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男人偷情術頗有些現代痕跡，敢情現代男人偷情都是古代人教的。所謂男人不壞，女人不愛，為了贏得女人愛，男人只能去變壞。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現代男人偷情有先賢遺風。
按説，古代男人社會地位高，家中可以三妻四妾，出外可以青樓妓館，在性問題上應該不會感到壓抑。但是，人的慾望是無止境的，特別是在女人的問題上，男人似乎永遠也感覺不到滿足。大概是家花不如野花香的緣故，孩子永遠是自己的好，老婆永遠是別人的好。難怪那些有名帝王的後宮有着成千上萬的小老婆，還四處搜尋人間美色;難怪民間傳説唐伯虎家裏有八個如花似玉的老婆，還去糾纏秋香;更難怪網絡間曾流行過的一句歌詞：路邊的野花不要採?不採白不採。
據史料記載，唐代貞觀三年二月，大臣杜如晦升為尚書右僕射，與房玄齡共同掌管朝政。因為選拔官吏之事異常繁冗，需要連續值班，太宗李世民念其辛苦，就派宮女兩名前往侍候。此時的杜如晦四十五歲，身體倍棒，精力充沛，皇帝送禮，自然笑納，一連兩個月樂不思家。
此事居然被他老婆知道了，至於是誰泄的密，筆者不清楚，書上沒有寫。一場家庭風波就此掀起，老婆罵他沒良心，有了新人忘了舊人。杜如晦卻振振有詞：皇上安排的，我能拒絕嗎?要吵架找皇上吵去。這不是廢話嗎?他老婆吃了豹子膽，敢去找皇上?此事也就不了了之。讓我想起現在男人偷情，也會説如此藉口，或陪領導娛樂，或有客户相邀，不一而足。
在唐代高宗主政時期，還曾發生過一則有趣的故事：和靜縣主(李元吉之女)的丈夫叫薛元超，因為好學又善於文辭，參與過《晉書》的修撰，所以結交了一幫文學朋友，免不了經常有詩詞唱和之類的應酬，和靜縣主對此頗多怨言。
永徽五年(654年)，他出任饒州刺史，離開了京城，應酬更加多了，還與不少歌女保持着那種關係。和靜縣主也不是吃素的，她只是喝醋，畢竟是李世民的親侄女，高宗李治的親堂姐，派人回京向皇帝告狀。
不久，李治就下旨責問薛元超，為何讓和靜縣主受委屈?薛元超回答説：陛下，都是這酒精鬧的，臣已打算戒酒了，您瞧好吧!把偷情的事情歸罪於喝酒，因為酒可亂性，是個不錯的藉口。現代男人發生婚外情，這樣的藉口也很常見，類似“酒後亂性，藍顏知己變成性伴侶”的文章比比皆是。
宋代是盛產“河東獅”的朝代，瞭解陳季常生平的讀者可能會記得他當時的藉口：調劑生活。為什麼會這麼説呢?陳季常的一幫朋友都是文化人，文化人聚在一起主要的事情是喝酒聊天詩詞聯句，時間一長，就感覺極為乏味，就需要歌女舞女前來助興。蘇東坡領教過“河東獅”的厲害，就勸陳季常説，算了吧，嫂夫人要是聽見，還不跟你急啊?陳季常説，沒關係的，她也就鬧一陣子，過後就沒事，不用管她。
紅樓夢第七十九回的回目“薛文龍悔娶河東獅，賈迎春誤嫁中山狼”中的河東獅，是指薛蟠的新婚妻子夏金桂，這個薛蟠就是位永遠不知道滿足的傢伙，他不光對女人偷情，也對男人偷情，其藉口正是調劑生活：時刻需要刺激，否則似乎活不了。據趙炎統計，調劑生活之藉口，也常常被現在的男人使用，工作累，壓力大，找個女人調劑一下偷偷情，至於老婆鬧騰，隨她去吧，反正不會鬧翻天。
南宋孝宗時，江西九江的一個小官吏揹着老婆養外宅，當時恰好是孝宗皇帝大力整肅吏治的時候，於是，有好事者舉報，説此君有違聖人教誨，與皇帝對着幹。這個罪名可大可小，養小老婆不算大罪，但是抵制皇帝就不是鬧着玩的了，弄不好會被殺頭。
這個小官趕緊跑到府衙自首，説自己是一時糊塗，被美色迷了心竅，女人是禍水，都是美女惹的禍。後來，知府大人將此事如實上報，負責風紀的官員提出意見：着即罰俸一年，留用，以觀後效。看到這，有些眼熟吧?現如今，被美色所迷，是最正常不過的藉口了。
還有一種偷情藉口是報復老婆的。《紅樓夢》裏的賈璉，娶小妾，養粉頭，嫖下人，幾乎無所不為。王熙鳳雖然經常喝醋，卻不敢明着指責他，只好時不時抱怨幾句。賈璉的回答是，還説我呢，昨天讓你換個姿勢你還不肯，沒勁透了。言下之意，你王熙鳳不肯做的事，外面有大把人願意做，所以，我只能去外面偷情，至於責任嘛，對不住了，該是誰的就是誰的。
