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泰山那些事兒

　　原標題：始自秦皇漢武

　　説説泰山那些事兒

　　乍看，泰山能有啥好説的。它在中國乃至世界歷史文化中的地位，家喻户曉；“五嶽獨尊”“齊魯青未了”耳熟能詳，很多人都登過泰山、學過有關泰山的課文，對不對？

　　5月17日，記者帶着同樣的疑問，來到泰山腳下：眼前擺着一份百萬字《泰山編年通史》底稿，兩杯清茶，聽泰山學院泰山研究院教授周郢系統地講解泰山那些事兒。

　　王朝治亂興亡的“晴雨表”

　　六王畢，四海一。公元前219年，40歲的秦始皇躊躇滿志，決定搞點兒大動作——封禪泰山。於是，他沿着新修的“高速公路”東方道，從咸陽來到東方。

　　秦始皇選了一個好日子，但天氣預報並不準。一隊人登到中途，突遇暴風雨。一時間天昏地暗，隊伍四散，皇帝被“晾”在一邊兒。　　關鍵時刻還得靠自己。慌亂中，一棵枝繁葉茂的松樹吸引了秦始皇注意。他急忙跑到樹下，才躲過一劫。天氣很快轉晴，封禪大典順利完成。多虧了這棵大松樹，秦始皇才沒被淋成“落湯雞”，維護了“中國第一個皇帝”的形象。

　　秦始皇很爽快，認為松樹救駕有功，將它封為“五大夫松”。何謂“五大夫”？秦統一六國，靠的是虎狼之師，而秦軍戰鬥力，主要來自一套先進管理制度——二十級軍功爵位制。這套制度在商鞅變法中設立，在鼓勵秦軍士氣、提高戰鬥力上發揮了關鍵作用。

　　比如，制度規定，秦軍把敵人的人頭砍下來帶回軍營，作為證據，斬殺的首級越多，獲得的爵位就越高。斬獲敵人“甲士”（敵軍的軍官）一個首級，就可以獲得一級爵位“公士”——打一次勝仗，小官升一級，大官升三級。

　　“五大夫”是秦爵號中的第九等，也是大夫階層中最尊貴、俸祿最高的爵位。秦始皇將如此高的爵位授予泰山的一棵松樹，究竟是何用意？即只要立下功勞，哪怕是一棵松樹，也可以得到封賞。借封禪之機，秦始皇向世人昭示制度和他的統治理念。

　　秦始皇走了，漢武帝來了。此時，西漢王朝已有60餘年，對於大漢的首次東封，漢武帝極為“考究”：首先勒兵十餘萬，北巡朔方，躍威匈奴，再東巡海上後，方至泰山行禮。當時，百官、羣僚、侍從摩肩接踵，都以能參與大典為榮。漢武帝本人也很着迷，他建明堂、鑄寶鼎、修行宮，接連8次泰山封禪，創造了歷史上封禪次數最多的紀錄。

　　接下來，光武帝、漢章帝、漢安帝、隋文帝、唐高宗、武則天、唐玄宗、宋真宗、清康熙帝、清乾隆帝等都曾封祀泰山。其中，康熙和乾隆堪稱“頭部”粉絲。康熙六次南巡，三次祭泰山。當他到玉皇頂時，心中豁然開朗，大為感慨，認為天下第一山名不虛傳，寫下“果然”二字。由宮廷畫師王翬等繪製的《南巡圖》，紀錄片般描繪了當時的崇祀場景。

　　乾隆就更“誇張”了，他曾十次到泰山祭拜，其中六次登頂，留下140多首詠頌詩、130多塊碑碣，並且每次祭祀，帶來豐厚祭器。泰山鎮山三寶“温涼玉圭”“沉香獅子”“黃釉青花葫蘆瓶”即乾隆所賜。

　　“事實上，從秦始皇開始，就逐漸確立了集政治與信仰為一體、溝通天人之際的泰山封禪制度。”周郢介紹，連帝王都要向泰山朝拜，它不再是一座單純的自然山，而是歷代帝王證明自己受命於天、功德顯著的“政治山”，是體現歷代王朝治亂興亡的晴雨表。“眾多帝王留下的歷史掌故與文化遺蹟，正是泰山‘政治山’特點的體現。”

　　泰山“詩詞大會”與“春晚”

　　唐開元二十八年（740年），泰山來了一位史上最飄逸的“導遊”——李白。這一日，他舉辦了一個沙龍，邀請了當時的名士孔巢父、裴政、韓準、張叔明、陶沔五人，在徂徠山的竹溪，縱酒酣歌、嘯傲泉石。這一“唐代男團”史稱“竹溪六逸”。

　　竹溪遺址在徂徠山乳山之下，今尚留有李白所書“獨秀峯”題刻。據研究，李白的“徂徠之隱”，乃是一場“金高南山買君顧”的求仕活動，並且此前已有成功“出道”的案例。

　　徂徠山連屬泰嶽，屬大唐封禪之區，隱士王希夷便通過徂徠這條“終南捷徑”，在開元封禪中榮邀帝眷。這給苦心求仕的李白等人以極大的啓發與鼓舞，才有了“竹溪六逸”組合以隱求仕的舉動。

　　因此，“導遊”李白於開元、天寶之際，先隱徂徠，後登泰山，在泰山留下多首瑰麗詩作，其中《遊泰山六首》最具代表性。既有“獨抱綠綺琴，夜行青山間”“山花異人間，五月雪中白”的浪漫抒情，又有“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的豪邁，這種長時間的暢遊，在李白遊歷生涯中是罕見的。功夫不負有心人，他的一番“操作”終於引起大唐皇室的注意，奉召入長安。

