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盐业历史悠久，从华夏起源的传说开始，就有了围绕盐池展开斗争的记录，最出名的莫过于黄帝与蚩尤之战。在春秋战国，晋人猗顿更是通过捞采、贩运食盐成为“赀拟王公，驰名天下”的巨商大贾。在汉朝将“盐铁之利”收归国有后，解州盐更是为历代王朝的财政、税收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所谓“天下之赋，盐利居半”，所以解州被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而黄河沿岸的华夏儿女能够生生不息，得以延续，解州盐实为功不可没。但乾隆年间的“解州决灌盐池案”，引发了朝野大讨论，天灾还是人祸？保命还是保盐？
盐，百味之祖，国之重宝；粮，生命之基，众之所系。
山西解州是全国有名的产盐重地，古今常年供应着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用盐。这里的盐池地形很特别，南依中条山，北临峨眉岭，东靠安邑，西至解州城，东西长，南北窄，宛如一个天然浴盆。低洼的地势，使得湖上终年有水，多少年都不会干枯。盐池中的咸水经过常年的浸泡和风吹日晒，蒸发成饱和卤水，引出晾晒就可制成质地优良的解州食盐。
但解州盐池又因为地势低洼，是个封闭的盐湖，所以雨水对盐池的威胁，就成为一个长期的客观存在。正常年份的雨水，对出盐有益，但遇到暴雨成灾、洪水泛滥之时，盐池产盐必然受阻。产不出盐，盐价就要上涨，盐价一上涨就会带动所有物价的上涨，从而严重威胁人民正常生活和社会治安。
所以清朝官员才会说：“解盐籍主水以生，缘客水而败。故治水即治盐也…则客水不侵，主水无恙，盐利不竭，边储永济矣。”这一番议论，确切地说明了水与盐池的关系。
然而，运城盐池又是一个多水患的地方。为保护盐池，历代统治者千方百计要防止雨水大量进入盐池。故而历朝历代统治阶级的首要任务是防水治水。
清朝时期，与之前王朝不同的是，满人在盐池周围修筑了类似城墙的大堤，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盗抢食盐，控制私盐。另一方面是为了控制雨水，保证卤水的正常流通。
这样一来，解州的农业与盐业就产生可不可调和的矛盾。盐池控制的雨水往往会排泄在百姓的农田之中，若在平时这也算水利工程，但雨水过量会导致百姓颗粒无收。
正是在这种矛盾下，爆发了我们要讲的“解州村民决灌盐池案”。
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七八月间，解州盐池地区连续下了几场大雨。雨水过多，使得盐池附近的村庄里聚满了水，可是官府为了保护黑河不被雨水侵入，黑河周围修了堤墙，堵得附近村里的雨水排不出去。雨越下越大，村里的水也越聚越多，洪水淹没了庄稼地，淹没了牲畜，淹没了房子，眼看房子要被雨水冲塌了。
底张村民任日用、曹文山等，聚集底张郊斜、东胡、西胡等众村民，到解州官府请愿，要求放水入盐池，以解救村民，解救陷入困境之中的群众。但是，他们的请愿遭到官府的拒绝。
情急之下，任日用、曹文山等人振臂一呼，村民们积极响应，他们用手中工具将黑河的堤墙挖掘开来。
顷刻间，汹涌的洪水冲开已掘的口子奔流而下豁口越冲越大，水越流越多，很快解州附近村舍、田地的洪水一股脑倾泻到盐池里…
好险！村庄有幸没有被洪灾冲垮！底张村民任日用等，聚集底张、郊斜、东胡、西胡等众村民，挖埝放水，解救了一方陷入困境的群众和房屋、鱼池、良田。
黑河作为重点产盐大河，历来被官府重视。官府把黑河圈入禁垣，周围固以皇宫样的围墙，以保护盐池不受洪涝的侵害。
河东解州村民决灌盐池，使产盐之母黑河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水患！水灾给盐池造成了“客水漫池，夹带泥沙，黑河为黄土所掩，盐气不能上蒸，且河身浅隘，蓄池并难”，“产盐之母”黑河就从此被埋入泥沙之下。
由于黑河被埋，卤水产量大为减少，产出的盐质量低、价格高、产量少，引起北方物价飞涨。
