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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部族專制
雖然我們説起中國的古代政治，總説“皇權至上”，但像中國這樣龐大的一個國家，其政治權力是不可能操控在一個人手裏的。故而，掌握權力者，一定是一個集體，一個階級。
縱覽世界大國，俄國的沙皇、法國的皇帝都有貴族階級擁護，英國的首相、美國的總統都要資產階級擁護。由此可見，神權、王權、貴族、資產階級乃至無產階級，都是由一個集體（階級）去掌握政權的。古代的中國是“皇帝政權”嗎？不是，因為皇帝一個人不可能掌握一個國家的大權。是皇帝一家掌握一個國家的大權嗎？也不是，即便分封諸王，也不過百十人而已，無法真正掌握政權。
古代的中國是“貴族政權”嗎？不是，因為中國自漢代以下，已不能説有顯然的世襲貴族集團。古代的中國是“軍人政權”嗎？不是，我們在歷史上找不到軍人集團長時間統治國家的證據。古代的中國是“資產階級政權”嗎？顯然不是，中國古代一向沒有資產階級，商人在社會里的層級是最低的。
若真正説起來，中國應是一種“士人政權”，政府的大權是掌握在讀書人手裏的。從漢代到明朝，讀書人做官是一直延續下來的——在漢代唐代，士人還勉強算得上一個階級，因書本傳抄稀少價格高昂，故而“知識”可以作為一種特有的“遺產”流傳下來；到了宋代明代，讀書已不再是世家大族的獨有權利，寒門士子逐漸登上舞台，士人已成為一種“流品”，而非階級了。
然而除了“士人政權”以外，中國歷史上還有一種極特殊的政權，可稱之為“部族政權”。所謂“部族政權”，即政權全數或大多數掌握在一個部族手中，譬如蒙古人、滿洲人統治中國，便是最明確的部族政權。
中國歷史上的政權雖然總是説皇權至上，但從來沒有説過“朕即國家”這樣的話，即便明朝廢宰相以後也不敢講，權力總掌握在士人手中。縱觀歷史，只有部族政權才真正地想要讓自己這一批人代替讀書人，即蒙古人和滿洲人奪了讀書人的位置。他們的專制，不能用“皇帝專制”來一概蔽之，“部族專制”更為妥帖。
清代的中央政府
清代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即在於其皇帝背後有一批特別擁護皇帝的部族（滿人）存在。按道理講，皇帝治理一個國家，便應當得到全國民眾的擁護，而不應當有一批不按照階級劃分的人來專門擁護。清代政權就是這樣一個政權，它始終要袒護滿人，因而其制度便不能做到完全的公平。
清代的中央政府主要沿襲明制，劉寶瑞先生的《官場鬥》裏頭説《大清律》就是把《大明律》換了個封皮，雖有誇張成分，卻也反映了一定的歷史事實。清代沒有宰相，仍用內閣大學士掌理國政，到雍正時期又增設“軍機處”（南書房），繞過朝廷和內閣，直接從軍機處頒佈最高法令了。
不過清朝顯然比明朝聰明，清代皇帝有感於明朝宦官弄權招致亡國之禍，因此軍機處只從外廷選拔大臣，而內廷一律不得干政。雖然如此，拓撲上（賣個萌哈哈哈）二者並無區別，都只算作是皇帝的秘書，不能算作是朝廷的大臣。
在我看來，清代的獨裁是遠遠勝於明代的。從兩個方面便可見端倪，一是文書傳遞，二是粘竿處的啓用。
清代政府最高命令文書叫做“上諭”，有“明發上諭”和“寄信上諭”兩種形式。明發上諭是古代中國的慣例，主要是皇帝祭天、巡視、狩獵或者救荒這些大事，以及四品以上官員的升降，由內閣擬畢皇帝預覽後交由六部分發至全國。“寄信上諭”是清代特有，直接由軍機處寄送給接收命令之人。皇帝看完軍機大臣擬定之命令，蓋上“辦理軍機處”之印信，直接送達受令之人，任何旁人不能拆封。由此，皇帝若向江浙總兵發送一個命令，就連兵部尚書也不能拆看，如此則全國各地長官都直接向皇帝彙報，可見其專制程度！
第一次聽到“粘竿處”的名號，是我無意中看了《甄嬛傳》，裏面蘇公公評述“夏刈名為粘竿處，實為血滴子啊！專為皇上刺探前朝之事，排除異己。”當時的我略有驚訝，但後來看到了雍正的硃批上諭，便對其專制程度深為“歎服”。許多臣子的私生活，甚至連親戚朋友間的瑣碎事也瞞不過他，雍正的精力和他的獨裁在歷朝歷代都是數一數二的。
再説一説清代的“六部尚書”。雖然清代的六部制度沿襲明代，但其權力卻遠沒有明代集中。明代以前，吏部和兵部統轄全國的人事和軍事，人事上五品以下的官吏不須報請宰相就可任用，五品以上開名單報宰相或上廷推。到了清代，這種制度全部被廢除了，必須引見皇帝后才可上任，人事制度完全專制了。軍事上，明代以前的兵部尚書可以直接給地方巡撫發命令，到了清朝則完全不可行了。
清之前，皇帝旨意下達和全國事情上呈都要經過六部，尚書可直接下達自己的命令給地方行政長官。到了清代，六部尚書已經不能稱為行政首長了，因其和“侍郎”都必須單獨上奏，再不能稱為明顯的上下級關係。因此，清代的中央政府全數集權於皇帝，再沒有“給事中”一類的小官在朝堂上提反對意見，專制性質大大加強了。
清代的地方政府
