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很多传世的官窑看上去跟新出窑炉似得，光亮如新。
特别是在还未入门的外行人眼里，它与新瓷没有什么区别，和高仿品放在一起，外行人更是无法区分。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传世的官窑器自它诞生这一刻起就受到人们的宠爱，倍加呵护，或陈设在玻璃橱内，或置放在锦盒中，偶尔开启观赏也是小心翼翼，故除了岁月的自然氧化形成的肥厚包浆外，与新器少有区别。
这样保存下来的官窑器才是瓷中珍品，是宝贝。
但也恰恰是这些官窑佳器会不被人们看好，总以为它是新的，晶亮的釉面，毫无瑕疵的器身，仿佛刚出窑炉似的亮丽。
佳士得、苏富比、邦翰斯等国际大拍公司上拍的中国历代官窑瓷器大多属这一类。
只有极少量是残破件。这又佐证了“旧器如新才是宝”的观念。
很多人都说古陶瓷水深，难玩，以上现象也是个主要的原因。
清朝官窑瓷器鉴赏要点·整个清代官窑瓷首推康熙，以康、雍、乾三代为佳，但清三代官窑瓷器价格昂贵，对资金需求很高。
专家建议也能够挑选清晚期官窑，嘉庆、道光等时期的产物中也不乏精品。
大家耳熟能详的清代官窑瓷器通常均署“大清××年制”、“××年制”或“××御制”等朝代款，但在清末光绪的景德镇官窑青花瓷器中，也呈现过慈禧太后专用瓷器“体和殿制”款青花瓷，价值较高。“仍是要以稀缺性为准则。”
首先看外型，包含线条的收放、形状等。
康熙时期的外型，健康挺立；
雍正时期外型秀气柔软；
乾隆时期外型、工艺杂乱。
康熙时期有本人共同个性的，比方双陆尊等，是康熙时期独有的。
整体来看，雍正、乾隆时期外型立异达几十种，乾隆之后外型就没有大的立异了，根本连续前期的外型种类和个性。
第二，胎釉彩。
康熙时期特点是“紧皮亮釉”，釉面紧绷在胎体上，胎很健康，断口像贝壳相同硬，断面像糯米糕的切面相同细，蓝彩透彻亮丽。
雍正时期的胎最白，含杂质最少。
乾隆时期胎体皎白细腻，瓷质坚密，胎壁比雍正青花略厚。
釉面匀净，多数是青白釉，少数为粉白釉，光泽莹润。
第三，纹饰。纹饰与其时的社会习俗和皇帝的审美情味紧密联系在一起。
比方，康熙时期，山水人物故事、“刀马人”较多，表现古代战争场面、战马嘶鸣的大场面较多，而康熙后期社会现已安靖下来，则有耕织图等。
雍正时期已根本没有“刀马人”纹饰，花卉、花鸟较为盛行，考究俊美，规划也愈加合理。
乾隆时期纹饰杂乱，点缀烦琐，受西洋的影响较为显着，比方有西方妇孺、儿童画等等。
第四，款识。
官窑款多六字、四字的，比方“大清康熙年制”、“乾隆年制”等。
从字体上看，康熙时期多楷书款，雍正时期楷书、篆书偏重，乾隆时期重篆书，嘉庆、道光时期多篆书，咸丰以后又开端注重楷书。
从笔画上看，康熙时期笔画有力，而雍正则显得整齐标准。
往往正官窑佳器与顶级的高仿品在外行人眼里只是一丝之差，他们稍一不慎就滑入高仿品的泥沼中。
因而，大多数人不敢碰精、尖、稀的顶级官窑佳器，宁求残破旧的普品，如果没有多年积累的鉴瓷经验确难以区分。
特别是不在一线现场经常花钱实战的人都免不了落入陷阱。
高科技手段的日新月异，高仿技术的不断深化，那些本来尚有一定鉴赏眼力的“专家，行家”一旦脱离一段时间在市场的历练，也免不掉会走眼。
由此，迫使那些大拍公司更多地信传承有序的路子，这实在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流传下来的官窑佳器中也确有一部分旧气明显，伤痕累累，破损残缺的，这往往是拥有者不识其珍，随意放置使用造成的，而很多眼拙的人只认这些东西，也难怪。
主要是很少见到如新的官窑，更谈不上上手了。
偶而见到，当成新器擦肩而过。
眼睛只停留在残旧或满身伤痕的普品上，越不出这个圈子。
有的索性采用简单的思维方式：相信科学的检测结论。
最早用的是炭14，现在大多采用热摄光测定。其实，很多藏友并不太自信，曾经有一位藏藏友将同一件晚清的民窑器敲碎，送两家权威单位测试，结果竟然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其间竟相差近百年。
这民窑器充其量也只有100多年，说明这所谓的科学测试仍掌握在人的手里，靠人的眼力分析得出数据。
到目前为止，对古陶瓷的准确断代最精准的还是靠经验，靠长期与市场接轨中练就的眼力。
为什么玩古之圈会流传这样的说法“专家不如行家，行家不如玩家，玩家不如藏家”。
这就是强调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事实上，在我们的著名专家中也有几位长期与市场挂钩的，也就是长期在实战中历练的，如自己有过收藏、开过古玩店、经过真假辨别的压力等等。
一些藏家都有自己的古玩店，翻滚在商海的浪潮中，眼力自然高深。
但绝不能推理出凡开古玩店的眼力一定好，有的古玩店老板大字不识一箩，有的涉足此行不足几个月，也照样斗胆开张，将古玩当儿戏，不在此例。
曲高和寡，这是在任何一行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越顶级的官窑器识的人越少。
所以，眼力越高的人会越感到孤独，藏品档次越顶级的人，会越遭到外行的讥讽。
瓷坛泰斗耿宝昌先生，曾在故宫博物院被人长期冷落过，很多人都喊他“耿师父”，将他像杂工一样来回使唤，直到他惊世骇俗的巨著《明清瓷器鉴定》问世后，人们才刮目相看。
他的老师孙瀛洲先生也曾很长一段时间遭嗤笑，说哪有那么多漏好捡，大家都说不对的，专家也说不对的，他却还去摆弄，真有些过于自信。
但他坚信自己的认知“大家说不对的，专家说不对的，我才有机会”。
正是这种信念才造就了一代收藏大家，最后将三千多件官窑器捐给了国家。
他捐的三千多件古陶瓷中有二十几件是国家一级文物，且大多是“如新的官窑”，这就是他独特的眼力。
识官窑器难，识如新的官窑器更难!
有志于古陶瓷研究的同好们，要想练就一副火眼金睛，必须毅然跳入市场之海的浪潮中，否则，眼力永远到不了那个高度!
说白了，正官窑器和所谓的高仿品在外行人眼里，辨不出差别，在真正有眼力的收藏家眼里，是有天壤之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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