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先秦儒家、後世儒家，講究的都是匡扶社稷，為君王治天下，有“內聖”之心，無“外王”之意。雖然從東漢末年到隋唐時期，士大夫同樣加入了角逐天下的紛爭，並通過王莽、司馬懿這些大儒和文士一窺九五之器，但是在後世的儒學中，儒生們對這些改天換地的文人是不以為然的，甚至充滿了鄙視——從文人修史甚至不願意為王莽的新朝留下一筆可見一斑。王莽的新朝地位甚至不如武周王朝，可見文人對“外王”發自心底的牴觸。
在儒生心裏，“內聖”是個人修養的極致，而“外王”卻是意圖打亂階級秩序，混亂天下的行為，這種觀念，一直到宋朝時期的“事功學”成型，才把“外王”和建功立業、封侯晉爵慢慢等同，“內聖外王”這個詞語才逐漸在儒家學問中變得正大光明起來。直到心學的王陽明，綜合了主觀、客觀唯心主義，發展了理學，同時在事功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成為一個“內聖外王”的典型儒家代表人物。
其實“內聖外王”出自《莊子·天下》：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
也就是説，這個詞是道家提出來的。
那麼對這個詞的近代理解，雖然以儒家的為主流，但我們可以説，都是闡述和發展，若要了解莊子態度的真意，還得區別對待主流和從《莊子·天下》原文以及莊子自身修為認識發展出來的觀點。
這種説法得到了馮友蘭、牟宗三、徐遠和、熊十力等人的支持，影響深遠。而能夠發現儒道不同，作出更適合莊子本意解釋也大有人在，如錢基博、張舜徽等。張舜徽提出：
莊周之學，與孔孟異趣，則其所謂聖、王，自非儒家之所謂之聖、王。
這就明確指出，你們現在説的“內聖外王”跟莊子説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而為什麼不是一回事？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則做出了詳細解釋：
內聖外王之道，莊子自名其學；而奧旨所寄，盡於《逍遙遊》、《齊物論》兩篇；蓋《逍遙遊》所以喻眾生之大自在，而《齊物論》則以闡眾論之不齊。則是《逍遙遊》者所以適己性，內聖之道也；《齊物論》所以與物化，外王之道也。
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內聖”，道家的“聖人”和儒家的“聖人”也不是一回事。莊子所謂的內聖，指的就是“坐忘”以達到“心齋”，是剔除個人私念，不為慾望所困，達到“心與物遊”、“獨於天地精神嚮往來”的逍遙境界。而儒家的“聖人”是道德和事功都做到極致的人，也就是説本身道德修養極高，且為人類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的人。
道家的聖人是為自己成聖，儒家的聖人是為他人成聖。
孔子在和老子交談過後，反而放下了玄而又玄的“道”，努力將“德”做到極致，開創出世世代代儒生要繼承的“往聖絕學”。
莊子所説的“外王”，即“與物化”，和萬物融為一體，毫無違和感，既不悖逆外物，也不為外物所困。這種在紛繁複雜的外物社會之間而不受損傷地遨遊，既是源於“內聖”，也是“外王”的表現。
自身修行達到極致，與外界和諧共生——這就是莊子內聖外王之道。
但自北宋以來，儒家借用了“內聖外王”的名詞來解釋儒家思想，“內聖外王”就成為儒家的內在道德追求和外在建功立業努力的最高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