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的行事作風，可以分別用哪四個字來描述

摘要：晚清是一個多彩的時代

180年前的夏天，“天朝上國”的迷夢在炮火聲中猛然驚醒，古老東方文明開啓了救亡圖存的艱辛求索之路。

從林則徐到張之洞，從譚嗣同到秋瑾……無數仁人志士周旋於死生患難之間，或“開眼看世界”，或“師夷長技以自強”，或力倡制度革新、社會革命，只為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

集30多年教學心得，復旦大學教授戴鞍鋼日前推出力作《晚清史》。該書以生動的筆觸講述“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前仆後繼的奮起與抗爭，有細節、有創見、有情懷，讀來令人唏噓與深思。

通過一些發散性的話題

引導讀者打開“新的窗户”

上書房：提及晚清，人們或多或少會有一絲挫敗感、危機感乃至屈辱感。在您看來，晚清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戴鞍鋼：確實，晚清史或多或少會讓人產生一種怒其不爭的情緒，以至於很多人不願意讀晚清史，覺得晚清史太悲情了、太令人失望了。但不可否認，晚清史又是一個常談常新的話題。

“致遠”艦官兵合影（中為管帶鄧世昌）

這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也是一個大浪淘沙的時代。我在書中用“沉淪與奮起，屈辱與抗爭”來概括，意在強調在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統治之間，先進的中國人從來沒有放棄過抗爭，從來沒有放棄對民族出路的追尋。

這種追尋不斷遭到挫折，但它為我們今天的成功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條件。

上書房：如此“高大上”地講述晚清史，會不會讓人望而遠之？

戴鞍鋼：多年來，我堅持在本科課堂上講授晚清史，一個目的就是啓發學生對歷史現象進行深入的觀察和反思。高中階段的歷史學習，主要目標是通過高考，這決定了歷史知識是求穩的。很多非常好的精闢見解，還難以進入高中歷史教材。

學習歷史不是單純地回顧過去，而要使人明智。葛兆光先生有一個非常好的概括：本科生強調知識，碩士生強調方法，博士生強調視野。歷史系的學生要有意識地把三者融為一體。

晚清史之所以令人傷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統治者在全球化視野這一點上沒有明顯的進展，對大的格局變化以及這種變化給中國帶來的衝擊一直是懵懵懂懂的。他們沒有真正意識到，在殖民化向全球擴張的過程中，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也不可能孤芳自賞。

因此，我一直提醒學生，要把晚清史放在世界格局中來看，而不只是硬背一些史實、人名、地名。

清末新式學堂

上書房：與一些通行教材相比，《晚清史》有什麼不同？

戴鞍鋼：過去的一些近代史課本，要麼太陳舊，要麼矯枉過正，以至於有人説歷史學就像翻燒餅一樣，烤焦了、熟過頭了，就再翻過來；或者像鐘擺，擺得太過了，再蕩回來。

這可能是一種嘲諷或者玩笑，但某種程度上也説明：我們在對歷史的認識和解讀上，還有相當大的、可以討論的餘地。我寫《晚清史》，一大看點就是蒐集、引用和介紹了不少新的研究資料、學術進展。

比如，2018年，上海圖書館收藏晚清名臣張佩綸和李鴻章的私人書信公開出版。這是我們過去看不到的。再一個，上海的湯志鈞先生2018年編纂出版《梁啓超全集》。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工程，大大推進了我們對梁啓超的認識。

再如，很多人覺得辜鴻銘有點像“守舊的小丑”。但新出的一些資料，讓他的形象變得更為豐富、鮮活。

過去我們比較多的是看一些大而化之的材料，很難接觸一些私密性材料。現在，台前的、台下的材料一對比，就能夠看到差異，進而可以探討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到底哪一個才是歷史人物的真實想法，等等。

上書房：除了材料新，還有什麼特點？

戴鞍鋼：晚清是一個多彩的時代。在《晚清史》中，我希望通過一些發散性的話題，引導讀者不斷打開“新的窗户”。為此，着力在以下幾個方面發力：

一是兼顧“上下左右”。

晚清時期是承上啓下的歷史階段。學術界有個説法：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歷史是一條長河，是割不斷的。我們過去太強調歷史分期了，這其實是人為的界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應該絕對化。

“左右”就是指世界，包括相關的國家、周邊的環境。過去，我們比較關注歐美，中外關係基本上就是中西關係史，其實歷史上還有一大塊是與周邊國家的互動。它們對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安全同樣非常重要。

二是詳略得當。

以前大家講得比較多的，我就儘量少講，這不等於説它們不重要。只是我在這本書中，想盡可能提供給大家在其他地方很難看到的東西。

三是強調細節。

歷史是由人的活動構成的，人的活動鐵定會有很多細節。忽略了這些細節，歷史就會顯得蒼白、單調。

1881年，開平礦務局投資建成了第一條專線鐵路——唐胥鐵路。

上書房：有哪些具體的發現或細節值得關注？

戴鞍鋼：比如，近年來有人對溥儀被趕出故宮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如果不把溥儀趕出去，或許後來就不會發生那麼多的事情。

其實，馮玉祥把溥儀趕出故宮是有一番考慮的。因為溥儀一天在宮中，民國一天就不安穩。它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個符號。

還有人批評馮玉祥操之過急甚至魯莽，而且違背了協議。因為溥儀退位時，雙方有一個優待協議。實際上的情形如何，是有爭議的。但作為背景説明，這裏可以提供一個“胡適見溥儀”的歷史細節：

胡適和溥儀是兩路人，一個是前朝皇帝，一個是留學回來的新潮人士。由於溥儀在宮中感到無聊，就給他裝了個電話。當時，北京城裏能裝電話的人不多。恰巧，溥儀的英文老師莊士敦和胡適是朋友，有他家的電話號碼。於是，溥儀就把電話撥給了胡適，説“什麼時候進宮來，讓我瞧瞧”。

溥儀的老師、英國人莊士敦與溥儀兄弟在御花園中合影。

按理説，胡適是可去可不去的，而且溥儀的話有點盛氣凌人，更沒必要完全配合。可是，胡適不僅興沖沖地趕往故宮，在宮門外被擋住了，還老老實實地在旁邊候着，一直等守衞和宮裏面溝通好。見過溥儀之後，胡適寫了一些非常動情的話。看得出，他對年輕的前朝皇帝抱有很高的敬意。

我用溥儀的記載、莊士敦的記載和胡適的記載來印證，大致情況都是吻合的。歷史學有一個原則叫“孤證不立”，説的是一條資料不能作為完全的證據，只有復證事實才能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