無獨有偶，明朝還真發生過類似賈璉的故事。洪武年間，河南某縣一鄉民狀告秀才張書臣涉嫌風化案，理由是皇帝朱元璋曾下令，嚴禁身有功名的讀書人嫖娼宿妓，而張書臣經常光顧青樓，屬於頂風作案。在公堂上，張書臣則反告其妻與人通姦，自己是不得已才與妓女交往的，原來也是出於報復。這樣的例子，在現代似乎不少見吧，你不仗義，也休怪我無情，老婆偷人，老公也去偷人，要偷大家一起偷，這才不亦樂乎。
民間有句俗語：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又不如偷不着。從各種偷情故事來看，失敗者佔絕大多數，自古如此。運氣好還能全身而退者少之又少，而不幸運的就會留下心靈創傷。現代男人偷情，大多受到古代人的影響。比如，有些人喜歡在週末的時候偷情，有些人喜歡在清晨的時候偷情，有些人喜歡在上班的時間偷情等等，都能找到古人的影子。從偷情場所來，現代人或喜歡公園，或喜歡酒店，或者乾脆就在家裏，都存在古人遺風。説古代男人教壞了現代人，絕非是趙炎在冤枉古人。
古代男人喜愛抱小姐暗藏着什麼樣的秘密
據説，古時的許多男人，有把玩女子小腳的嗜好，越是小的腳越受歡迎。為了迎合男人們這種病態的審美嗜好，女子們的腳是越纏越小，被譽為“三寸金蓮”的腳是小腳中的精品。也有更勝一籌的，有的女子把腳纏的比“三寸金蓮”還要小，以致無法行走。這些女孩因裹足致殘，出入需要身強體壯的男人來抱也就不足為奇了。
裹足是貴族婦人的專利，賤民階層的女子是被明令禁止纏足的。
明朝中葉時有位叫黃岡瞿的文人，寫過一本《徵君九思》，顧名思義，當然是希望書中所提的建議能夠分君之憂。不過他的建議都很是庸常，所以知道的人不多。倒是其中有一條弱敵制敵的“妙策”異想天開——建議在御邊時對敵人要“誘化其俗，令彼婦女習中國法，俱束縛雙足為弓樣，使男子惑溺，減其精力，惰於擊刺”。這個建議雖然荒唐，但是反過來推想，倒是指出一項事實——纏足是一個國家、民族腐朽、墮落的表現。
對女子來説，纏足是為了追逐美，那麼志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男人也這麼想麼?顯然不是。
明朝有一本《女兒經》在民間刊行甚廣，後來清同治年間賀瑞麟將它訂正為《改良女兒經》，內中對女子纏足作了解説——“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輕走出房門，千纏萬裹來拘束”。
由於腳小的女子能夠得到男人的特別青睞，女子們把腳纏的越來越小，出現了女子因腳太小行動不便，進進出出需要他人抱着走的“抱小姐”，這可以説是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一大奇觀。
那麼，為什麼要千纏萬裹來拘束?這是因為聖人的教誨。元代的伊世珍在《瑯環記》上説：“吾聞聖人立女而使之不輕舉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過閨閣之內，欲出則有幃車之載，是以無事於足也。”有了這樣的教誨，女子因小腳而不良於行，便是再自然不過的道理，甚至於出現進進出出均要他人抱的“抱小姐”，也就不足為奇了。李笠翁的《閒情偶寄》便雲：“宜興周相國以千金購一麗人，名為‘抱小姐’，因其腳小之至寸步難移，每行必須人抱，是以得名。”
女子纏足，在當時是一種教養，這樣的教養流行於貴族家庭之中。因為女子纏足之後出行不便，則自然限制了謀生能力，在經濟上必然完全依賴於男方，而平常人是沒有能力供養一個不幹活的女子的。所以纏足雖然是風氣所趨，但是官府也不是什麼女子的足都讓纏的。明人沈德符《野獲編》雲：“明時浙東丐户，男不許讀書，女不許裹足。”可見，裹足是貴族婦人的專利，賤民階層的女子是被明令禁止纏足的。
清人《鼓兒詞》中便有這種説法：
小姐下樓格登登，丫頭下樓撲通通。
同是一般裙衩女，為何腳步兩樣聲?
