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1300年前，一位姓杜的县尉远赴四川任职，他的朋友，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长安相送，临别时赠送给他一首送别诗。
只要有知心朋友，四海之内不觉遥远。即便在天涯海角，感觉就像近邻一样。
这1300年前的文字，恰如其分地描绘了现代科技下，社交关系发展的情形。朋友遍布全世界各地，隔着屏幕能实时见到朋友最新的生活。
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从2G到3G，从3G到4G，再从4G到如今的5G，人们想象的速度都快赶不上科技发展的速度。
人们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科技的力量，一部手机就能涵盖生产与生活的全部方式，网速的加快也意味着时代变化的加快。
但快真的就意味着好吗？
那些沉浸在短视频当中无法自拔的年轻人，那些被时代的脚步抛下的老年人，还有隐私不断被滥用的所有人，我们到底是在利用科技的力量，还是成为科技力量的“傀儡”，我们是生活在现实的时空，还是生活在算法构筑的平行世界？
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来说说“智能时代的烦恼”，以下为第二篇。
我近年来发现自己身上有一个不祥的变化，今年感受格外强烈，那就是自己越来越难以进行沉浸式阅读了。读不了两页书，就忍不住打开手机刷一会，把微信群的红点挨个点掉，打开微博往下划划划……
我心里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事实上这两年我更加意识到，书籍特别是纸书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我还知道的是，这两年简体中文互联网的信息质量是在下降的，能从网络上打捞到的知识碎片都越来越少了。但我就是抵御不住手机的诱惑，仿佛“此身非我有”一般，注意力频频从书本上游离。
于是陷入不安的猜测，自己的心智是不是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进而会想，我这样一个已成年的阅读资深爱好者都抵御不了数字世界的蛊惑，现在的孩子又会被无处不在的屏幕改造成什么模样？
1
人类学家项飚在2019年某期《十三邀》中与许知远对谈时提出，现在人的时间感跟工业时代那种线性的、单向的时间感不同，要追求的是一种即时性，立刻，马上。项飚特别举了快递小哥的例子，“晚五分钟就发吼这种”。
没想到，不到一年之后，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报道将这个问题从人类学家的视野推向了普罗大众。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问题不仅是劳工与平台、资本家的斗争，更是算法、技术与人性的斗争。
其实人们在等快递、外卖时的不耐烦，与对读书的不耐烦，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对即时满足的追求压倒了一切。
不得不承认，我们只是偶尔会反思“系统”的弊端，大多数时候却是在享受“系统”的便利。尤其对我这样的社交恐惧症患者来说，算法帮我免除了大量与人打交道的麻烦。记得刚入媒体这行时，约稿还是用电话的，作者交稿用邮箱。后来微信横空出世，约稿、交稿全在一个对话框里搞定了。慢慢的，大家都混迹在朋友圈、微信群里，闲扯、点赞、红包，不亦乐乎。
快递、外卖的好处就不必提了，就说买菜，从疫情期间开始，我家默认用手机买菜了，APP下单，菜送到小区里的生鲜柜。
还有点单。现在扫码点餐的餐厅越来越多，从点餐到结账甚至开发票，从头到尾就是拿着手机扫扫扫。以前去星巴克，还给服务员一个机会问“先生贵姓”，现在坐在店里用APP下单，全程一句话不用说。我最近发现，喜茶都没人排队了，因为大家都是手机下单，然后坐下来边玩手机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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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跟人说话的时候越来越少了。社交恐惧症患者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但是，不是所有的“解放”都令人愉悦。我这样的社交恐惧症患者也知道，人在内心深处都是渴望与人交流的。甚至可以说，只有在与人相处时，我们才拥有完整的人性。
在享受过无限的便利之后，我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高频次、高强度的即时满足，继之以巨大的虚无，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
我们分秒必争地做完一件又一件事，但是节省出来的时间却并不能有效运用，反而会把它再度分解成无数的碎片，用来兑换更多的即时满足。
文章看个标题就关上了，这个群里聊两句又迫不及待地转战下一个群，即使刷剧也要开两倍速的，同时还要不断发弹幕吐个槽……
这种节约时间的观念其实跟传统的节约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是害怕把时间用在不能获得即时满足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却失去了一种宝贵的能力——延迟满足的能力。
读一页书给你带来的满足感不能与刷两分钟手机媲美，但是持续的阅读却能够深刻地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现在的情况是，生活处处都是即时满足的诱惑乃至胁迫，那些不能立竿见影的长时段目标所要求的注意力、耐力不断被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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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个人尚可以依靠自制力、生活习惯抵御算法的侵袭，那么在工作场合，个体的防御技能和防御空间就更有限了。近年的一些新兴职业，顶在了“人机对抗”的最前线。具体来说，就是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
与传统企业的科层制相比，平台型经济实现了扁平化管理，但这种扁平不一定意味着人性的解放。比如一个网约车司机不用对任何一个具体的领导负责，不代表他从事的真的就是自由职业，因为看不见的系统时时刻刻都在注视着他、牵引着他。系统提供的奖惩机制像牵线木偶的线一样，操控着无数司机的接单选择。
普通上班族也难以置身事外。微信、钉钉在出现之初，都是借助“方便快捷”的口号占领市场的，但是员工们却渐渐发现，过于方便未必是好事。比如，上班时间与休息时间混淆了，在工作群，领导们往往默认员工随时都在线。事实上，我们确实也时时刻刻都抱着手机，手机也时时刻刻都连着网。这就让下班、休假的放松感消失了。所有人都进入了“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准备工作”的状态，即便累计的工作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处于紧张状态的生命时间大幅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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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不断进击之时，人性在悄然败退。而这一切是在“进步”的名义下进行的。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效率提高便与进步画上了等号。但我觉得这趟进步号列车现在差不多已经走到了尽头。不是说列车不能再提速了，而是说对快的一味追求，已经开始使我们付出代价。
如果说技术中立，那么算法不应该只用来满足自上而下的控制欲，以及肉体凡胎对即时满足难以抗拒的追求。
算法对人性的改造和挑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雷蒙德·戴蒙德在新书《剧变》里讲到，“定制信息”的出现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政治极化现象。随着有线电视、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还有报纸、周刊等传统媒体的衰落，现在的美国人根据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来选择接受信息的来源。简单来说，人们越来越依赖“猜你喜欢”式的按钮来获取信息。这让不同人群之间越来越隔阂，出现冲突时越来越难以妥协。
有时候我会想，对着15秒短视频哈哈大笑的我们，跟巴甫洛夫的狗有什么区别？曾经“网瘾少年”成了诸多家长的烦恼，而如今不断提升的算法能力正在制造9亿“网瘾少年”。
是时候好好想一想人之为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