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鹽業歷史悠久，從華夏起源的傳説開始，就有了圍繞鹽池展開鬥爭的記錄，最出名的莫過於黃帝與蚩尤之戰。在春秋戰國，晉人猗頓更是通過撈採、販運食鹽成為“貲擬王公，馳名天下”的鉅商大賈。在漢朝將“鹽鐵之利”收歸國有後，解州鹽更是為歷代王朝的財政、税收作出了巨大貢獻，正所謂“天下之賦，鹽利居半”，所以解州被歷代統治者高度重視。而黃河沿岸的華夏兒女能夠生生不息，得以延續，解州鹽實為功不可沒。但乾隆年間的“解州決灌鹽池案”，引發了朝野大討論，天災還是人禍？保命還是保鹽？
鹽，百味之祖，國之重寶；糧，生命之基，眾之所繫。
山西解州是全國有名的產鹽重地，古今常年供應着北方大部分地區的用鹽。這裏的鹽池地形很特別，南依中條山，北臨峨眉嶺，東靠安邑，西至解州城，東西長，南北窄，宛如一個天然浴盆。低窪的地勢，使得湖上終年有水，多少年都不會乾枯。鹽池中的鹹水經過常年的浸泡和風吹日曬，蒸發成飽和滷水，引出晾曬就可製成質地優良的解州食鹽。
但解州鹽池又因為地勢低窪，是個封閉的鹽湖，所以雨水對鹽池的威脅，就成為一個長期的客觀存在。正常年份的雨水，對出鹽有益，但遇到暴雨成災、洪水氾濫之時，鹽池產鹽必然受阻。產不出鹽，鹽價就要上漲，鹽價一上漲就會帶動所有物價的上漲，從而嚴重威脅人民正常生活和社會治安。
所以清朝官員才會説：“解鹽籍主水以生，緣客水而敗。故治水即治鹽也…則客水不侵，主水無恙，鹽利不竭，邊儲永濟矣。”這一番議論，確切地説明了水與鹽池的關係。
然而，運城鹽池又是一個多水患的地方。為保護鹽池，歷代統治者千方百計要防止雨水大量進入鹽池。故而歷朝歷代統治階級的首要任務是防水治水。
清朝時期，與之前王朝不同的是，滿人在鹽池周圍修築了類似城牆的大堤，一方面是為了防止盜搶食鹽，控制私鹽。另一方面是為了控制雨水，保證滷水的正常流通。
這樣一來，解州的農業與鹽業就產生可不可調和的矛盾。鹽池控制的雨水往往會排泄在百姓的農田之中，若在平時這也算水利工程，但雨水過量會導致百姓顆粒無收。
正是在這種矛盾下，爆發了我們要講的“解州村民決灌鹽池案”。
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七八月間，解州鹽池地區連續下了幾場大雨。雨水過多，使得鹽池附近的村莊裏聚滿了水，可是官府為了保護黑河不被雨水侵入，黑河周圍修了堤牆，堵得附近村裏的雨水排不出去。雨越下越大，村裏的水也越聚越多，洪水淹沒了莊稼地，淹沒了牲畜，淹沒了房子，眼看房子要被雨水沖塌了。
底張村民任日用、曹文山等，聚集底張郊斜、東胡、西胡等眾村民，到解州官府請願，要求放水入鹽池，以解救村民，解救陷入困境之中的羣眾。但是，他們的請願遭到官府的拒絕。
情急之下，任日用、曹文山等人振臂一呼，村民們積極響應，他們用手中工具將黑河的堤牆挖掘開來。
頃刻間，洶湧的洪水衝開已掘的口子奔流而下豁口越衝越大，水越流越多，很快解州附近村舍、田地的洪水一股腦傾瀉到鹽池裏…
好險！村莊有幸沒有被洪災沖垮！底張村民任日用等，聚集底張、郊斜、東胡、西胡等眾村民，挖埝放水，解救了一方陷入困境的羣眾和房屋、魚池、良田。
黑河作為重點產鹽大河，歷來被官府重視。官府把黑河圈入禁垣，周圍固以皇宮樣的圍牆，以保護鹽池不受洪澇的侵害。
河東解州村民決灌鹽池，使產鹽之母黑河遭受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水患！水災給鹽池造成了“客水漫池，夾帶泥沙，黑河為黃土所掩，鹽氣不能上蒸，且河身淺隘，蓄池並難”，“產鹽之母”黑河就從此被埋入泥沙之下。
