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测珠峰」
身处珠峰大本营
傍晚时分起风了，到处都是帐篷被风刮动的声音。珠峰顶部似乎也起风了，一缕凝结的水汽像冰冻的烟雾随着风势从山顶向水平方向飘动。残余的夕阳向珠峰金字塔形的顶峰围拢过去，银色的冰雪和暗灰色的岩石都消失了，只有金色挂在尖部。山峰巍然耸立，傲视着周围的山脊。
我的反应有些迟钝，只觉得周围的风越来越大。过去的两周里，我一直憧憬着这一刻的到来。然而现在，当我真正站在这里，站在珠穆朗玛峰脚下的大本营看到传说中的“珠峰金顶”时，却提不起一点劲儿来感慨抒怀。我的血氧饱和度最低时只有65%，大脑只能得到极少的氧气，在高原反应的作用下，除了明显的头痛、寒冷和疲惫，我什么也感受不到。
虽然从拉萨到珠峰大本营只有600公里的车程，但因为两地有着1600米的海拔高差，这一路并不轻松。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氧气含量相当于海平面的一半。为了适应不断升高的海拔高度，人体在许多方面都要做出调整，呼吸加速、血液pH值改变、输送氧气的红细胞数量激增，这一转变通常需要数个星期才能完成。而我在到达拉萨两天后就出发上路了，跟随中国登山队的后勤团队，前往大本营。
自1953年5月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和夏尔巴登山家丹增·诺盖代表人类从南坡成功攀登珠峰以来，全球登顶珠峰人数已逾7600人。珠峰就像一个大舞台，60多年来在这里上演了无数责任、自负、理智、欲望、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剧情。有的人从这个世界最高的舞台上完美谢幕，得到鲜花、掌声和荣誉，而有的人至今还留在这个寒冷的舞台上，留给人们无尽的悲伤和缅怀。
每年4月初到5月底，是珠峰登顶的最佳时机，这期间珠峰大本营就像一个国际村，里面会驻扎着来自全世界的登山好手，五颜六色的帐篷散落在这片谷地里。不过今年受疫情影响，尼泊尔政府关闭了珠峰南坡，地处西藏的珠峰北坡大本营也暂缓接待外国登山团队。此次的后勤主管阿律告诉我，往年都会有十几到二十几支外国登山队，整个山谷都会搭满帐篷，俄罗斯团队的西餐好吃，美国团队会在帐篷里设酒吧，而今年只有中国的队伍驻扎在这里。
他们4月3日到达，用了20天完成建营。之后，中国登山队和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组成的珠峰测量登山队将从这里出发，登顶珠峰，在顶峰展开珠峰高程测量工作，并最终由中国与尼泊尔双方共同宣布珠峰永久高度。
第一夜
尽管我一再赶路，依然没有赶上此次中国登山队的大部队。当我4月23日到达大本营的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在大本营的适应，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山上拉练。不过大本营依旧热闹。
中国登山队营地旁边，是今年唯一一支国内商业登山队的营地。按照计划，他们将在中国登山队完成攀登任务后准备冲顶，现在他们刚刚开始为期将近一个月的各类适应性训练。
大本营从来不乏梦想者，从16岁的河北小姑娘，到拥有200多万粉丝的抖音网红，再到大公司老板和完成过无氧攀登的高手，每位队员458848元的报名费用，带来的是极其完备的设施，独立帐篷、电热毯，巨大的娱乐帐里从按摩椅到桌上足球和投影仪一应俱全。就在商业登山队的队员们抵达大本营开始适应的时候，大量的高山协作和高山向导已经前往分布在海拔5800米至8300米的珠峰各个传统营地，进行修路、运输和建营，为队员们提前准备好帐篷和食物。客人到达时，甚至可以在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点菜，大本营会将菜做成半成品，派4名协作以“人肉外卖”的方式通过两天路程背到6500米前进营地。
尽管大本营设备齐全，但在这漫长的一天行将结束之际，我还没有对这里的夜晚形成概念。晚上8点左右，太阳落山，气温随即降到了冰点以下，人们并不愿意早早钻进寒冷的帐篷里。戴着毛线帽子，裹着羽绒服，在我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羽绒睡袋里，我依然感到极寒。
深夜，帐篷里的温度降到了接近零下十几摄氏度，加之高原反应，不仅剧烈的头痛折磨着我，不时还会因呼吸困难而惊醒，一夜无眠。不过似乎谁都没有睡着，深夜，除了风刮在帐篷上的声音，周围尽是脚步声，帐篷的拉链声，烟味，以及咳嗽和难受到哀号的声音。第二天，早晨8点半，阳光还没有射入大本营所在的山谷，便已经传来了藏传佛教的诵经，鸟叫、雪鸡打鸣，以及牦牛的铃铛声，睁开眼，睡袋上是一层霜。
说实话我在来大本营前，并不知道这次中国登山队的主力队员都是谁。珠峰已经12年没有过国家性质的攀登活动了，人们对“登山英雄”这个概念越来越模糊。46岁的次落是本次登山队队长，留守在大本营。1998年中国与斯洛伐克联合攀登珠峰，次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登顶珠峰的在校大学生。此后他几乎参加了之后中国登山队所有重大攀登活动，并分别在2007年和2008年再度登顶珠峰。