既然天足者被視為賤民，則老百姓但凡經濟許可，必然會千方百計地要爬升自己的地位，以至於纏足的風氣一變成為家家户户所孜孜以求的目標。
其實多數父母讓自己的女兒的纏足，説起來，也無非是希望自己的女兒找到一個好的婆家罷了。河南安陽便有歌謠雲：
裹小腳，嫁秀才，吃饃饃，就肉菜;
裹大腳，嫁瞎子，吃糠菜，就辣子。
彭遵泗的《蜀碧》上説：“據蜀時，偶染瘧疾，對天曰：‘疾愈當貢朝天蠟燭二盤。’眾不解也。比疾起，令斫婦女小足堆積兩峯，將焚之，必要以最窄者置於上，遍斬無當意者。忽見己之妾足最窄者，遂斫之，其臭達平政門為樂……”
“婦女小足堆積兩峯”，可見到了明末，女子纏足人數已眾。
明亡清興，生氣勃勃的清朝統治者就怎麼也看不慣纏足了，從順治二年(1645年)起就下詔嚴厲禁止。元年(1662年)又詔禁女子纏足，違者罪其父母。這本是為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可惜纏足的習氣已經深入人心，老百姓根本就不買賬，到了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就只好下詔免除了這道禁令，結果是連入關的旗人女子也纏起足來。以至於到了時，儘管乾隆皇帝多次降旨嚴責，不許旗女裹腳，害怕自己的族人也染上漢人這一臭毛病，然而事實卻是越禁越纏，禁令徒成一紙空文。”
古代文人迷戀小腳：有詩人用小腳妓女鞋當酒杯
當女人足之大小不僅取決於男人的好惡，甚至攸關文化興衰和國家命運，纏足與放足就不再是一項個人權利。
在現代人看來，中國古代婦女纏足是個“歷史之謎”，至今仍難理解。纏足，何時產生?何以流傳千年?
