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的一天晚上，我跟朋友走进了一家位于涩谷地下的居酒屋。我们俩都不会日语，但是有一个英文很好的女服务员盈盈笑着走过来，递给我们热的毛巾和碗筷。
她看着我跟朋友黝黑的皮肤，东亚人的面孔，和简单的背心短裤的打扮，好奇地问我们来自哪里。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但是都是两三个月前从美国大学毕业回国的。
“我曾经住在湾区，”在知道我们都在美国居住过之后，她激动地说，“但是我并不喜欢那里，一切都离得太远了。东京很热闹，房子都挨着……”
我们离开的时候，她跑出来，递给了我一本涩谷旅游地图：“你看，这上面好玩的地方我都给你圈出来了。”
这个胖胖的日本女孩笑着跟我们道别，我感激地对她挥了挥手。
有了各种方便的手机应用，那本纸质地图其实根本派不上用场，然而它让我感觉到一丝温暖——仿佛我们是有了什么特别的联系一般。
我与东京摄影师Ken的相遇也是如此：有些凑巧，也有些特别。我与他素未谋面，几个月前在instagram上偶然看到他拍的照片，觉得很对我的味儿，于是私信去打了个招呼，说要是在东京的话，咱们见个面吧。他的英文不是很好，但是他说：sure。
在与他见面之前，我其实并不知道如何跟日本人打交道。日本文化对我来说很陌生。。就像一场面试，我没有准备，面试官也没有。
跟Ken约好了在涩谷相见，我看过他的照片，所以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而在我认出他的同时，他也认出了我。我们相视一笑。正在我思考要不要鞠躬的时候，Ken伸出手来：“Hi, nice to meet you. I'm Ken."
啊，原来是这样。我也笑了。握住了他的手：“Hi,I'm Gogo."
Ken说，每次拍照之前他都会跟模特一起去快时尚店卖一些衣服。以前我在费城的时候有些摄影师也会这样做，只是他们之后都会把这些衣服退回去。我们在HM里待了半个小时，选出了一件黑色拉链短袖，一件黄色棉质衬衫，一条牛仔裙，一双黑色帆布鞋，和一包袜子。他和我的朋友王想想就等在更衣室外，我每换一套，就会出来给他们看看，让他们评判。
买完了衣服，我们走出商店，沿着一条上坡行走。
你平时除了摄影，还干嘛呢?我用英文问。
嗯?什么?他有些听不懂。
我用手指了指身边快步走过的西装男：你上班吗?穿西装，坐在办公室里吗?
他弯下腰来听。听懂了。
啊!No,No,No。他说：我不喜欢西装。我不在办公室里工作。除了摄影，我还是个DJ。
哇!我说，那你告诉我你都听什么吧。
EDM。他笑笑。
那你在东京都去哪里买碟啊。我继续问。
买碟?
Vinyl。我说，比了一个大圆。黑胶，CD，音乐。
噢!他说，来，我带你来一个地方。
现在?
对，这里。他没有看我，拐角走上了一个完全不起眼的山坡。
我跟着他走上去，他继续拐上了一个铁楼梯。
这里，是我最爱来的唱片店。他说。
穿过贴满海报的楼道，我们推开门，进入一间狭小的房间。房间里整齐地摆满了黑胶唱片，从100日元到很贵的经典款，应有尽有。虽然我们一行三人同时进入唱片店，却没有人抬头来看。店内放着很实验电子音乐，只有beats，没有旋律和歌词。
我们在“日本音乐”一栏停住。他忽然说：等一下。然后往后退了两步，拿出了相机。
我低下头，看着手上的唱片。
咔嚓。
Daft Punk。他走过来：我最喜欢的音乐人。
啊，我最喜欢他们的“Touch”。我说。
Touch?他脸上又浮现出迷惑。Touch。哦!Touch。
我笑了，我们的英文对话，有的时候就如E.T.中和外星人的对话一般。
在跟Ken相处的两个小时中，我们走遍了涩谷的大街小巷，他看到了什么，便会让我停下来，拍照。Ken挑选的地方都十分美国：古董车，霓虹灯，天台……他没有选择日式的街道，也没有让日本文字进入图片。他说，他26岁，并不想一直住在东京。他想要去纽约。
Ken的英文名字来自《街霸》，那个金发肌肉男。他最爱的电影是《猜火车》，而他也等不及《猜火车2》的上映了。我笑着说，你真的是日本人吗，你是美国人吧。
Ken的背包来自NorthFace，上面缠着Alexander Wang的黑白围巾。他说他不喜欢Onitsuka Tiger，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在穿。我指着他系在背包上的围巾说：这个牌子，昂，全世界人也在穿。
他回过头来：没有吧!