常年的职业登山运动使人平和。次落身上就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沉稳和敏感的气质，尽管他话不多，大部分时间坐在指挥帐里，但大本营发生的所有事情似乎都在他的掌控中。他会关心刚从拉萨来到大本营的记者的高反程度，也会注意大本营发电机的使用情况。不过在这份平静背后，有一件更棘手的事情。由于疫情的影响，从尼泊尔进口的一批登山氧气瓶被扣在了边境。氧气瓶进不来，中国登山队就很有可能在拉练结束后只能原地待命，进而错过第一个登顶的窗口期。于是在队员们上山拉练的过程中，次落正在紧张地协调氧气瓶问题。
我在大本营的前三天基本上都在与高反搏斗，白天守着一座空空的营地，晚上蜷缩在帐篷里，整夜思索着是否要重新穿好衣服走出帐篷上厕所。为了保持一定程度的清醒，一天两顿止痛药，没有断过。不过很快，看似安静的大本营就被躁动打破了。4月26日，我到大本营的第四天，中国登山队终于结束拉练，从山上回到了大本营。
6500前进营地
队伍下山了。准备的甜茶没人喝，可乐被抢光了。下山第一顿晚饭的气氛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轻松，大家相对沉默。
实际上与以往的历次中国登山队不同，这次的队伍并不完全是由经验丰富的“老鸟”组成的。4名中国登山队队员，带领自然资源部一大队10名队员、2名西藏登山队员，外加5名来自圣山探险公司的向导和10名高山协作，共同组成了本次“珠峰测量登山队”。
于是中国登山队队员们就肩负起了重要责任，除了守在大本营的次落，还有与次落年纪相当的46岁的李富庆、35岁的袁复栋，以及27岁的蔡卿。2002年李富庆从青海省田径队退役后进入中国登山队，4年后，中国地质大学的本科生袁复栋因田径成绩好进入北京奥运火炬接力珠峰传递登山队，并与次落、李富庆一同登顶珠峰。那时正在四川汶川上初中的蔡卿在电视机前看了火炬传递直播，留下深刻印象，而他进入中国登山队，则要等10年后了。
在大本营的第一顿晚饭，寡言的李富庆坐在角落，年轻的蔡卿唱着山歌，坐在测绘队员中间的袁复栋努力地开着玩笑，为大家放松。作为中国登山队中坚力量的袁复栋本次担任攀登队长，即在山上的主要负责人。
位于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向来是此次上山拉练的重点，是登山队在珠峰仅次于大本营的家。从大本营向前，走过布满碎石的山谷，再穿越万年的东绒布冰川，看到一片大自然雕刻出来的奇形怪状的冰塔林，之后就会到达坐落于一片斜坡之上的前进营地。这里是东绒布冰川的末端。
不过前进营地更负盛名的原因来自它的另一个外号——“魔鬼营地”，因为它处于群山环抱的窝谷地带，空气流通不畅，包括袁复栋在内，即便多次登顶珠峰的职业登山者和高山向导，也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高原反应。“那是一种一下子就虚脱的感觉，一步都不想走，不管身上背的东西多少，都会觉得肩膀无比沉重，没走两步就想坐下来休息。在山上，每次海拔的升高都是极其困难的。”袁复栋说。
无论什么样的人，在前进营地都会睡不好，头痛、恶心、呕吐。前进营地就是训练低氧耐受性的第一关。“在前进营地因高原反应产生心理恐惧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在海拔6500米因严重高反而开始自我质疑，那之后的几千米海拔肯定无法走完，想到的只有下撤。”为了平静队员们的心态，袁复栋每晚都安排向导凌晨2点钟去每个测绘队员的帐篷确认情况，每天早饭时再清点队员。
在他们此次11天的拉练行程中，9天住在前进营地。袁复栋、李富庆和蔡卿与并不熟悉的测绘队员们朝夕相处。不过单调的营地生活并不轻松，在帐篷里终日四目相对，任何轻松的话题都会被聊尽，剩下的就只有沉默了。
在前进营地住了三晚后，他们决定出发再次向上攀登，进行高海拔适应性训练，以促进血液循环，主动缓解高原反应。
“大风口”
徒步一小时，便到达了珠峰海拔6600米的雪线，告别最后一抹灰色——从这里开始，他们将生活在荒凉单调的白色世界了。攀登者们换上冰爪，开始在冰雪混合的北坳路面攀登，最陡的地方有一段长达几十米的冰壁。
海拔7028米的北坳营地是这段冰雪路段的结尾，在营地休整一晚后，他们继续向上。从这里走到下一个海拔7790米的二号营地，有段锯齿状的山脊雪坡看似平缓，并不需要考验太多攀登技术，但随着海拔越来越高，氧气减少。这段路之所以被称为攀登珠峰最困难的地方之一，正是因为这山脊地势。尽管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却完全暴露毫无遮挡，这里因风大而得名“大风口”。“那种刺骨的寒冷，感觉穿再厚的衣服，风都会无孔不入钻进身体，因此在‘大风口’绝不能停留太久，很容易失温。”
今年当他们走到这里，并没有遇到大风，但是温度骤降。在山脊上缓慢攀登的过程中，袁复栋发现温度接近零下20摄氏度，很多队员开始出现手冷脚冷的情况，于是到达海拔7400米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重要选择：他停下了队伍，决定下撤。