主流觀點把纏足看作一種病態或變態行為，認為纏足折射出的是一種“變態的文化現象，畸形的審美觀念，畸形的心理”，甚至相當長時期裏的古代社會也因此而被認為是一個“變態的社會”。
然而，讓我迷惑不解的是：纏足成為一種通行的社會習俗有千餘年曆史，小腳在那個時代是一種美的體現，纏足是實現這種美的手段，都是不爭的事實。在千餘年的時間裏，一個民族中的多數男子都喜歡小足，多數女子都纏足，是否可以簡單地説他們是病態呢?很顯然，一個民族集體“患病”千年，是説不通的。
收益與風險的博弈
司馬遷的《史記》稱：“臨淄女子，彈弦，呫纏”。其中呫纏可能指纏足，或許僅限於少數風月場所中的女性所特有。唐朝白居易的詩中有一句“小頭鞋履窄衣裳”，可能描寫的是纏足女性。杜牧詩中“細尺裁量約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則刻畫婦女用布帶纏足的情況。但是，五代以前，纏足並不流行。湖南馬王堆古墓出土的漢代婦女是天足，五代時，韓熙載《夜宴圖》中的侍女也都是天足。
纏足得以流行，南唐皇帝李煜的“推廣”功不可沒。《道山新聞》記載説：“後主宮嬪窒息娘，纖細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迴旋有凌雲之態。”
上有所好，下必仿之。通過纏足，姑娘的體態更加輕盈，如弱柳扶風，備受皇帝讚賞與寵幸。為了爭寵，后妃們競相模仿，纏足便在皇宮內流行起來。
只要許多人捲入其中，那麼，從眾的情形就將是強烈的。一旦模仿作為一種策略被採納，那麼，它就可能轉變為一種日常的慣例或者習俗。由此，皇宮內流行的纏足，被貴族士大夫階層的家眷所模仿，進而蔓延到普通階層。
從文字記載和地下發掘物來看，在北宋已有相當一部分婦女纏足，到了南宋得到普及。《輟耕錄》雲：“元豐(宋神宗年號)以前猶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為恥。”另外，從福州黃升墓中出土六雙女鞋，其中一雙穿在死者的腳上，五雙為隨葬品。平均長度為13.3至14釐米，寬度為4.4至5釐米，死者腳上還裹着210釐米的裹腳布。這已經是較為標準的纏足，與明清兩代的纏足已十分接近了。
纏足在古代受到普遍歡迎，並非現代一些人所説的“陋習”、“醜惡”。連蘇軾、辛棄疾這樣傑出的男士都有歌詠和欣賞纏足的篇章。蘇軾的《菩薩蠻詠足詞》是專門為詠纏足而作：“塗香莫惜連承步，長愁羅襪凌波去;只見舞迴風，都無行處蹤，偷穿宮樣穩，並立雙趺困;纖妙説應難，需從掌上看。”
許許多多男人對纏足入了迷，沉醉其間不能自拔。元末著名詩人楊維楨用纖足妓女的鞋子“載盞行酒，謂之‘金蓮杯’”。清代詩人袁枚在《答人求妾書》中説：“今人每入花叢，不仰觀雲鬟，先俯察裙下。”
纏足惡俗，攸關國體
不過，現代女子均為天足，纏足現象已然絕跡。流傳千餘年的習俗，為何消亡?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模仿和偏見引致的。清朝末年，體制僵化，政治腐敗，在與海外殖民者的戰爭中，屢戰屢敗，割地賠款，民不聊生，起義不斷，可謂內憂外患，到了民族存亡之秋。社會精英從夜郎自大到虛心尋找與國外差距。
在尋找差距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兩種“偏差”：一是隱瞞信息。特別是一些官吏，為了逃避戰敗的責任和處罰，將與外敵戰敗的原因歸為纏足，認為小腳是中國“野蠻”和“落後”的主要象徵之一，是“國恥”。1896年，康有為在奏摺中説：“最駭笑取辱者，莫如婦女裹足一事。臣竊深恥之。”
二是替代性考核失靈。一般地，由於直接考核的成本太高，人們往往使用替代性的指標進行考核。清末一些人尋找與國外差距的過程中，考慮到成本問題，也在尋找替代性考核的指標。恰好，被視為西方先進文明的掌握者傳教士，因為考慮傳教的成績，而採用的逆向選擇策略，給那些尋找替代性考核指標的中國官員和精英，提供了指標。
據考證，纏足被刻意進行由美轉醜的現代“製作”，傳教士是始作俑者。他們通過興辦教會學校和成立“不纏足會”來推廣不纏足之舉。當然，這些舉措的作用有限。於是，傳教士打着“科學”與“文明”幌子，製造事前的信息不對稱，將纏足行為置於一個非科學的、反動的境地，促使那些自認為“現代”而“文明”的人們劃清與纏足的界限。
