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北大的那批名家大师中，真正不擅朽法的很少，大概最出名的就算是刘师培了。这位被周作人调侃成北大文科教员中“恶札”第一名的，再经《知堂回想录》的传播，遂“恶”名远扬了。尽管周作人随后继续调侃，将他自己评为“恶札”第二名，但熟悉的人都知道，如果这不是在说笑话，那么就是他在矫情了，因为无论如何，周作人的书法也不至于进人“恶札”的排名:要进的话，我倒想起另一位北大名人，那就是辜鸿铭先生。
辜鸿铭书法
辜鸿铭被称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奇人，他身世奇特，一八五七年出生于南洋马来亚槟榔屿一个英国人开的橡胶园里，父亲的祖籍福建，母亲则是葡萄牙人。自小聪敏的他被当地的苏格兰传教士布郎赏识，并收为义子。于是，十三岁的他被义父带回欧洲接受西洋教育，就读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一八七七年，他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又去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土木工程专业，并研究德国文学、哲学，发表不少文章。而后辜又去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游学。在总共长达十四年的欧洲生涯中，不仅使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语言，更使他获得了十三个博士学位，成了深谙欧洲文化精髓的通才。五年回国后，他先于张之洞幕府做了十七年的洋文案，后又督办黄埔浚治局，清末时曾官至外务部左承等。由于他曾娶口籍姑娘吉田贞子为妾，所以，他幽默地称自己是“生于南洋，学于西洋，婚于东洋，仕于北洋”。
就这么一个喝着洋墨水长大的“东西南北”人，不要说传统书法没怎么练过，就是传统的中国文化，起初他也是一无所知，全是后来发力苦读恶补而成。
张之洞的幕僚中多翰林，辜鸿铭欲拜诸师，皆不可致。曾有则故事说，当时同在张之洞幕中学识渊博、书法极有盛名的沈曾植，就很小视辜，辜欲与沈交流，以求治学门径，不料沈曾植竟辱之曰:“尔所言吾尽知，然尔欲知吾所言，非二十年不可致也。”鸿铭闻之大羞，乃沉酣寝馈，以《康熙字典》为人、六经子史为出。他说“道固在是，无待旁求”，凭着他天资聪颖，越十年而终获大成。后有一次辜鸿铭还特意拜访沈曾植，并日:“敢问可有先生通而吾不通者耶?”这回，我估计要轮到“硕学通儒”的寐史先生不好意思了。
我想，辜鸿铭的一些笔墨功夫，主要就得益于他在张之洞幕府那段时期，花了十数年浸淫国学时所练就。不过从现存的一些墨迹来看，他在书法上似乎没有发愤下过临池摹帖的苦功，但出于实用功能的考虑，其常规的练习以及对碑帖的浏览阅读还是必不可少的.根据那时的环境，著述日记手札等一切书写工具还非毛笔不用，所以，从欧洲回来的辜鸿铭必须要经历一个从硬笔到软笔的痛苦转换过程。据说，刚开始时辜鸿铭对汉字的掌握和书写确实适应不了，写起来还时常缺胳膊少腿。有文记载说，他曾将“非”字两旁的六短横都写到两竖里面去了，引来一阵嘲笑。他后来专读《说文》，识得汉字甚至比一般的学士更多。在北大当教授时，他还和两个美国女士讲解中国的“妾”字，他说:“‘妾’字，即立女也;男人疲倦时，手靠其女也。’ 尽管辜鸿铭满腹洋文，但他对东方文化中许多被认为是“糟粕”的东西却非常热衷，比如，中国女人的小脚、一夫多妻制等等。两个美国女士听他对“妾”字的解释，立即反驳说:“那女子疲倦时，也可以找几个男人靠靠呀!”
辜鸿铭书法作品
辜鸿铭从容诡辩:“所谓‘一夫多妻’制就好比是“茶杯配茶壶”，你可以用一把茶壶配四只茶杯，但哪有用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呢?”从此，他的“茶壶茶杯”理论风靡全国。
除了赞同纳妾缠足外，辜鸿铭还非常喜欢清代男人头上的辫子。已进人民国了，人家都剪去了辫子，但唯有辜鸿铭依然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去教课，学生嘲笑他，他则回应道:“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永远存在的!”张勋生日时，他还以苏东坡的诗句来形容头上的辫子: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后他解释道:“擎雨盖”指的是清朝的大帽子，而“傲霜枝”指的是他和张勋都留着的长辫子。若撇开其他意义不谈，就这两句诗的妙用，充分显示了他的自信和不凡!
自涵咏精研了中国经典文化后，辜鸿铭终成了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他曾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他俩是爱丁堡大学的昔日同窗)大力推崇孔子学说，伊藤博文笑话他说:“先生留学欧美，精通西学，竟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今世哉。”辜却胸有成竹巧妙予以答道:“孔子之道，譬若数学之加减乘除，三三得九即三三得九，虽数千年而不易也。”一句话说得伊藤无言以应。辜鸿铭还是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大学》用精确流畅乃至优美的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的人，并以歌德等西哲为注释，以教化西人。所以在二十世纪初，辜鸿铭国外的名气要远大于国内，那时西方人甚至还流传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英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毛姆于一九二0年游历中国时，就专程到重庆拜访了他们眼里中国最有名的儒家辜鸿铭。回国后他写了一本《中国游记》，在书中毛姆还以“哲学家”为题，记录了他和辜鸿铭的这次会面过程。有意思的是，文中还有一段细节涉及辜鸿铭的书法，毛姆写到他临别时向辜鸿铭提出求一幅墨宝，辜笑着问他:“你也喜欢书法作品?’并说:“我年青时的书法在人们的眼里还远不是一无是处呢。”然后便在书桌边坐下，取出宣纸，当场研墨挥写了一幅相赠。看来，辜鸿铭留下的墨迹虽不多，但偶尔还是会将自己的书法作品赠人的。笔者曾见过他一幅四个大字的墨宝，虽风格结构上看不出流派渊源，但线条苍茫有力而颇有韵致。如图一幅书法，是辜鸿铭给盛宣怀的一件书札。细品之下，除首行的抬头写得略显生疏外，其余从线条、行气、韵致来看，都大有可观处，且有一种烂漫天真的生动气息，落款处更是潇洒自然、从容老辣，非老手莫能为也。因此，文前所说的“恶札”云云，其实也是顺着知堂的调侃说说而已，因当时那般大文人中，能写和会写书法的实在太多了，故相比较而言刘师培、辜鸿铭他们几位则略逊一筹了。
辜鸿铭对于传统的中国书法自有一番独到的理解。我曾在一本书中读到他一段精辟的论点，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缺少精确性，其原因是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而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刻板。因此，他推论道:“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如果缺乏对中国笔墨的体验，不具有学问的深和趣味的真.这话是无论如何说不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