晚饭过后，大本营下起了大雪，灰色的山谷瞬间变成了白色，雪花敲击帐篷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不一会儿，厚厚的雪就堆积在每个登山队员的帐篷上。我在大本营的第四天就这样结束了，又将是难熬的一夜。
按照原本的拉练计划，他们应该穿过“大风口”抵达海拔7790米的二号营地适应，再下撤至6500前进营地休整一夜，然后回到大本营结束本次拉练。等再从大本营出发时，就是为了最后的攻顶了。
临时的下撤决定多少打乱了之前的计划。“在高海拔环境下，几百米的海拔变化都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高原反应，更何况这些测绘队员并没有8000米以上的高海拔攀登经验。”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后来对我分析说，这缺失的几百米海拔适应，确实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
我是在4月29日从大本营回到拉萨后遇到王勇峰的，当时他刚从北京到拉萨，准备前往大本营指挥最后的攻顶行动。他说，这次拉练中突然的下撤决定，使他更倾向在最后攻顶阶段，除了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以外，可能只允许一两名测绘队员共同登顶。
王勇峰的考虑是：本次行动与通常的商业登山不一样，不仅需要攻顶，还要在顶峰进行长达45分钟的测量任务，重力仪、雪深仪、雷达、气象卫星接收机等，各类测量仪器每台将近10公斤，攻顶的每名队员都需要承担背负任务，如果其中一名测绘队员因为身体情况不好，在攻顶过程中需要下撤，就意味着另一名攻顶队员必须陪同一起下撤，两人的仪器都要卸下来，这也就是说，剩下的攻顶队员一下子需要多背负两台10公斤的仪器。不过远在大本营的队员们那时还不知道王勇峰的担忧。
12年后再次攻顶
4月28日，我在大本营的第五天，氧气瓶终于从边境运到了大本营，紧张的气氛消失了。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天气好转，这样登山队还能顺利赶上攻顶周期。次落决定，让队员们从大本营下撤，到定日县的协格尔休整放松两天。这明显是种鼓舞全队士气的淳朴招数，因为这将会是队员们两周以来洗的第一个澡。
下山的越野车到了，队员们回到各自的帐篷开始快速地收拾下山的行囊，不用带睡袋睡垫，不用穿冰爪，不用背测量仪器，不用戴氧气面罩，这是他们两个月来最轻松的背包。为了顺路搭车与队员们一同下山，我也将自己的帐篷收拾干净，以便让之后到来的后勤人员继续使用。珠峰大本营的五天五夜就这样结束了。
4月30日，国家自然资源部在珠峰大本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20珠峰高程测量正式启动。队员们回到大本营，距离上次中国登山队登顶珠峰12年后，他们准备再次攻顶。
“登山与任何其他体育运动都不同，在人类挑战极限、不断向上攀登的过程中，极少出现明星。”王勇峰说，“从1956年中国登山队成立，至今已60多年，大家耳熟能详的登山英雄一共就几个，除了1960年首登珠峰北坡的王富洲、屈银华、贡布，1975年9个登顶的人里人们只能记住潘多一人，因为她是中国第一位登顶的女性。再比如中国西藏登山队攀登了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但很少有人知道次仁多吉和边巴扎西。”王勇峰说，如今是一个登山英雄难觅的时代，不仅因为优秀的人才多年难遇，也因为近年重大国家登山任务日渐稀少。
本期封面，除了本次攀登珠峰活动的现场观察，我们也试图回看登顶珠峰60年来，在不同阶段所经历的重要攀登，尤其是在观念和个人感受上的变化，由此看到珠峰和人的关系的变化。
我在成都采访了1960年首登珠峰三个人中唯一还在世的贡布，他向我描述起当年海拔8500米以上的回忆，第三次高山行军遭遇的“大风口”，以及他和王富洲、刘连满、屈银华最后一起攀登“第二台阶”时经历的那5个小时。
王珊在北京采访了登山界的双子星，他们都是曾登顶珠峰的国家队员，1988年起携手攀登了世界七大洲的最高峰。两个合作者之间不仅有着生死关系的特殊性，作为登山爱好者，他们还经历了从国人对登山运动的不理解，到自己寻找国内企业赞助，到最后成为中国登山协会领导的过程，可谓后珠峰时代的登山观念变化的最佳亲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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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这60年珠峰与人的关系，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当人类不再拥有新的高度需要征服的时候，向上攀登的动力便从国家意志、探险征服，逐渐转向科学考察和人与自然的融合，乃至国家与世界之间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