傳教士把纏足看作是應在醫療領域中予以觀察的行為，試圖直接建立起纏足與“疾病”表現症候之間的關聯性，從而確立起了一種評價纏足的“衞生話語”。當時的醫生陳微塵説：纏足女性由於缺乏運動，“氣先不足已成定論，加以足帛之層層壓迫，使血管受擠，血行至足，紆徐無力。一人每日之血液，本應環行全身一週，若在足部發生障礙，則其周流必生遲滯之弊”。
當時像《萬國公報》這樣的教會報紙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批評纏足是導致女性健康衰弱的禍首，有的説纏足是害所謂“節片淫亂症”的表現，有的認為纏足應為中國瘋癲和災荒的頻繁發生負責。這種輿論迅速在知識界傳播開來，成為主流聲音。
一種典型的演化是將纏足與弱種退化相聯繫。張之洞譏纏足使“母氣不足”，袁世凱則説纏足“其於種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長之原，有隱相關係者”。進入晚清後期，纏足與國弱民窮的關聯性就不是“隱相關係”，而是直接的因果關係了。一位四川地方官的表述更加直白：“女子纏足，就會把一國的男子，天下的事情弄弱了。”
從中國歷史上看，幾乎所有的中原漢族王朝都被外族或者取代或者困擾，而其中至少千年以上的王朝並沒有纏足。再稍微引申一下，纏足導致弱種退化的論調，實際上是男性中心主義話語。
另一種演化是將纏足作為束縛婦女的一種手段，於是呼籲放足以解放婦女。如果説放足之後男女就人格平等，實際上等於拿腳的形狀來衡量婦女的人格，顯然仍帶有貶低婦女的傾向。從當時流行的言論看，天足不過是為了給“現代男子”看，是為了好嫁男學生，其思路與纏足者毫無區別。
假如“女為悦己者容”的社會體現了男尊女卑，從小腳美改為健康美，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一“不平等”特性。所謂“女為悦己者容”就不平等，其實還是先存了社會已經男女不平等的固定認知，所以才從某一特定現象看出其不平等的性質來。重要的是，修飾身體的特定部位以順應社會的審美觀念(以及其它觀念習俗)，應當是個人的基本權力。
還有一種是，在前兩種演化的基礎上，將纏足上升到“國體”的高度加以批判。1912年3月13日，孫中山稱：纏足“惡習流傳，歷千百歲，害家兇國，莫此為甚。”到了1933年底，一些外國人在張家口一帶鄉村拍攝婦女纏足照片，當地駐軍經北平軍分會向上呈報至最高層，認為“纏足惡俗，系我國曾經通令嚴禁在案。
該外人未經我政府批准，復不明瞭我整個國情，割取前清時代所遺留之片斷惡俗，遽爾作惡意宣傳，更屬不當。且攸關國體”，故應予嚴禁。後由蔣介石親自下令：“未經當地政府允許，一概不準外人拍照。並呈准國府，交由文官處通令全國各省市政府一體查辦。”拍攝纏足一事驚動到這樣高的層次，且通令全國，正是因為此呈文説到的“國體”乃是清末以來反纏足者極為關心的問題。
我想，當時的社會精英的這些演化和上綱上線，傳教士們也許始料未及吧?
傳教士們是否想過，這樣的精神病竟能在千年中傳染許多億人，不是有點匪夷所思嗎?從嚴格的醫學角度，也不能斷然將纏足與婦女健康衰弱乃至精神病關聯起來。事實上，現代的一些研究表明，古代女性比男性長壽。其中，纏足與長壽有顯著關係。纏足後，腳趾彎曲在腳底，前腳掌不能着地，走路時主要用腳跟，這樣，只要走路就會刺激腳後跟的腎經穴位。而中醫認為，人的衰老的主要原因就是腎氣虛衰。
放足以掃除積弊
在以西方為典範的“文明”成為憧憬目標的時代，許多人或者真覺得否定中國的“野蠻”象徵的纏足，並不需要什麼學理的依據，畢竟，直接照搬他人的看似成功的模式，是短期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一種策略。從歷史經驗看，後發國家的制度建設，採用模仿方式的效率高於幹中學。
所以，當纏足被作為束縛婦女的一種手段，被當作病態文化的體現，“其於種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長之原，有隱相關係者”，應為中國瘋癲和災荒的頻繁發生負責，那麼，清朝要趕上並超過西方那些“船堅炮利”的“西方強國”，首先應該模仿西方國家，讓中國婦女“解放足”。這樣才能保障國民身體的強健乃至國力的增加。於是，從官方到精英開始大力開展“放足”運動。