有!我说：Alexander Wang，好多人都穿。
至少在日本不这样啊。他惊讶地说：日本没有很多人穿。
我对Ken说：我跟你，十分钟之前还不认识，现在就可以在一起拍照，谈论喜欢的音乐和电影，去看唱片店。虽然语言不太通，但是却感觉并没有隔阂。也许这个世界就是慢慢，会融为一体，被揉成一个球，我们每个人，都独特得差不多。
说了这么一大段，他似乎听懂了，也似乎没有听懂。但是没有关系，这可以是一个对话，也可以是一个自白。
几天后，Ken给我用facebook发来图片的时候，我正坐在东京涉谷的一家布鲁克林风格的咖啡馆二楼打着字。咖啡馆里放着的是纽约快时尚商店会放着的那种音乐。快节奏，美式，雷鬼，说唱。让你并不想要停下来，深呼吸。我看着路上快速行走的人群，他们与北京的年轻人并无大差别。
我激动地打开文件夹，一张一张地看着，几乎每一张我都很喜欢。
太棒了，我说。下次来北京吧，我带你去胡同里拍照。
Sure!他在电脑那头说。
我下载完照片，关上这个叫做“Gogo”的文件夹，往窗外望去。
路上有闯红灯的，看上去生无可恋的青年，正如我们在黑胶唱片店里的那些，瘦削的身体撑起来一件古着夏威夷衬衫，顶着啃呢个花了很多时间打理的泡面头。
也有粉色头发，穿着黑丝的眼镜女青年，抱着一只大箱子，在往工作的店走去。可能是早上要开店，她的步伐很快。但是箱子又很重，她便摇摇晃晃地向前挪动，像一只企鹅。
人们的服装与中国人大同小异。家庭主妇穿着套头衫，棉毛外套，过膝半裙，拿着书，推着婴儿车，在咖啡馆里小聚。
我托着腮看着外面，咬着塑料咖啡杯里的塑料吸管儿，觉得东京跟北京上海并无太大区别。人们还是生活在一个体制内，上班族脸上写着可以看得见的压抑感。能够反抗的青年用时装和音乐来表现自己，大量接触西方亚文化并且将其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我忽然想到十几年前，我那个使劲儿想要跟外界发生联系，交我身边学校小圈子以外的朋友的时间段。初中我就注册了youtube，myspace，还猎奇地注册了各种外国婚恋网站和小游戏网站，就是为了跟在地球另一侧的同龄人连接。我不满于我当时的生活，觉得不被人所理解，想要跨过大洋去找到自己的群体。然而那个时候我认识的人，却都没有跟我保持长时间的联系。我们的相处方式生硬而突兀，我只是一个外界信息的淘金者罢了。
然而在十年后，交外国朋友却可以偶然但是自然。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个人的成长还是时代的变换，也许两者都有。
上学的时候，我其实对于生活并没有那么多的掌控，但是一旦走出高中，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城市居住，学习和工作，就跟另一个大城市的年轻人能够很快产生共鸣。我们喝一样的连锁咖啡，听一样的音乐，甚至用一样的相机镜头。我找到他，他找到我，也可以只是通过非常直观的图片，立马就能够断定：啊，这是我几千公里以外的同类。
石康曾经在《心碎你好》里面描述过一种生活的感觉：“一切似乎是缓慢的，静止的，可忽然间，你会发现，你已经被这个时代，或者说，被那该死环境裹挟着一日千里。” 就是在这我都感觉不到其波澜的季节更替中，建立一种自然的跨国友谊却并不是难事了。我在中国，和Ken在日本大城市的生活并无太大差异，而我们接受的信息也无大差异。我去约他出来拍个照，连害羞这一点都省了。
而当我闭上眼，我，与身边这些，楼下那些日本年轻人之间的界限也消失了。我从纽约回来，Ken梦想去纽约。我们都还没有被社会定性，也不知道下面将要发生什么。我们被时代推着往前，接受变化并寻找同类。正如石康所写：“在听天由命中抱一点侥幸心理，打完一局，要是成功，就会高兴，反之，就会很不痛快，但希望常在，下一局在片刻间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