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位於雲南怒江的山村幼兒園，孩子們在捏橡皮泥。
位於貴州松桃的山村幼兒園，孩子們在玩耍。受訪者供圖
這是一場關乎教育公平和鄉村未來的社會試驗，試驗內容是以一種有效且低成本的方式，到偏遠鄉村辦幼兒園，為3至6歲兒童提供家門口的免費學前教育。
2009年，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在當時的貧困縣青海省樂都縣（今青海省海東市樂都區）開始試點。13年後，這項被稱為“一村一園：山村幼兒園計劃”的公益項目，已先後在11箇中西部省份的31個縣區落地開花，開辦了3000餘所村級幼兒園，累計受益兒童約20萬人。
計劃的發起者和推動者、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原副理事長盧邁，今年75歲。在他看來，這份成績單還遠遠不夠，“太少了！我們國家有60多萬個村子……”
為什麼要關心農村孩子能不能上幼兒園
村裏有沒有幼兒園，有那麼重要嗎？
面對這樣的問題，盧邁會以數據作答——
13年前，“一村一園”計劃在青海樂都啓動時，全縣僅有不到一半的適齡兒童在上幼兒園，鄉鎮以下幾乎沒有任何學前教育服務。北京大學的團隊對樂都農村3至6歲兒童進行評估，發現他們的認知發展水平不足城市同齡兒童的60%，語言發展水平相當於城市同齡兒童的40%。
腦科學研究表明，0至6歲是人類大腦發育的高峯期。有研究指出，兒童如果長期處於缺乏關愛、貧困、家庭結構異常等不利環境下，承受着難以排解的“毒性壓力”；如果環境一直得不到改善，這種壓力會影響兒童的大腦發育和生理、心理健康，進而影響他們的一生。
美國佩裏學前教育項目對貧困兒童持續追蹤40多年發現，良好的幼兒教育可以有效降低貧困兒童成年後的暴力行為和犯罪率。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詹姆斯·赫克曼研究了早期兒童發展項目的數據，發現重視兒童的早期教育可以為社會帶來巨大回報。
赫克曼認為，教育不公平不止是個道德問題，更與一個國家的長期競爭力密切相關。讓所有兒童公平地得到早期教育，能夠降低貧富差距，提升勞動力質量，拉動經濟發展，越早投入，效果越好。
近年來，我國對學前教育越來越重視，隨着相關政策陸續出台，全國學前教育毛入園率已從2010年的56.6%，提升至2020年的85.2%，預計2025年將達到90%以上。
“那被落下的15%、10%享受不到學前教育的孩子在哪兒呢？”盧邁説，“在偏遠鄉村，在欠發達地區。”
當城市家長越來越重視孩子的早教問題，許多偏遠鄉村的家長卻對此瞭解有限，村裏也沒有幼兒園——公辦園在縣城、鄉鎮，只能覆蓋部分周邊村莊；民辦園要靠收費維持，可以想見不會到偏遠鄉村設點。
“這些孩子也是我們國家未來的建設者，現在不關注他們、投資他們，以後是要付出代價的。”盧邁説。
推出“一村一園”計劃，正是基於以上認知。參與者們相信，通過公益援建，為偏遠鄉村兒童提供早期教育服務，有助於打破貧困的代際傳遞，鞏固脱貧攻堅成果。
“第一個饅頭”
“一村一園”計劃要做的是，讓試點地區每個有10名以上適齡兒童的村子，都擁有一所幼兒園；讓人口分散、交通不便的欠發達地區兒童能夠就近入園，免費享受學前教育服務。
聽上去困難重重——要花多少錢找場地、建房子？錢從哪來？從哪招老師？能保證教育質量嗎？
項目組以多年實踐回答了這些問題。
首先，不必花錢建新園舍。幼兒園大都借用閒置的村小校舍等村公共場所改造而成。硬件投入小，賦予這些幼兒園一種靈活性。隨着城鎮化進程加速，當所在村莊幼兒數量過少，幼兒園需要撤點時，由於建園之初沒有園舍建造，也就幾乎沒造成資源浪費。原教學點老師和留下的兒童，可以就近調整到其他幼兒園。
其次，在村裏運行一所小規模幼兒園，成本不高。據介紹，山村幼兒園每年的運行成本約在3-5萬元，其中80%用於老師工資。項目前期資金主要來自基金會募集的企業和社會捐助，運行兩三年後，會促成地方政府接手。例如，在青海樂都，當地政府已將“一村一園”計劃納入公立學前教育管理體系，以購買服務的方式保障山村幼兒園運行。
此外，項目採用招募“幼教志願者”的方式，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招聘熱愛幼教工作的志願者，經培訓上崗。目前，已有3955名幼教志願者老師服務於“一村一園”計劃，其中九成以上是女性，七成老師具有大學學歷。
以創新性的解決方案應對教育難題，用較低成本填補農村學前教育村級“短板”，2018年，“一村一園”計劃獲得世界教育創新峯會（WISE）教育創新獎，這是首次有中國項目榮獲該獎。