1898年8月13日，光緒帝頒發詔書：“令各省督撫，飭地方官勸誘士庶，光緒十五年所生女子至今十歲者，無得裹足”。1902年清廷頒佈了勸戒纏足上諭：“漢人婦女，率多纏足，由來已久，有傷造物之和。嗣後晉紳之家，務當婉切勸導，使之家喻户曉，以期漸除積習。”
清廷的上諭不僅減少了社會上的阻力，在某種程度上也轉變了部分地方大員的趨向，使之成為不纏足思潮的鼓吹者和不纏足運動的參與者。官方的重視和推行，戒纏足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當時影響較大的《女子世界》就有《痛女子穿耳纏足之害》、《戒纏足詩十首》、《放足歌》等專稿。
還出現了專門反對纏足的婦女刊物：《天足女報》、《天足會報》、《天足會年報》等。《天足會報》就宣稱：以勸導不纏足與謀利益為宗旨，以發動廣大婦女參加天足會及附設的女學堂為目的。強大的思想輿論不僅是戒纏足思潮深入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同時又是戒纏足思潮深入發展的結果。到1904年，“中國十八省總督皆有戒纏足之示，所缺者惟浙閩與陝甘而已。”
辛亥革命之後，把廢除纏足列為將來“掃除積弊”的重要工作。1928年5月，南京中央政府批准由內政部頒發禁止男子蓄髮辮和婦女纏足的禁令，規定：“未滿十五歲之幼女，已纏足者應立即解放，未纏者禁止再纏，勸導期滿而仍未解放者，罰其家長一元以上十元以下之罰金，並再限令一個月內解放;十五歲以上三十歲以下之婦女纏足者，應在解放期內一律解放，期滿而未解放者，罰其家長或本人一元以上五元以下之罰金，仍限令兩個月內解放;期滿而仍未解放者，加倍處罰，並由女檢查員強制解放之。”到1944年5月，內政部再次頒佈《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其中禁止婦女纏足仍是主要條款。
這場由官方主導的持久的禁纏足運動，經過種種意識形態的強化，人們對於小腳的偏好得以改變。纏足，在人們的認知中逐漸由美好變成邪惡，從而纏足習俗日益走向消亡。
20世紀90年代，報告文學《中國最後的小腳部落》揭示：在國內大部分地區，纏足絕跡了，僅有最後一塊土地——雲南通海縣的六一村，至今生活着300多位纏足的老太太，她們大多經歷纏纏放放，放放纏纏，有的1946年纏，1954年放;有的1943年纏，1950年放，1951年再纏，直到1958年才解纏。現今70歲的老人差不多到共和國成立前後才放足，稱為“解放腳”。小腳在人們的認知中終於逐漸由美變醜，最終走向消亡。
揭秘古代那些奇葩詩人狎妓的風流韻事
中國的盛唐兩宋時期，政治、經濟和文化都很發達，而青樓妓院業經過多年的發展，也達到了一個相當鼎盛的水平。這樣就使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文人士子縱情聲色，尋歡作樂。尤其是那些出了名的詩人們更加風流瀟灑地走進秦樓楚館，拜倒在石榴裙下，沉醉於温柔之鄉。
而一些在官場不得志的詩人，便想在情場上尋找到心靈的慰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於是，及時行樂，縱情聲色，便成了他們的生活。所謂“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正是這種縱情聲色生活的真實生動的寫照。因此，那些流連青樓妓院，玩妓女玩到極致的奇葩詩人便應運而生。
一、李白放浪形骸玩“雙飛”
李白雖然詩名滿天下，人稱“詩仙”，但是一生卻鬱郁不得志，做了幾天的翰林供奉，就下了崗。從此，這位大詩人浪跡天涯，四處漂泊。李白在大唐文壇是一個寫詩高手，更是煙花柳巷的嫖妓高手。縱觀《全唐詩》，李白寫自己攜妓而遊的詩文頗多。
儘管描寫十分赤裸露骨，但是那時攜妓而遊是被社會所接受的，無需忌諱。譬如《江上吟》：“木蘭之楫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再如《襄陽歌》：“千金駿馬換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又如《代別情人》：“桃花弄水色，波盪搖春光，我悦小顏豔，子傾我文章。”
