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認為，古代的死刑從黃帝時期開始就有了。當時，黃帝大敗蚩尤後，將他的頭顱帶回部落示眾，就被認為是一種斬刑。之後，經過各朝代的發展，死刑種類有繁有簡，方式有殘酷有適中。不過，被判為死罪的大抵都是圍繞“十惡”而量此刑。
其實，從秦朝開始，就有了“十惡”的説法。
周朝王室衰敗後，各諸侯國崛起，使得死刑的種類玩出了花樣，且越發殘酷。其中，秦朝是其中當之無愧的佼佼者。有記載，當年李斯被腰斬不過是趙高一時興起，但到了漢代初期，此種行刑手段卻是成了法定方式。
北齊年間，明確了重罪十條的説法。到了隋朝時期，開始將“十惡”正式錄入法典，自此一直沿用，不曾再改。其中“十惡”，分別是：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和內亂。
其中，謀反、謀大逆、謀叛、大不敬四條維護的是君權，惡逆、不孝兩條維護的是父權，不睦、不義、內亂三條尤其針對女性，維護的是夫權。
其實，對於死刑的批准，一般是君主或者君主授權的專門機構複核。唐朝有三司推事、九卿議刑和都堂集議制這些機構複核這些案件。到了宋朝執行過一段時間只由州級終審制，不再送報中央核准，只是事後複核。不過，北宋中期改為由提刑司複核方可執行死刑，並一直沿用到南宋。
可見，這些刑律的制定，更主要的還是服務於皇權的統治。尤其，以謀反和謀大逆為重重之重，一般定刑後會立即執行，被稱為“斬立決”或“絞立決”。因此，有學者指出，不管古代的死刑種類有多麼繁多，也就兩個大類：一個是“斬”，一個是“絞”，前者起源於黃帝時期，後者則從周朝開始。
此外，在一些影視劇中，還會看到一種行刑方法：“凌遲”。它最早出現的年代在五代十國時期，後宋朝將此定為了法定方式。
按照一些學者的説法，中國古代死刑種類的發展到秦朝出現了高峯，之後，呈回落姿態，種類趨於緩和適中。不過，到了五代十國以後，情況出現了反轉，增添了一些新的行刑方式。到了清末，才有所緩和。其實，不管行刑手段的繁簡變化，在正式處決前，基本都會給這些死刑犯“關懷”。
唐朝的《獄官令》有一規定，後來基本沿用，“並官給酒食，聽親故辭決”。據説，刑前“給酒食”的做法，出自春秋時期的楚莊王。一次，平叛勝利後，楚莊王讓人給即將上刑場的叛賊送上了酒食，後沿襲了下來。其實，此舉更多是彰顯那個時代君主的“慈悲胸襟”，當然，也會有一些迷信色彩，認為犯人吃了這頓飯，就徹底接受了對自己的審判，會讓接下來的操作更為平順。
而臨刑前和親人告別，也是從安撫人心的角度出發，讓死刑犯徹底接受自己的這一結果，也讓其親屬打消再次訴訟的念頭。其實，這也體現了古代司法的一個基本原則：天理要遵循，人情也要順從。正是這樣，在一些特殊情況下，死刑犯可以“將功補過”。
比如：在國家戰爭期間，青壯年的死刑犯，大都會被免除死刑，讓他們上戰場立功，這些人往往表現得很是驍勇。雖然，明文規定有這些“優待”，但古時的獄吏往往“枉顧”，如遇到整體環境腐敗，那麼，這些犯人是很難得到真正“關懷”的，一切都是看獄吏的心情。
除了律典規定的這十種重罪必定死罪外，若是對國家、社會造成了極其惡劣破壞作用的，也一樣會被處以極刑。咸豐八年（1858年）的“戊午科場案”，身為主考官的一品大員柏葰被“斬立決”。雖然，清朝的科場舞弊風氣很是敗壞，不過，經過此案，此後30年大家都很規矩。
只是，清朝的氣數也差不多盡了。
其實，古時用重刑，出發點都是為了權力的鞏固，甚至，有時會帶上“報復心理”。看看花樣百出的種類，就是想讓大家知道後心生畏懼，不敢再有其它的非分念想。所以，也就有了“示眾”這個環節。只是，古時那樣的環境，更多的民眾只是將這種場面當熱鬧來看。
雖然，古代西方的死刑同樣種類繁複，不過，隨着社會的進步，現在很多國家已經廢除了死刑。即使還保留，更多隻是震懾作用，不會輕易使用。以我國的鄰國泰國來説，平均每年死刑的人數僅為3.9人。
現在的司法已和古代有着性質的不同，雖然一樣秉承懲惡揚善，但不會再圍繞某個特權階層服務。雖然，隨着時代的變遷和文明的進步，我國的法律中已經沒有了十惡的規定，但十惡中的不少行為在當今仍然是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
參考資料：
【《隋書·刑法志》、《唐律疏議·名例一·十惡》、《清史稿·柏葰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