解州村民决灌盐池，引起朝野震惊！
山西盐运使、山西巡抚、解州知府等50多名七品以上官员被撤职查办，其他巡逻兵丁、盐池小吏更是被处分的不计其数。决灌盐池的解州村民被捕110多人，村民领头人被以“倡谋纠众，盗挖官埝”之罪斩首示众，曹文山、李进堂、任恩忠、李宜、李有义5人也被处死。
村民们被处死之后，百姓们为了纪念他们牺牲自己，挽救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壮举，在盐池畔给他们立了一座“好汉碑”，时至今日此碑仍在。
百姓们把他们当作好汉、壮士来看待，给予了他们极高的评价；而官府则视他们为奸民，对他们给国计民生造成巨大灾难一事给予了最低的评判。
那么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乾隆年间河东解州村民决灌盐池，是盐池有史以来自然灾害与人为损坏相结合的最为严重的一次灾难！
这是一场天灾。
特殊的地理位置，是造成决灌盐池案件的原因之一。盐池低洼的地势，使盐湖终年有水，遇到雨期，大雨滂沱，“水往低处流”，雨水聚入湖中，是自然的道理。
据史书记载，从明代穆宗隆庆四年到清朝文宗咸丰六年的286年间，大水毁决堤坝，或者官府主动放水入池，共达13次之多。
据清朝盐书记载的重大客水侵入盐池的事件就有：明“隆庆四年，大水冲入盐池，盐产不登”，明“崇祯五年七月，大雨三旬，水决盐池，商大困”，清“顺治五年大有年，大雨水，堤埝冲决，盐池被患”，清“康熙元年秋八月，大雨连旬，客水入池，盐大坏”，清“康熙十八年（秋，大雨四十天，房舍倒坏无数，堤埝尽决，盐池被患，商大困”等等。
所以事实上，乾隆二十二年那年的大雨，不管解州村民没有破堤放水、决灌盐池，盐池被淹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更是一场人祸。
首先、清王朝对于防水设施修治不力，形成隐患。历代王朝治理客水的基本措施主要是堤堵，疏导之法虽然好用，但费时费力，一般王朝不愿意采用疏导之法，清朝更是亦然。他们在盐池一周修筑护池堤堰，防堵各路雨水进入盐池，但在防治雨水过程中，它仅仅是消极地发挥其防堵作用，这样一来，雨水对盐池的威胁并不能消除，只堵不疏，洪水一来，险情顿出，盐池被淹，也尽在情理之中。
其次、官府在治水时，以确保盐池安全为出发点，而不是从盐农兼顾的角度去综合治理。所以每逢大雨洪水暴发之际，保护盐池就是官府最高的原则，在此思想指导下，百姓生命财产自然成为牺牲对象，这是极其不合理的。乾隆二十二年的大水致使盐农矛盾进一步激化，解州附近的百姓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铤而走险破堤放洪水入盐池，挽救了更多百姓的生命财产。群众的破堤，是给官府掩饰其防治措施不力、推卸责任的借口而已。
最后、任日用为保住村民的生命财产，带领众村民于夜间私自挖开池堤，泄洪入盐池，其实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这次破堤放水入盐池的行动，对解州盐池的生产确实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从更大范围来看，这次人为决堤破坏了整个北方的经济循环，所以从破坏生产力发展这个角度去评价，他们是干了一件有损于盐池的事，有着不可推卸的罪责。
故而，说这是一次“人祸”也并不为过。
从这件案子来看，百姓与朝廷其实做的都并没有错。但就“恤民”这方面来看，清政府远远做的不如明政府要好，就拿崇祯五年放水入盐池来看，明朝政府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以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为重主动放水入盐池，这实属难能可贵。而所谓的乾隆盛世管盐不管人的做法，却是让人寒心。
参考资料：《山西通史》、《清盐法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