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藩王的違法成本：言官不得告，司法不得審，重罪不加刑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後，無視“八王之亂”“七國之亂”的歷史教訓，以“藩屏帝室”為由執意分封藩王。不僅如此，為了保證自己的子孫能夠充分享受榮華富貴，他還給藩王了賦予了諸多特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藩王低下的違法成本了。可以簡單概括為：言官不得告，司法不得審，重罪不加刑。

一、言官不得告

朱元璋在《皇明祖訓》明確規定：

也就是説，言官彈劾藩王，如果皇帝認為這是小事，就視言官為離間皇家成員關係，按律當斬；即便是大奸大惡之事，如果皇帝感覺證據不足，也會殺言官。如果是普通百姓想要揭發藩王的行為，更是要先殺揭發者，而後流放其家人。

根據《明仁宗實錄》記載，原山西按察使陳諤曾因故丟官，仁宗繼位後大赦天下，理應重新起復陳諤，但只因他曾在擔任湖廣按察使任時，指責過楚王，仁宗就認為陳諤乃是小人，於是將其進一步貶為海鹽知縣。

不過，隨着明朝削藩政策的深入推進，藩王的地位有所降低。自宣德時期之後，言官彈劾藩王的事情開始多了起來，但即便如此，言官彈劾藩王仍然是一件非常冒險的事情。比如説，根據《明宣宗實錄》，山西道監察御史梁軫曾在上疏奏告王府違禮之事，結果自己反而被以“不遵祖訓”為由貶為雲南元謀縣典史。

到了明朝中後期，藩王地位進一步降低，甚至喪失了對王府內部官員的人事、考察及司法權，這個時候才有官員敢義正言辭的揭露藩王的不法行為。但就整體而言，活躍於明朝政治舞台的言官並不太敢肆無忌憚的攻擊藩王，畢竟朱元璋定的祖制就在那裏放着，皇帝隨時可以拿這事追究言官責任。

二、司法不得審

終明一朝，如無皇帝特旨，普通司法部門不能緝拿、審問藩王的，更不用説是定罪了。《皇明祖訓》規定：

《大明律》中“八議”的第一條就是“議親”，具體為“謂皇家袒免以上親，及太皇太后、皇太后後緦麻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皇太子妃大功以上親”，藩王亦屬於此類。而起對應的定罪流程是：

可以看出，不管是《皇明祖訓》還是《大明律》都明確規定，除非皇帝特許，普通司法部門根本無權過問藩王違法事宜。而在古代，統治階級一直視皇家顏面高於一切，除非是極特殊的情況，否則不可能允許司法部門插手皇家之事。

事實上，《皇明祖訓》對藩王犯罪的議罪流程進行了非常詳細的規定，具體如下：

也就是説，藩王犯罪後，皇帝一般先遣皇親或者內侍召藩王進宮，如果召了三次還不來，就派流官與內侍一起去將藩王召進宮中。皇帝當面詢問藩王的違法行為，如果説確實屬實，則會要與在外或在京諸親商議如何處置。至於藩王要在京城留十日，這十天內，皇帝要召見藩王五次，然後進行發落。

而如果有人膽敢違反這一規定，《皇明祖訓》也非常明確的規定，“若大臣行奸，不令王見天子，私下傳致其罪，……都督府捕奸臣，奏斬之，族滅其家”。所以在明朝，藩王無論犯下什麼罪行，都必須等待皇帝親自裁決，如果他人越權干預，基本都是必死之罪。

三、重罪不加刑

《皇明祖訓》規定了藩王犯罪後量刑的基本原則，即：

這裏所謂“不加刑”，指的是《大明律》規定的“笞杖徒流死”五種刑罰。洪武之後，明朝皇帝在基礎上進行了適當的變通，但整體而言尺度沒有超出朱元璋所定下的祖制。簡單概括為如下：

①訓斥。也就是《皇明祖訓》裏面的“面諭其非”，洪武時期藩王較少，皇帝有精力挨個叫過來訓斥幾句，洪武之後皇帝就沒有這個精力了，於是更多是以下旨書面訓斥為主了。比如説，正統五年，靖江王朱佐敬貪淫不法，朱祁鎮命“以敕切責”。

②罰俸。皇帝根據藩王所犯罪行之輕重，酌情扣除其俸祿，以示警戒。比如説，成化十二年，趙王朱見灂強買良家子充宮人，因怒殺十一人。皇帝罰其革去冠帶，減祿米三之二，並下敕切責。值得注意的是，不過這個削減俸祿並不是永久的，一般短几個月，長則一兩年也就恢復了。

③降低身份。如果是藩王，可能是剝奪爵位；如果是嫡長子則剝奪去承襲王位的權力；如果本身就是庶子，可能直接就貶為庶人了。比如説正統十三年，永和王朱美塢“烝其庶母，亂其妹”，英宗以其“黷壞人倫，傷敗風化，罪在十惡”，削去王爵，降為庶人。

④賜死。這是最嚴重的處罰方式了，除非是犯了十惡不赦的大罪，否者都不會這樣。正德期間，漢王朱高煦叛亂，朱瞻基也不是立刻選擇將其處死，而只是將其囚禁，只不過後來朱高煦三番五次激怒朱瞻基，朱瞻基才下令將其處死。

四、結束語

可以看出，藩王犯罪後，從緝拿、審問到最終的定罪，每個環節都充斥封建王朝制度下統治階級的特權思想。在這種特權思想的支配下，藩王的違法成本特別低，比如説萬曆二十三年，山陰王朱儁柵打死家奴六名，神宗只是命人罰去他的俸米二年。然而，一個藩王何須靠俸祿而生活，這種懲罰基本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懲戒意義。也正是因為如此低下的違法成本，讓藩王可以肆無忌憚的為非作歹，最終演變為掏空明朝這座大山的蛀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