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軍歷史上，胡奇才是一位傳奇將軍，曾有“四野猛張飛”之稱，曾指揮東北野戰軍第四縱隊在著名的新開嶺戰役中，全殲敵人一個整編師，開創了我軍歷史上的先河。
鮮為人知的是，四縱能取得新開嶺戰役的大捷，與胡奇才戰前的一次“抗命不遵”有着重大關係。如果不是他在大軍危急時刻，拿出“天塌下來我頂着”的氣魄作出了正確的決定，四縱很可能遭受重創，新開嶺的勝利更是無從談起。
那是在1946年10月，杜聿明親自統率8個師共計10萬大軍橫掃南滿，企圖將南滿三、四兩個我軍主力縱隊一鼓盪平，進而吞併整個東北。
戰幕拉開，雙方正式開戰一交手，我軍頓處不利狀態，尤其是四縱因兵力分散而險象環生，差點就被杜聿明一一拆散，逐個吞食。
自1946年2月整編之後，四縱總共統轄3個師、1個警衞團，1個炮兵團，約10000兵力。
此次一與杜聿明作戰，這一萬人馬竟分作四路：一路配合三縱作戰，一路佈防摩天嶺，一路守備賽馬集，還有一路由胡奇才親自統率去攻打小市鎮。
這樣一來，便在100平方公里的範圍內把一個主力縱隊給生生拆散了。有經驗的將士都知道，分頭把關、四面受敵，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10月19日，讓人擔心的事情果然接踵而至——先是10師兵敗永陵，接着是胡奇才撤出小市鎮，最後是12師失守摩天嶺、牛蹄崖。
緊接着，以第25師為核心的數萬敵軍窮兇極惡地從四面八方壓將過來，欲置四縱和遼東軍區機關於死地，情況十萬火急！
遼東軍區指揮員電令胡奇才速派最精鋭團隊去草河口組織第一道防線，以保證軍區機關能夠安全轉移。
去不去草河口？是去草河口，還是去賽馬集？拿着電報的胡奇才為難了。
他知道，軍區這個命令是有問題的，問題在於只考慮了機關，而未顧及四縱。
往草河口擺放一支主力，的確可以保障機關轉移，但四縱怎麼辦？他勢必步步後退，點點分割，最終被杜聿明逼到鳳城這個角落裏，孤零零地與多路敵軍決戰。
雙方兵力以一比十，不是被屠光、幹掉，便是被擊潰、殺散，別無選擇。四縱一散，三縱還能挺多久，軍區機關還能跑到哪裏去？後果不堪設想！
唯一正確的做法是把手頭上僅有的這支主力擺在賽馬集，頂住最為狂妄的敵25師，爭得時間，既掩護機關轉移，又掩護四縱集中兵力，變五指為鐵拳，尋機打擊敵人。
在胡奇才心目中，這是最準確的方案了，執行這個方案，部隊有救，機關有救，整個戰局也會出現轉機。但這樣做，弊端也很明顯，那就是違抗命令，必然要受到最嚴厲的懲處。
胡奇才比誰都清楚這點，但他比誰都堅決地做出了一個決定：不去草河口，改去賽馬集以北的分水嶺，搶佔陣地堵截敵25師！
當時，縱隊政委彭嘉慶正在軍區開會，副司令韓先楚率10師配合三縱作戰，副政委歐陽文、參謀長李福澤在通遠堡守家……胡奇才只有獨自擔起這個責任了，要殺頭就殺他一個人了！
“司令員。”11師政委李丙令説話了，“去草河口是上級命令，不執行怎麼行？”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胡奇才咬咬牙，“就這麼辦，天塌下來我頂着！”
他斷然下令：11師31團搶佔分水嶺，抗擊25師攻勢；12師35團邊打邊走，掩護軍區機關及四縱11師、12師靠攏。
胡奇才的想法是：整個縱隊倒退着往東走，向三縱慢慢靠攏。邊打邊撤，在撤退中收攏11、12師，尋找戰機，務必尋找一個膽敢冒尖的敵主力團或主力師，將其誘而殲之。
10月20日夜，大軍按照胡奇才部署開始動作。與此同時，胡奇才打電話給遠在安東的政委彭嘉慶，告訴了整個決策過程，並向他徵求意見。
在四縱領導層，彭嘉慶年齡最大，平日沉默寡言，目光犀利、敏鋭、準確，每每在最關鍵時刻説一兩句最關鍵的話，表示支持或者反對。
對威猛剽悍的胡奇才來説，這個政委就相當於一位沉穩持重的兄長，因而胡奇才尊重他、信賴他，每有委決不下之事，總是首先跟他通氣。
“政委，”胡奇才最後説，“號令既出，我顧不了那麼多了。”
電話那頭沉默了好一會兒，才傳來彭嘉慶平靜而堅定的聲音：“司令員，我支持你，有事一塊兒擔。”
胡、彭二人剛通完電話，林、羅二帥就發來了電報，電報中的指示正與胡奇才的想法不謀而合：“敵人分數路進攻南滿，你們要集中優勢兵力，以運動戰的方法尋找時機，殲敵有生力量。”
10月23日，在31團和35團的浴血阻擊下，四縱11師、12師主力終於集中起來了。
這天黃昏，部隊在一個名叫新開嶺的山岡上吃了第一頓飽飯。胡奇才看着面前生龍活虎的將士們，眼圈兒都紅了。
兩天兩夜，要把分佈在100平方公里範圍內的兩個師主力聚攏起來，這是何等的不易！
這是用決策者的決心，加上阻擊部隊的鮮血，再加上行軍者的意志換來的。也可以説是在敵軍圍困萬千重的絕境之下，胡奇才提着腦袋掙來的。
幾天之後，胡奇才率領四縱在新開嶺戰役中殲滅敵第25師8000餘人，取得了一場名垂軍史的大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