家的才华展现无遗,但现实不可以绝对理想化,最终还是要归于正道才是至理。总是有许多的羁绊让人生更加丰富多彩,甚至,恰恰因为这些羁绊让我们的人性更加圆融无碍。韩退之有诗曰:“我宁屈曲自世间,安能随汝巢神仙。”艺术终究要为生活服务,若果真形而上至现实之上,往往就会失去价值和意义。所以,韩愈宁可在世间摸爬滚打,也不肯谄媚神仙,面对人生中的种种不幸,却依旧对世间充满眷恋和爱意。义之所在,虽万死不辞。韩愈为文处世,何尝不是大才华,真性情!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徐渭的了不起,就在于他总是跌倒之后,还能爬起来,爬起来之后还能充满激情地去奋斗,去拼搏。要不,一个既老且穷的书生,一无所有,还能跑到边塞宣化府去做文书?归根结底,就是不死心,他是真心想做出点画家之外的功绩来,但终究还是止于一个画家。真情付出,得到的却不是自己所期望得到的,这大概就是徐渭一生的悲剧所在。
竹石图轴
明 徐渭
纸本设色
纵122厘米 横38厘米
广东省博物馆藏
此图写两竹,墨色淋漓,枝叶湿润灵动,风雨之意得矣!更以阔笔湿墨写石,笔法狂放不羁,当为徐渭杰作。画上自题曰“纸畔濡毫不敢浓,窗前欲肖碧玲珑,两竿梢上无多叶,何自风波满太空”诗情画意,发入深思。
或有人说,徐渭也是著名的军事家。这就过于现实了,胡宗宪坐拥数省之兵,又有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为辅,平定倭寇是迟早的事情,怎么可以将功劳都归之于作为幕僚的徐渭呢?倘使徐渭果然智如孔明,首先要做的应该是独善其身,或者至少引导胡宗宪远离祸端吧?而且,仅就绘画而言,我们会发现徐渭的山水画、人物画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这是为什么呢?绘画毕竟是造型艺术,完全脱离形式不可能也不可取,山水画需要了解太多专业技法,人物画需要形似,这都不是徐渭一个半路出家的画家所能掌握的。一如科举八股文,徐渭怎么写都不能中举,不是他的文采不好,更不是他的见地不高,而是他不适合写这类的文字。人有所长,尺有所短,徐渭肯定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只是身世遭遇实在可怜,后人往往就故意忽略了他的缺点,将其完美化,乃至爱屋及乌,矮人观场,真是既可怜又可叹。
水墨牡丹图轴
明 徐渭
纸本墨笔
纵109.2厘米 横33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时光荏苒,几百年也如白马过隙。我们现在议论徐渭,其实与徐渭没有半点关系,大多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演绎解析,我肯定也不例外。比如我就对徐渭解读《中庸》的一些观点不以为然,甚至觉得他有时候功利心过于严重,乃至于纠缠在滚滚红尘中,痛苦不堪。虽然陶渊明也过着“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的生活,但对于此生的遇或不遇,全然采取一种我的生活我做主的态度,“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自古士穷乃见节义,身前饥寒,声名身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灌园蓬庐,自然能陶然自得。纠缠红尘,自然要摸爬滚打。后人羡之怨之,其实都不是人生本色。
是不是本色,重要吗?不重要吗?徐渭说:“君莫猜,墨色淋漓雨拨开。”(徐渭《题漱老谑墨》)
笔墨淋漓,气韵爽快,正是徐渭性情奔放、生命力旺盛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