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着白山黑水氣味的東北風狂泄而下，捲起一片塵埃，猛烈地摔向冰冷的山海關城牆。朔風中的皇太極明白：再大的風也無法吹開大明王朝的關塞城門。這個經營了270多年的帝國，雖然內臟已多處潰爛，其外殼似乎還沒有撕開明顯的口子。
最終，城門不是被打開，而是打開。打開城門的當然不是朔北寒風，而是大明王朝的“自己人”——守關總兵吳三桂。結局有點意外，但卻情理之中。這夥計的果敢之舉，讓中國成語“衝冠一怒”穩穩當當扣在了他的頭頂。這個詞兒真是為他量身定造的。
簡單來看，大明的滅亡與吳三桂的變節叛國有直接關聯，這也不無道理。在古代忠孝的道義標準裏，吳三桂可以算個體制內的最大敗類、異己分子。但全面分析他的目的和動機，不難發現：狹隘之人一定走不了多遠，魯莽之漢一定撐不了大事。
其實最初的吳三桂也算是個有志有為青年；準確地講，是個有志有為少年。16歲率20餘家丁衝入滿軍重圍營救其父，這樣的行為不管是在當時，還是在現如今，都可算作一個壯舉。他當時不這麼做，其父肯定屍埋遼闊遼地。在忠臣出於孝子的選人標準下，吳三桂的忠勇給他壘起了一座巨大的政治豐碑和道義台階，可以成為他一生享用不盡的政治資本。但三桂終究是三桂，終究脱不了魯莽之體，終究還是被自己魯莽、極端的特質，把自己送上了貳臣叛徒的黑名單。
縱觀吳三桂的一生，成在勇猛果敢、倫理綱常。但勇猛果敢的背面是魯莽極端，倫理綱常的背面是自私狹隘。面對殺父奪妻這種不共戴天之仇，吳三桂用狹隘情懷和極端手段來平衡和維持內心的安定，似乎不難理解，合乎情理，因為吳三桂畢竟不是宗教徒，吳三桂畢竟不是文天祥。他與文天祥的本質區別在於：三桂乃草野兵夫，他身體裏缺少儒家墨水，屠殺是他的專業；文天祥在被元兵押往京城的路途中，腳鐐手銬仍不忘詠詩抒懷，感故國不在，恨濟世無能，拳拳愛國憂民之心浸含在他的絕句和不死的情懷裏；他是一個為了國家可以捨棄自身所有的武將軍，他是一個忠君許國的文曲星。
蔡鍔將軍在踏上討袁之路、臨別小鳳仙時，對小鳳仙的一句“許國不許卿”，與文天祥的“化作啼鵑帶血歸”有異曲同工之處：拋家護國、忠烈為國。而莽夫吳三桂沒有這種情懷和政治眼光，這就是自私與無私、狹隘與豪邁、魯莽與持重、極端與中正、英雄與敗類的區別。
辛亥革命“排滿”民族主義有着深刻的歷史根源，是在西方文化的傳入下，中西文化衝突的背景下，在中華民族固有的生存方式受到嚴重的威脅狀態下產生的，它離不開中國特定的國情。 首先，清朝的民族壓迫和民族的歧視政策是產生近代“排滿”民族主義的歷史原因。歷史告訴我們哪裏有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哪裏就有民族反抗。辛亥革命的“排滿”民族主義是清朝從過關以來實行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的結果。
城門大開，重新洗牌。大明被大清顛覆，好多年後的吳三桂被康熙帝趕得屁滾尿流，一出好端端的戲，被他自己演成了悲苦戲、滑稽戲。單從吳三桂的起落看，這哥們最大的失誤可能還是他的自私和狹隘葬送了他本來美好的前程。城門終究是要打開的，或許李三桂開劉三桂開，最大可能還是滿清士兵攻開，總不會出現稻草堵門風吹開的奇蹟。但吳三桂如果不開城門，戰死的他還有可能被清帝感動，最終以義士之名厚葬的。一失足，定結局；一時衝動，釀千古恨。
可惜歷史重來沒有如果。
自私、狹隘、魯莽、極端的最終結果是風雨滿樓，打開的城門成了吳三桂的逃亡、死亡之路，最後的結局是重新洗牌——被歷史淘汰，被時代淘汰。
三桂這夥計如果生在現代，以他的性格特徵，可能是個黑社會老大，也可能是個老大的馬仔，還有可能是個製假販假的黑心商；家庭如遭變故，他肯定會走上殺人犯罪之路、做出極端之事來的；也有可能盲流一個，四處滋事。因為狹隘自私、魯莽極端始終脱不了他的凡體。當然，最終的結局也只有一個——被時代清除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