回到人們對教育質量的關心，也是關於這個項目至關重要的一個問題：幫助偏遠鄉村兒童健康發展，進而促進社會公平，這些在硬件、師資等方面門檻不高的山村幼兒園真的有用嗎？
“有沒有用看結果。”盧邁説。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請華東師大、北大等第三方機構對項目效果進行過多次評估，評估結果鼓舞了“一村一園”計劃的實施者們——
在項目最早的試點地區青海樂都，學前教育3年毛入園率顯著提升，從2008年的47%，提升到如今的99%。
入園兒童的語言、認知和社會性也有明顯提高。基金會追蹤8531名進入義務教育階段的項目受益兒童，並與縣級公辦幼兒園、縣級民辦幼兒園和鄉鎮幼兒園的兒童進行對照，發現在小升初統考中，68%的“一村一園”計劃受益兒童成績達到平均分數線以上，與縣城公辦幼兒園的74%差距不大，優於鄉鎮幼兒園、民辦幼兒園等其他幼兒園的47%，而沒上過幼兒園的孩子只有19%成績在平均分數線以上。
調研還顯示，“一村一園”計劃受益兒童的高中入學率為81%，沒接受學前教育的孩子這一比例只有25%。
“項目花不起太多的錢，這些孩子也沒受什麼特殊待遇，但上了幼兒園的孩子就是不一樣。兒童的事情就是這樣，你真的去關心、去投入，馬上就能從這些最需要關心和投入的孩子身上看到變化，讓你知道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盧邁説。
他説這有點像經濟學中的邊際效應遞減原理，“什麼時候邊際收益最大？餓的時候吃饅頭，吃第一個的時候最香，第二個第三個邊際效應遞減。對於這些農村孩子，給他們的任何東西都像是第一個饅頭。”
把幼兒園“種”進偏遠鄉村的人
盧邁找出幾張照片。其中一張，是他去年在樂都與8個“一村一園”項目受益孩子的合影。6個女孩、2個男孩從同一村子考上省重點中學樂都一中，這是村裏破天荒的事，也為學前教育干預的效果，提供了又一佐證。
指着照片上的一個女孩，盧邁説：“當時我問她，咱們這些孩子跟來自縣城的同學比有什麼差別嗎？她説沒什麼差別，他們會的，我們也能自己學，我喜歡唱歌！”讓她唱一個，她就唱了首英文歌，“你能看到這孩子從小培養出來的自信。”
愛，自信，社會交往能力，盧邁認為，這些都是“一村一園”帶給鄉村孩子最具共性也最重要的收穫。
他反覆強調鄉村幼兒園老師的功勞，希望“村幼教老師”這一羣體受到社會更多關注。他相信，當人們走近這羣最基層的幼教老師，瞭解他們的愛與艱辛，付出與成果，會更清醒認識農村學前教育現狀，更重視如何“雪中送炭”。
盧邁找出的另一張照片，拍攝於2010年。46個年輕人站在“青海樂都早教志願者”的紅旗前，他們是“一村一園”計劃招募的第一批幼教志願者。
如今，一些人已離開，一些人仍在堅守。今年42歲的朱英香，就是堅守者之一。
朱英香是樂都本地人，從青海幼師學前教育專業畢業後，做過私立小學的代課教師，也在縣裏的民辦幼兒園工作多年，直到2009年應聘成為“一村一園”計劃的幼教志願者。那一年，她29歲。
“我是從農村出來的，又學的這個專業，雖然我小時候沒上過幼兒園，但可以讓現在的農村孩子享受這種教育。”項目伊始，試點多、孩子多，老師少。首批46個志願者需要去81個村子“走教”，一天去一個村，一週跑五個村。朱英香每天坐車到十幾公里外的中心學校，再從學校騎着區教育局給他們配備的自行車下村。“騎車騎得手都麻了。”
2011年，項目組評估教學成果，結合地方反饋，增加招聘，讓老師固定教學，朱英香從此成為峯堆鄉聯村從0到1的第一所幼兒園裏，從0到1的第一名也是唯一一名老師，直到今天。
很多“一村一園”計劃的村幼教老師，都是這樣，來到從來沒有幼兒園的偏遠村莊，種下學前教育的種子。
在試點村，孩子們的情況各種各樣，老師們也做着各種各樣的努力。
很多努力看上去很“小”——
他們教不會自己上廁所的孩子自理；
教媽媽好賭、爸爸在外打工，經常獨自在家的孩子認識危險物品，不做危險事情；
教不會説普通話的鄉村孩子説普通話；往時常吸溜着鼻涕的孩子書包裏放入紙巾；
對因種種原因怯懦、自卑、怕生的孩子，逮到機會就誇；
把病情沒被家裏重視，拉肚子嚴重到暈倒的孩子送到衞生室，要求家長務必關心；
幫想念在外務工父母的孩子，用視頻聯繫爸媽；
……
這些走入山村的老師，彌補了村裏孩子在家庭環境中的部分缺失，也難怪許多孩子會自然而然地叫老師“媽媽”——
在貴州織金，已經上小學的孩子在教師節回幼兒園遞給老師一張紙條，上面寫着“老師像媽媽”；
在青海樂都，一堂主題為畫媽媽的課，有孩子畫了兩個媽媽，告訴老師，“一個是你”；
在湖南古丈，有個孩子被問到家庭成員有誰，竟回答説，“媽媽是誰？”她入園後天天跟在老師身後，着急上廁所時，脱口而出，“媽媽快幫幫我！”