明代的布政使是最高地方首長，總督和巡撫是非常設職務，有事派出，事畢撤銷。清代開始，布政使之上常設總督和巡撫，這些個軍事首腦就成了正式的地方行政長官。明代地方行政已是冗餘，從縣到府、道、省已有四級，清代再添上一個總督（巡撫），便是五級。然而真要打起仗來，中央仍要派遣諸如經略大臣、參贊大臣之類的特使，地方的總督巡撫仍説不上話。總之，清代的集權體制不許地方有真正的自主權力。
再説説清代地方政治制度上的“種族歧視”。滿人對於蒙古和西藏是極其懷柔的，尤其對蒙古人極力拉攏。當時的滿人皇室多封蒙古人為貝子貝勒，整個國家滿人第一，蒙人第二，然後數到末尾才是漢人。對於這些地方的統治，清代特設了一個“理藩院”，裏頭的管理官員全數都是滿人和蒙古人，是不讓漢人插足過問的。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明代的遺老遺少當然是不同意當時的外族人“滿人”統治中國的，所以清代在地方政治上採取了許多措施來對待漢人。他們開科取士，沿襲了中國的科舉制度，允許漢人讀書做官，且可以參與最高級別的政治決策。然而，滿人自有一套辦法去排擠漢人，他們每一衙門採取“滿漢夾用”的手段，地方政府長官也多用滿人而少用漢人。這樣一來，清代的地方政府仍是被滿人所牢牢把持着。
清代的選拔制度
一言以蔽之，清代的選拔制度，或者説考試製度是一種愚民政策。中國的考試製度之根本用意便在於選拔人才服務於政府各部門，而清代的部族政治在根本上就無意開放政權，故考試只為羈縻牢籠之術而已。
錢穆老先生在書中説，“只讓漢人們嚐到一些甜頭，開放政權之一角，作為一種妥協條件而止。”幸而漢人在億萬人之中，有官拜大學士、尚書或侍郎之位的，也無不是垂垂老矣，很快又將手中的權力盡還給滿人。縱觀漢、唐、宋、明等朝代，雖然也有宗室、外戚乃至宦官專權之事，然一時之人事腐敗，絕非清代之部族政治綿延數百載。
這裏還須宕開一筆，説一説清代的治學。清代政府不允許民間有公開發言權，當時的府學、縣學裏面都有明倫堂，裏頭放置一塊卧着的石碑，上頭鐫刻了幾條禁令：
第一，生員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結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這三條禁令，恰是歷次革命要爭取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這恰是一個鮮明的對比，許多有名的學子（譬如金聖嘆）就因為犯了卧碑禁令被殺了頭。清代不許人講話，皇帝天天讀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都讀到黃土裏去了！説到底，這還是“先天不足”，部族政治的缺陷是無法彌補的。
清代的反抗運動與變法
清代的滿人想一面討好民眾，一面壓迫知識分子，他們只想要服服帖帖的官僚，而不許有正正大大的人民。這樣畸形的制度，只能造就政治上的奴性、平庸和腐敗，清代的官僚於是日益貪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現象屢見不鮮，底層民眾苦不堪言。終於，憤怒的火焰衝破枷鎖，民變四起而星火燎原，可以説即便沒有西方的入侵，滿清政府也不過是晚一些垮台罷了。
清代最有名的反抗運動要數“太平天國”，他們取黃巾起義之“太平”和基督教之“天國”組成自己的政權名號，想要顛覆整個清廷。但他們不太懂得政治，只懂得打仗和徒具其型的“均田制”，這是滿清政權存心分割知識分子和底層農民的“成果”。洪秀全一出來就自稱“天王”，緊接着東南西北王和什麼“王長兄”之流的名號統統都出來了，他們把中國的歷史傳統全數推翻，複製一些外國宗教的邊角剩料，可想而知最終的結局註定是失敗的。
太平天國失敗後，一些有識之士也提出了改變時局之手段。當時，孫中山先生主張革命，而康有為主張變法。辛亥革命成功了，而康有為的變法失敗了。變法的失敗主要就在於康有為沒有認清朝廷不是清朝皇室的，而是滿人部族的！康有為看英國、德國、日本都有皇帝，便覺得皇帝無害於立憲。他沒有看清，皇帝的後面不僅僅是一個慈禧太后，而是一個部族政權在撐腰，而滿人部族是絕不會同意立憲的！
清代制度評述
清代是一個“部族政治”當頭的朝代，是一個極度集權專制的朝代。但我們也不能因清朝的落後和捱打，來全盤否定集權和專制。國家大事，有時確需絕對秘密，有時甚至應當獨裁，英美西方的民主政治有時實在緩不濟急，危機臨頭不免要吃虧，最近的新冠疫情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中國的傳統政治，最寶貴之處就在於公開，因完善的制度存在而一切均憑制度即可處置。清代摒棄了公開的制度，而選擇錢穆先生筆下的“秘密的法術”，把機關分割成一個個單獨的官員，喪失了公權，全數濟了私心。這樣的一個統治階級，其敗亡是註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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