還如《長相思》：“日色已盡花含煙，月明欲素愁不眠。趙瑟初停鳳凰柱，蜀琴欲奏鴛鴦弦。此曲有意無人傳，願隨春風寄燕然，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日橫波目，今成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空餘牀。牀中繡被卷不寢，至今三載猶聞香。
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黃葉落，白露點青苔。”至於李白的“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底奈君何”、“朝共琅玕之綺食，暮宿鴛鴦之錦衾”、“秋草秋蝶飛，相思愁落暉。何由一相見，滅燭解羅衣”等極致色情的詩句，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
唐朝學者魏顥在《李翰林集序》就説李白“間攜昭陽、金陵之妓，跡類謝康樂，世號為李東山。駿馬美妾，所適二千石郊迎，飲數鬥，醉則奴丹砂舞青海波”。
這就是説,李白經常外出攜妓而遊，而且所攜的都是美豔的當紅名妓。最典型的就是他《東山吟》中的名句：“攜妓東土山，悵然悲謝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墳荒草寒。”李白本來一向敬重謝安。
這位東晉淝水之戰一戰成名的謝安，一度曾是李白的偶像，李白曾寫過“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這樣的千古名句褒獎他。然而，當他真的來到東土山來吊謝公的時候，卻帶了個漂亮妓女來和他攀比，不僅無禮得出奇，而且無聊到了極點。謝安若是地下有知，不知道有何感想?
由於身邊常有名妓跟隨左右，李白便放浪形骸，不能自已，竟與兩個妓女玩起了“雙飛”的戲碼。並將當時的情景描寫酣暢淋漓。他在《送侄良攜二妓赴會稽，戲有此贈》一詩中寫道：“攜妓東山去，春光半道催。遙看若桃李，雙入鏡中開。”
而在《秋獵孟諸夜歸置酒單父東樓觀妓》一詩中則描寫得更為香豔：“出舞兩美人，飄搖若雲仙。留歡不知疲，清曉方來旋。”李白不愧是李白，詩仙畢竟是詩仙，左擁右抱，一夜雙飛，如此風流，令人咂舌。縱觀古今詩壇，恐怕無人能出其右。
二、杜甫攜妓夜遊偏遇天下雨
杜甫一生窮愁潦倒，他筆下的詩作大多抒發憂國憂民之情。誰能想到，這樣一位以為民請命為立身根本的大詩人，竟也有如此攜妓夜遊、風流瀟灑的時候呢?他在《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一詩中就這樣寫道：“雨來沾席上，風急打船頭。越女紅裙濕，燕姬翠黛愁。纜侵堤柳系，幔宛浪花浮。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
雨水打濕了座席，風急浪大拍擊着船頭。歌妓們的紅裙子濕透了，愁容滿面。大家趕快把纜繩系在柳樹上，風雨吹打得船上的帳幔翻卷，浪花拍擊着船頭。回來的路上卻有如秋風蕭瑟，丈八溝的五月好像就是秋涼季節。
可見，人們雖然稱之為“詩聖”，但他畢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慾，是人就得食人間煙火。説起來，杜甫可是夠慘的!本來像他這位現實主義的詩人，怎麼能像浪漫主義詩人李白那樣明目張膽地嫖妓，只能在夜裏頭趁着天黑悄悄地攜妓夜遊。然而，真是人不走運喝涼水也塞牙。
杜甫恐怕一生也就這一次瀟灑攜妓走一回，偏偏遇上了風雨滿天!可謂是乘興而來，敗興而歸。恐怕此時連一夜風流的興趣都沒有了。不知道是上天不給力，還是杜甫的運氣不太好呢?
三、元白二人同狎共享一妓女
“峨眉山勢接雲霓，欲逐劉郎此路迷。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風猶隔武陵溪。”這是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寫下的一首題為《與薛濤》的七言詩。其中第二句中“欲逐劉郎”頗引人玩味。白居易引用劉晨、阮肇入天台遇仙女的故事，但他不説不“劉郎逐仙女”，反而説“仙女逐劉郎”，這説的是什麼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