……
就是在無數個這樣的日夜裏，村民逐漸接受了幼兒園，認可了學前教育。
“孩子和家長都改變了。”曾參加“一村一園”計劃的青海樂都志願者老師楊亞玲仍清楚記得，10年前，在她任教的鄉村，很多家長都不願送孩子入園，認為幼兒園就是領着孩子玩，玩3年玩野了，上了學也沒法好好學習。
楊亞玲從村婦聯那裏拿到適齡兒童名單，挨家挨户上門跟家長們談，向他們介紹新的學前教育觀念。有的家長去一兩次説不通，她就跟孩子互動，給他們講故事、讀兒歌、畫畫，跟他們一起做遊戲……如今，家長們普遍願意支持和配合老師的工作。
“鄉村振興的標配裏，應該有個幼兒園”
作為一項立足村級學前教育服務的社會實驗，“一村一園”計劃證實了為欠發達地區兒童提供學前教育的價值，總結出一套可在欠發達地區推廣複製的模式。盧邁希望，這些試點經驗能為國家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據。
“支持政策研究、促進科學決策、服務中國發展”是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創立以來的宗旨，做試點、做研究，最終都指向了公共政策。此前，被稱為“營養餐”項目的貧困地區寄宿制小學學生營養改善項目，就是他們“社會實驗+政策倡導”方針下的成功案例。
2006年，基金會在農村寄宿制學校調研發現，貧困地區的學生普遍營養不良。2007年，基金會啓動試點，為2000個貧困地區孩子建食堂、供應免費午餐，為另外500個孩子發放衣物補助，進行對照實驗。一年後，有食堂吃的孩子，身體素質、學習成績等都有顯著提高。
2011年，該項目由社會試驗上升為國家政策，出台了“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至今已惠及3700多萬農村義務教育學校的學生。項目實施10年後，評估顯示，欠發達地區農村學生身高普遍有較大增長，受益學生的體質健康合格率從2012年的70.3%，提高至2021年的86.7%。
“誰都比不了政策的力量。”盧邁説，政策會影響千千萬萬人，他希望“一村一園”計劃也能得到政策支持，產生更大效果。
但這並不容易。10餘年來，儘管已對項目效果做了多輪評估，對山村幼兒園“教育質量”和“正規性”的爭論，卻始終纏繞着“一村一園”計劃。
爭論背後，值得留意的問題是：什麼是有質量的學前教育？教育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如何在不傷及教育公平的前提下，追求教育質量？
“哪些指標、標準能夠精準地測量學前教育質量？有關部門制定了嚴格的建設標準和人員資格標準，但是，這些標準對於中國廣大欠發達地區是否適用？”在2019年的“一村一園”計劃樂都十週年效果評估報告中，研究者們指出，從實踐來看，在偏遠地區農村要按照標準辦學是非常困難的，“一是投入與服務產出不成比例，投入大、服務規模小，直接造成資源浪費；二是有基本素質無資質的當地青年無法從事相關工作……可以參考的做法是，先上崗再考證。除了建設標準、人員資格標準等相關要求外，更重要的是要以‘效果’為導向，看老百姓的獲得感。”
盧邁強調，他很高興在走訪時聽村民同他“算賬”。“在井岡山，有户人家原來在鎮上租房陪孩子上幼兒園，我們在村裏建園後，他們就回到村裏，説回來省了房租、學費、生活費，在地裏還能幹幹活，一年省了近2萬塊錢。”
村級學前教育受到農村家庭的普遍支持。盧邁提到，與當年項目啓動時的情況不同，如今，欠發達地區家長也普遍有了送孩子讀幼兒園的認知。這一人羣對孩子“入園難”問題發出的聲音不夠大，卻不容忽視。
近年來，國家和全社會對學前教育的重視程度不斷加強。2020年，全國學前教育經費總投入已達4203億元。教育部門也明確提出，農村地區要“大村獨立建園或設分園，小村聯合辦園，人口分散地區根據實際情況舉辦流動幼兒園、季節班等”。
盧邁建議，國家財政學前教育投入分配應優先支持欠發達地區，而且不能只關注縣城鄉鎮，還要向村裏傾斜。投入的傾斜不能停留在文件上，要有切實措施。例如，“大村獨立建園，小村聯合辦園”落實了嗎？有10個以上在村兒童的村子都建沒建幼兒園？
“應該每年統計有多少村級幼兒園，這才能督促地方政府做好這件事。鄉村振興的標配裏，應該有一個幼兒園。”盧邁説。
他也呼籲政府和社會更加關心農村幼教老師羣體，給予他們應得的尊重，為他們提供更好的待遇保障。
今夏，首批上過“一村一園”山村幼兒園的孩子即將迎來高考，盧邁對他們的表現充滿期待。
回顧10餘年來的歷程，他説：“我們的願望沒變，依然是給每個孩子一個更公平的起點。”(記者王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