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孩子刚上学就要从汉语拼音开始，之后才能一步步的学习汉字。然而，在汉语拼音改革的过程中，斯大林曾经建议中国使用俄文字母。
今天，我们遇到不认识的字，大多查字典，根据汉语拼音，就知道这个字读啥了。但是，古代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那时没有汉语拼音。如果要知道这个字咋读，就要反切的方式拼读。
什么是反切呢？基本规则是用两个汉字相拼给一个字注音，切上字取声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举个例子，比如“孝”字，就是用“呼教”，快读，就拼成了一个字“孝”。这种记录文字读音的方法，最早在汉朝，历经多个朝代，虽然期间也有变化，但是反切标识汉字的读音，一只是社会主流。
如果能够熟练的运营反切，需要先认识一些字，就如上面的例子。如果想知道“孝”字的读音，首先你要认识呼字，教字，这两个字如果你不认识，根本无法知道“孝”字咋读。
所以，这种方法非常不便利，人们就开始探索，能不能用简单的字母来记录汉字读音。
如何为汉字注音，中国人一直在会尝试各种办法。
明清时期，意大利人利玛窦和罗明坚编的《葡汉辞典》中，率先使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 1626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1847年英国驻中国外交官密迪乐等也先后编制了汉字拼音方案，各具特色。其中大多数拼写的都是南京官话，而在清朝中期后，北京话成为官话，这些方案也即失去作用。
结合以上成果，英国人威妥玛在1886年创制了较为完备的“威氏拼音”，准确记录了北京官话口语。此后在邮政电信、海外图书馆中文藏书编目、外交护照上的中文人名等处，都长期使用“威氏拼音”，成为汉字的统一标注方案。很多“威氏拼音”的拼法沿用至今，如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茅台Moutai等。
此后，中国学者，比如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林语堂、瞿秋白等等都纷纷研究汉字注音问题。
当时，有这样一种倾向，人们认为汉字太难写，很多学了汉字三四年的人，还不能流利的读完一本书，建议取消汉字，而用拉丁字母拼读，就如今天的英语一样，很容易学习。1935年12月，蔡元培、柳亚子、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联名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民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
但是，国人强烈反对，认为汉字是中国的文化精髓，绝对不能扔，应该继续使用汉字，而不是字母。那么，当时的国人就开始琢磨着，用那种方式记录汉字注音。
当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首领的斯大林曾说，汉字太难认，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后来，斯大林对郭沫若说：“我们苏联的儿童，只要学习三个礼拜，学会了俄文字母和拼音法，就能够看书，你们的情形怎样？”郭沫若回答道：“我们不行。往往学了三年还不能够看书呢。汉字学起来的确是有困难的。”
用什么字母做汉字拼音呢？斯大林建议用俄文字母，也就是现在的斯拉夫语系。他的理由是，社会阵营在扩大，应该同苏联结为“文字同盟”，改成俄文字母，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斯拉夫字母化”。这样便于社会主义阵营相互之间沟通，不应该用拉丁字母。
根据当时的情况，应用拉丁字母的人要比使用俄文字母的人多出很多，国人对于斯大林的建议，很不赞同。1953年，斯大林死去，中国决定使用拉丁字母设计的拼音方案。
此时，被誉为中国“汉语拼音之父”的周周有光出版了《汉语拼音方案》，明确提出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对于“汉语拼音之父”的这个称谓，周有光是不爱听的，他人自己是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汉语拼音方案的。因为在1949年前，已有“威氏拼音”“国语罗马字”等多套成熟的拉丁字母注音法可供借鉴。
1958年，国家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一直使用至今。 【参考资料：《汉语拼音方案》、北京晚报《周有光为何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每日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