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礼志》载：“太宗永兴三年（411）三月，帝祷于武州、车轮二山。初清河王绍有宠于太祖，性凶悍，帝每以义责之，弗从。帝惧其变，乃于山上祈福于天地、神祗。及即位坛兆后，因以为常祀，岁一祭，牲用牛，帝皆亲之。”
此后，北魏帝王们将武州山视为鲜卑族可以“祗求福祉，穹灵降佑”的“神山”了，每一代帝王都亲自前往祭拜和祈祷。
“武州、车轮二山”在哪呢？
武州山坐落大同城西郊16公里，其中南麓最高处称之“云冈”，举世瞩目的云冈石窟便坐落于此。往西15公里武州山西麓，有山名焦山，因其形如车轮，史称“车轮山”，也称“须弥山”。
武州山势平平无奇，山不清水不秀，更加和险峻雄伟扯不上关系。就是与大同周边诸山相比也气势寻常，在武州山最高处云冈段更加是平常无奇。山崖之上是一片坡地，严格意义上而言，其实就是一片岩石断崖。
通观国内现存石窟的选址，基本上都是依山傍水风景秀美，即便非名山大川，但也得是“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之地。
咋想的？就这么一段气势寻常的山崖？怎么就成了神山？还会选址在此雕凿石窟？武州山上有仙吗？
武州山被尊为“神山”是从北魏第二位皇帝明元帝拓跋嗣开始，那么发现神灵而敬拜也就在此之前了。
随着淝水之战的硝烟逐渐散去，曾经不可一世的前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彻底崩塌。北方各民族纷纷脱离前秦的统治重新崛起。
15岁的鲜卑少年拓跋珪在公元385年趁乱复国即位称王，次年定国号“魏”，从此北魏王朝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开始了长达148年的历程。
公元398年，拓跋珪定都平城，北魏王朝近一个世纪最辉煌的“平城时代”拉开序幕。
连年征战致使人口流失严重，各割据政权无不以掳掠人口作为增强实力的重要措施。拓跋珪在累年开疆扩土的征伐中无不着眼于获取战俘、财物为目的。从建都平城七年之前，拓跋珪将南北战场上俘获的人口财物主要都集中在平城及附近，保守的估计人口也高达百万以上。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崇信佛教的地方强行迁徙而来，尤其是北凉。平城范围内，聚集了大量的僧侣及佛教信徒。
拓跋珪“好黄老，颇览佛经”，并且有相当基础的汉文化修养。不仅敬重沙门，也利用佛教加强王朝统治。当时的佛教徒极力迎合，借用皇家势力宣传佛法。高僧法果打破“沙门尘外之人，不应致敬王者”的观点，提出“（帝）即当今如来，沙门宜尽礼......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这种“神人合一”的提法前所未有，得到了拓跋珪的信任与支持，也彻底将佛教世俗化了。
建都伊始，拓跋珪下诏：“......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耆（qi）阇(du)崛（jue）山（正确读音qí shé kūshān）和须弥山殿，加以绘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
耆阇崛山为古印度佛祖说法地，耆阇的意思是鹫，也就是雕，崛就是洞窟。耆阇崛山是一所坐禅的大石窟或山洞。五级佛图和须弥山殿是一座五层塔和一座大佛殿。
云冈石窟第3窟是诸窟中最大的洞窟，窟形奇特，平面成凹形，不仅云冈绝无仅有，中国石窟中所罕见。主窟在后室，东西宽42米，两侧南北深大15米，洞平均高13米，可谓硕大无比。在东边小洞的底部和后洞相通，为天然形成孔洞。
作为一处北魏未开凿完的大型塔庙窟，如果设定中心为塔柱开挖凸出部分，现有面宽30米的正面，就需要两侧挖进40米再凿通（留10米绕塔道，以6窟为参照），加上中心塔柱高达20米。不算现有窟内凿出空间，剩余工程出石量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从太和七年（483年）之后，伴随昙曜高僧地位的丧失，北魏皇家工程的重心由云冈转至方山，再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始营建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已经由倾全国之力的皇家工程转为上层贵族和佛教信徒的民间工程，3窟如此耗费人力财力的浩大工程想要完工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再者，3窟窟顶呈与地面相同的四方平顶，跨度极大难以承受其压力，以人工开凿按照当时的技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更何况凿出的大量石方需要运出，所开明窗很小，且要经过外小洞。唯一的解释是3窟原本是天然空洞，无需开凿只需修整，故而未留运出石方的通道。
拓跋珪所下诏的“耆阇崛山”，其实就是云冈3窟。稍加修饰后成为了宣扬佛法的一间大石室“坐禅窟”。鲜卑远祖居住的噶仙洞便是天然岩洞稍作休整加工而成，与云冈第3窟又何其相似（此说法源自赵一德先生）
正是因为第3窟神似鲜卑远祖所居“噶仙洞”而修整构成拓跋珪所下诏所作的“耆阇崛山”，气势寻常的武州山在诸山之中跃居神山，成为了明元帝钦定常祀之地。“灵岩”之名由此得来，成为了全部云冈石窟和云冈十所大寺的总代表“灵岩寺”，总称“灵岩寺石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