由於黑河被埋，滷水產量大為減少，產出的鹽質量低、價格高、產量少，引起北方物價飛漲。
解州村民決灌鹽池，引起朝野震驚！
山西鹽運使、山西巡撫、解州知府等50多名七品以上官員被撤職查辦，其他巡邏兵丁、鹽池小吏更是被處分的不計其數。決灌鹽池的解州村民被捕110多人，村民領頭人被以“倡謀糾眾，盜挖官埝”之罪斬首示眾，曹文山、李進堂、任恩忠、李宜、李有義5人也被處死。
村民們被處死之後，百姓們為了紀念他們犧牲自己，挽救大家生命財產安全的壯舉，在鹽池畔給他們立了一座“好漢碑”，時至今日此碑仍在。
百姓們把他們當作好漢、壯士來看待，給予了他們極高的評價；而官府則視他們為奸民，對他們給國計民生造成巨大災難一事給予了最低的評判。
那麼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
乾隆年間河東解州村民決灌鹽池，是鹽池有史以來自然災害與人為損壞相結合的最為嚴重的一次災難！
這是一場天災。
特殊的地理位置，是造成決灌鹽池案件的原因之一。鹽池低窪的地勢，使鹽湖終年有水，遇到雨期，大雨滂沱，“水往低處流”，雨水聚入湖中，是自然的道理。
據史書記載，從明代穆宗隆慶四年到清朝文宗咸豐六年的286年間，大水毀決堤壩，或者官府主動放水入池，共達13次之多。
據清朝鹽書記載的重大客水侵入鹽池的事件就有：明“隆慶四年，大水衝入鹽池，鹽產不登”，明“崇禎五年七月，大雨三旬，水決鹽池，商大困”，清“順治五年大有年，大雨水，堤埝沖決，鹽池被患”，清“康熙元年秋八月，大雨連旬，客水入池，鹽大壞”，清“康熙十八年（秋，大雨四十天，房舍倒壞無數，堤埝盡決，鹽池被患，商大困”等等。
所以事實上，乾隆二十二年那年的大雨，不管解州村民沒有破堤放水、決灌鹽池，鹽池被淹也是不可避免的。
這更是一場人禍。
首先、清王朝對於防水設施修治不力，形成隱患。歷代王朝治理客水的基本措施主要是堤堵，疏導之法雖然好用，但費時費力，一般王朝不願意採用疏導之法，清朝更是亦然。他們在鹽池一週修築護池堤堰，防堵各路雨水進入鹽池，但在防治雨水過程中，它僅僅是消極地發揮其防堵作用，這樣一來，雨水對鹽池的威脅並不能消除，只堵不疏，洪水一來，險情頓出，鹽池被淹，也盡在情理之中。
其次、官府在治水時，以確保鹽池安全為出發點，而不是從鹽農兼顧的角度去綜合治理。所以每逢大雨洪水暴發之際，保護鹽池就是官府最高的原則，在此思想指導下，百姓生命財產自然成為犧牲對象，這是極其不合理的。乾隆二十二年的大水致使鹽農矛盾進一步激化，解州附近的百姓在求告無門的情況下，鋌而走險破堤放洪水入鹽池，挽救了更多百姓的生命財產。羣眾的破堤，是給官府掩飾其防治措施不力、推卸責任的藉口而已。
最後、任日用為保住村民的生命財產，帶領眾村民於夜間私自挖開池堤，泄洪入鹽池，其實也在情理之中。但是這次破堤放水入鹽池的行動，對解州鹽池的生產確實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從更大範圍來看，這次人為決堤破壞了整個北方的經濟循環，所以從破壞生產力發展這個角度去評價，他們是幹了一件有損於鹽池的事，有着不可推卸的罪責。
故而，説這是一次“人禍”也並不為過。
從這件案子來看，百姓與朝廷其實做的都並沒有錯。但就“恤民”這方面來看，清政府遠遠做的不如明政府要好，就拿崇禎五年放水入鹽池來看，明朝政府在財政極度困難的情況下，仍以百姓生命財產安全為重主動放水入鹽池，這實屬難能可貴。而所謂的乾隆盛世管鹽不管人的做法，卻是讓人寒心。
參考資料：《山西通史》、《清鹽法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