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的滅亡因素中，關外後金的崛起可以説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而這一切的根源則是明朝經略遼東的戰略失誤。自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明朝先後與後金多次爆發戰爭，其中尤以薩爾滸之戰和松錦之戰的結果最具決定性，可以説是後金崛起、明朝衰亡的關鍵戰役。
縱觀整個明朝時期，遼東雖然被納入了大明管轄，但由於當地少數民族眾多，而生存條件又過於惡劣，因此長期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且完全推行軍管制度，再加上仁宣以來明朝的戰略收縮，這給後金的崛起提供了可能。
萬曆十四年（1586年），努爾哈赤以祖、父遺甲十三副，逐步征服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而最初明朝仍然採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即使努爾哈赤在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自稱國王，又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稱汗，明廷對其仍然沒有過多的關注。
直到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為由起兵反明，先後攻掠多地，明廷這才開始將目光轉向遼東，抽調川、甘、浙、閩等省兵力馳援遼東，同時通知朝鮮、海西女真葉赫部出兵策應，準備一舉殲滅努爾哈赤，薩爾滸之戰序幕就此拉開。
歷經半年，各地援軍先後抵達瀋陽地區，合計總兵力11萬人，對外號稱20萬，對後金方面則號稱47萬。明朝軍隊雖然是清軍的1.8倍，但由於朝廷糧餉不足，士兵逃亡不止，再加上各支軍隊互不統屬，將帥之間掣肘嚴重，戰鬥力其實並不強。
然而，朝廷並未給主帥楊鎬整頓軍務的時間，在朝廷的不斷催促下，楊鎬只得在剛剛下過大雪，道路泥濘不堪的情況下出兵，再加上分兵策略的失誤，以及情報的泄露，導致明軍被逐個擊破，慘遭戰敗。
此戰過後，明朝在遼東的主動權完全喪失，徹底失去了趁機剿滅後金的能力，開始進入被動的戰略防禦階段，再也無法遏制後金在遼東的崛起。也正是在薩爾滸之戰的同年，努爾哈赤正式稱帝，國號大金。
松錦之戰：明朝徹底丟失遼東，被迫退守山海關以內在逐步實現對遼東的掌控之後，努爾哈赤便開始不斷嚮明朝邊關推進，雖然此時明朝關外只剩下了最後一道防線——關寧錦防線。然而，面對這道防線，努爾哈赤始終難有建樹，直到自己去試，也沒能成功破關。
皇太極繼位之後，在關寧錦防線難以攻克的情況下，改變戰略不再向明廷進攻，而是通過兩徵朝鮮、拉攏和進攻蒙古諸部，先行解決了入關的後顧之憂。至此，皇太極才開始將戰略重心調整到關寧錦防線。
崇禎十三年（1640年）三月，皇太極汲取過去教訓，制定了長期圍困、圍點打援、迫其出降的計劃，先修築義州城作為陣地，再收割錦州城外莊稼、掃除外圍據點，切斷錦州駐軍與外部聯繫，之後又於次年在錦州城外鑄造營壘、挖掘壕溝、豎起柵欄，將錦州圍的水泄不通。皇太極的計策果然奏效，由於錦州東關守將吳巴什降清，導致錦州外城失守，錦州守將祖大壽連忙向朝廷告急，崇禎急令洪承疇水岸聆步騎十三萬“刻期出關”。
崇禎十四年（1641年）四月下旬，洪承疇率領大軍抵達松山與杏山之間，二十五日雙方在乳峯山交戰，清軍失利、幾乎潰敗，洪承疇並未被勝利衝昏頭腦，取勝後便駐紮寧遠，探查錦州虛實。而兵部尚書陳新甲則以兵多餉艱為由，主張速戰速決，催促迅速進軍，崇禎帝於是詔令洪承疇“刻期進兵”，同時分別任命馬紹愉、張若麒為兵部職方主事、職方郎中督促決戰。在洪承疇被迫出軍的同時，皇太極則命人在王寶山、壯鎮台、寨兒山、長嶺山、劉喜屯等地挖掘站好，包圍松山一帶。
明軍與清軍決戰於松山、錦州地區，清軍突襲明軍囤積在筆架山的糧草十二堆，糧草被奪的明軍本打算次日一早突圍後修整再戰，然而大同總兵王樸回營之後便立即率領本部人馬率先趁夜突圍逃跑，結果導致明軍各部爭相突圍，頓時陣腳大亂。
最終，總兵吳三桂、王樸等逃入杏山，總兵馬科、李輔明等奔入塔山。洪承疇等人突圍未成，困守松山城，之後在“轉餉路絕，闔城食盡”的情況下，松山副將夏承德遣人密約降清，以為內應。松山城也於崇禎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陷落，總兵邱民仰、王廷臣、曹變蛟被殺，洪承疇、祖大樂兵敗被俘。三月八日，祖大壽率部獻城歸降，清軍佔領錦州。四月二十二日，清軍用紅衣大炮轟毀杏山城垣，副將呂品奇率部不戰而降，松山、錦州、杏山三城盡沒。
此戰，寧錦防線告破，明軍主帥洪承疇被俘，明軍除吳三桂的三萬殘軍退守寧遠外，全部損失殆盡，山海關以外基本全部落入到了清廷手中。至此，明軍徹底喪失了與清軍在關外交戰的資格，明軍只能退守寧遠、山海關一線，再也沒有能力組織起對清軍的有效反擊。
如上所述，在明軍和清軍的諸多戰爭中，薩爾滸之戰和寧錦之戰可以説是最為重要的兩場戰役，薩爾滸之戰後明朝徹底喪失了遏制後金崛起的機會，而寧錦之戰後明軍則徹底喪失了對清軍的反擊能力，只能被迫退守山海關一線，而後金則在攻滅蒙古各部後，開始自北部長城一線頻頻入侵關內，明朝在農民起義軍和清軍雙線牽制之下，在九邊重鎮被明末瘟疫摧毀的情況下，最終被李自成攻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