　　周郢解釋，當歷史發展至唐宋金元時期，泰山文化面貌發生巨大變革，即由原先國家祭祀等逐漸轉換為審美、論道的“文化空間”。向“文化山”轉變，主要體現在封禪大典神聖性減弱，文學藝術創作空前繁榮。

　　唐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決定在泰山舉辦封禪大典。他在途中突然詩興大發，隨口吟詩，大臣們也紛紛附和。在隨後的封禪宴會上，各地才子更是不甘示弱，都向皇帝進獻詩賦，拉開了泰山“詩詞大會”的開端。

　　這場“詩詞大會”有多火？“初唐四傑”裏的三位，王勃、盧照鄰、駱賓王紛紛投稿。等到了第二次泰山“詩詞大會”，也就是唐玄宗時期，範圍更廣，上有著名的文士才子，下有八歲的孩童，紛紛聚集到泰山進獻詩賦。由於作品太多，唐玄宗不得不組織考試，並親自考核，確立名次，泰山“詩詞大會”達到高潮。

　　這一時期的泰山，可以説是“文化山”的奠定時期，除了詩壇輝煌之外，山水遊記亦有特色，後世名著如《西遊記》《紅樓夢》等都受泰山題材小説影響；同時，繪畫、書法、戲曲等多種藝術發展異彩紛呈。

　　值得一提的是，千年前，泰山已有“春晚”。唐高宗將封禪大典定在正月初一舉行，封禪告成後，唐廷在泰山下舉行了一場名為“大酺”的盛大歌舞晚會，招待參與典禮的文武侍從與外國來賓。盧照鄰在《登封大酺歌》中，生動描摹了當時的場景：“日觀仙雲隨鳳輦，天門瑞雪照龍衣。繁弦綺席方終夜，妙舞清歌歡未歸。”從這首詩可以看出，場上不僅“妙舞清歌”，而且演出通宵達旦，堪稱是一場千年前的“國家級”春節晚會。

　　“中國的文人名士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泰山情結，泰山以其豐厚的歷史底藴和巍峨壯觀的自然景象賦予了他們無窮的靈感。”周郢表示，從孔子開始，到司馬遷、杜甫、李白，再到蘇軾、蘇轍、趙明誠、元好問、顧炎武、蒲松齡等都不同程度地參與泰山文化的創造，與泰山結下不解之緣，使泰山成為一座人文薈萃之山。

　　“草根”階層成為主要力量

　　明正德年間，從南方來的王五，若想到泰山進香，須先花錢買一張“門票”——香銀。如果他能學幾句山東話，管事的看他像本地人，説不定能打折，因為官府對泰山周邊的百姓徵收香銀有優惠。史載，這一時期，香税每年收入達二三十萬兩白銀，恰折射出明代香社之盛。

　　明清時期，泰山文化的發展再次出現了巨大轉變：從“政治山”“文化山”等轉為“民俗山”，活動主體也由廟堂轉向民間、由精英轉向草根。

　　泰山神作為國家祭祀中的山嶽神、護國神與民間祭祀中的陰府神的並存勢態至明初發生改變。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削去歷代所加泰山神帝王封號，恢復其山嶽之神的原始意義；明代的朝廷大臣更是禁止將泰山神作為陰神奉祀。這些都導致了民間對泰山神熱情的迅速減弱，祭祀活動日趨式微。雖然廟會仍繼續舉行，但是交易和娛樂功能不斷強化。

　　周郢認為，泰山神祭祀受到抵制的同時，也加速了碧霞元君信仰在民間的傳播，開啓了泰山女神之祭祀。對女神的信仰興起於宋，經歷了從青春女神到生育女神，從家族之神到護國之神等神職演變。明清時期湧現出大量的泰山香社，香社崇祀之神轉變為碧霞元君，泰山逐漸發展成為與武當、普陀山齊名的全國性朝山進香聖地。以民間士女為主體的碧霞元君羣體祭祀的活動，已成為這一時段泰山文化的主流。

　　興起於民間的泰山碧霞元君祭，深刻影響了國家祀典。明清皇室對元君祭祀十分熱衷，不僅加封泰山女神，還不斷派遣官員前去進香，由原本的民間信仰逐漸得到了官方認可。

　　就碧霞元君的民間祭祀，引發了一場大論爭，最終碧霞元君得到了眾多理學重臣、儒學名士的認可，在文士所作的元君論中幾乎都變成了對泰山聖母的集體禮讚。也使許多文士轉變了泰山詩文的創作方向，自覺將目光置於新興起的民俗現象，對民俗內容給予了較多的關注。

　　“明清兩朝中，帝王將相、文人學士仍在泰山之上有着頻繁的活動，但此時舞台上的主人，卻已悄然轉入草根階層，民間力量實際主導了泰山文化的大走向，因而這一時期被稱為泰山‘民俗山’的形成期。”周郢説。

　　近代以來，隨着民族精神的覺醒與文化的自覺，人們對泰山精神內藴有了更加深入的把握，“精神山”的特質得到了彰顯。

　　泰山記錄了華夏民族精神發展歷程中各式各樣的心態，又以其自身的特徵引起人們的想象與共鳴。泰山的某些屬性與人的意志、理想、追求、性格相契合，通過泰山傳達出來的民族精神，“會凌絕頂”的攀登意志、“重如泰山”的價值取向、“不讓土壤”的博大胸懷、“捧日擎天”的光明追求、“國泰民安”的美好寄託等都是泰山精神的具體體現。如今，新時代泰山“挑山工”精神照亮了新時代齊魯兒女的精神底色，成為新時代的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