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對五胡十六國這段歷史感興趣的朋友，是不是會生出一種西晉末期永嘉之亂後，北方的胡族勢力已經無法戰勝的感覺？
或許這也與晉室恢復北方的意願不強和北伐成效不大有着很大原因，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永嘉之後的北方胡族恆強，其實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北方胡族，也曾出現過三次大的動盪混亂局面，而這原本是江左恢復中原的大好時機，卻都因各種內部的牽絆，導致無法實現光復。
東晉簡示圖
劉、石相爭：最初威脅晉室的匈奴、羯族對峙，江左卻忙着內鬥
要説西晉末期的胡族之患中最具威脅的，當然是匈奴劉氏和羯石氏。匈奴劉淵建立了匈奴政權，劉淵死後劉聰篡位繼立，攻破西晉洛陽、長安二都，俘虜殺害懷愍二帝，覆滅了西晉王朝。而羯族石勒原本為奴隸出身，後依附匈奴，成為匈奴前趙政權劫掠北方的重要力量。
無論是與鮮卑、氐、羌等胡族勢力，還是跟當時的晉室殘餘力量相比，劉、石的強橫在十六國初期是十分明顯的。雖然不可避免地要去討論晉室力量的擊胡意志等因素，但在整體歷史進程之中，劉、石的聯合在彼時無人可以抗衡。
包括留鎮北方的劉琨晉將勢力，親近晉室的鮮卑力量，偏居一隅圖謀自立的前涼、江左，確實都無法抗衡聲勢正隆的前趙劉、石勢力。劉聰、劉曜、石勒等勢力，在北方肆無忌憚的劫掠，是彼時正圖謀在江左自立，解決上下游各地叛亂的司馬睿不敢也不願去抗衡的力量。
不過，這種南北方的實力懸殊的狀況，在前趙內部劉、石之間的矛盾爆發之時，讓原本好不容易在江左立足的東晉勢力，有了不小的可乘之機。
匈奴劉聰死後，太子劉粲即位，緊接着靳準發動叛亂，關中劉曜和襄國石勒，都各自率軍前去平亂。劉曜在行軍途中自立稱帝，這引起了實力絲毫不輸劉曜的石勒的不滿，這開啓了劉曜與石勒之間的衝突。
之後，羽翼豐滿的石勒果斷自立，建立了後趙政權。匈奴劉氏的前趙與羯族石氏的後趙政權，一東一西對峙，進行了頻繁的爭鬥。而這種兩虎相鬥的局面，其實正是彼時，已經收拾妥當上下游叛亂的東晉王朝的機會，但是，這種北方兩趙相爭的晉室光復良機之下，在江左新立的東晉朝廷，又在忙於做什麼呢？
東晉永昌元年（322年），東晉大將軍王敦不滿晉元帝司馬睿，利用劉隗、刁協、戴淵等人壓制自己，以討伐奸臣的名義，自上游發兵建康。之後又於太寧元年（323年），再次領兵移鎮姑孰，不過這次卻被多方力量對抗，王敦死後，叛亂很快就被平定。
而王敦死之年，即前趙光初七年（324年），後趙石生進攻前趙新安等地，劫掠五千户而歸。之後，前趙、後趙之間開戰，在後趙的強大攻勢之下，前趙敗局已現。等到前趙光初十二年（329年），劉曜被石勒俘虜，關中大亂，後趙很快就將前趙覆滅。及後趙覆滅前趙之後，北方再無敵手，石勒於次年稱帝。
後趙、東晉簡示圖
北方前後趙激戰正酣之時，江左正在忙着幹什麼呢？
平定王敦之亂後次年，晉明帝去世，晉成帝即位，因其年幼由庾太后輔政，這導致外戚庾亮權勢漸隆，甚至能夠壓制琅琊王氏王導幾分，不過在庾亮太過激進的執政策略下，引發了東晉咸和二年（327年）鎮守淮南地區的蘇峻、祖約叛亂。蘇峻率軍於次年攻破建康城，叛亂直到咸和四年（329年）才平息。
不過，此時的北方早已是塵埃落定，再無力量能夠短時間內壓制後趙的壯大，晉室也就失去了這一次可能光復北方的機會。
這一次恢復北方的良機錯失，源於東晉內部剛剛穩定的局勢下，各方強勢人物想要爭奪江左權位，因而爆發了這兩次規模較大的內亂。內亂的影響不僅僅是對東晉內部穩定局面的破壞，而且如郗鑑等原本防備北方的流民軍團等勢力，被朝廷徵調回江左以圖平亂，導致原本對峙北方胡族的兵力減少；
而且，參與叛亂的強權人物王敦、蘇峻、祖約，這本就是江左藉以對峙北方的人物，在其參與叛亂過程中，也就江左原本可以趁北方混亂收復失地的可能性徹底撲滅。
由此來看，劉、石之爭，的確是晉室可以光復北方的一次機會，只不過平白被江左內部的叛亂而浪費了良機。偏安江左的晉室力量，想要再次找到北上恢復失地的機會，已經是幾十年以後了。
石虎死後的秦、燕對立局面，也被江左內部的“養寇”偏安錯失
後趙覆滅前趙之後，石勒很快就稱帝，不過沒過幾年就去世，這在很多人看來，是又一次江左北上恢復失地的好機會。對此，江左庾亮、庾翼等人，也表達了自己趁機率軍北伐的意願，不過結果都不盡理想。這種結果也反映出了一個事實，失去石勒的後趙和北方局勢，依然不是江左能夠輕易實現光復的局面。
那麼，下一次江左對北方的恢復良機，出現在什麼時候呢？
應該是後趙石虎死後，後趙逐漸崩壞，氐族前秦和鮮卑前燕政權對立之時。
石勒在位時，後趙的國力當然對周邊勢力有着很大的威脅，而石勒死後，石虎篡立，後趙依然保持着對周邊的優勢。不過，石虎施政暴虐，並且在軍事上窮兵黷武，不斷對周邊前涼、前燕等勢力發動戰事，但卻大都無所獲益，這導致後找內部的頹勢開始呈現。
等到石虎一死，石氏內部爭端嚴重，給了冉閔自立的機會，徹底將後趙帶入了衰亡。而之後，原本居於東北的鮮卑前燕政權，趁中原戰亂開始南下，覆滅了冉魏政權後，佔據了關東大片土地，而彼時氐人以趁着後趙內亂，在關中建立了自己的根基，一次形成了前燕和前秦政權的東西對峙局面。
前秦、前燕對立簡示圖
而當太寧元年（349年）石虎死時，東晉桓温剛剛覆滅了蜀地成漢政權，聲勢在江左無人出其右，而在朝中掌權的會稽王司馬昱，擔心桓温借上游之兵和伐蜀之功，聲望會威脅到中樞，便任用名士殷浩來限制桓温。
於是，當北方石虎死後，後趙內部混亂，冉閔與石氏爭端之時，江左內部呈現了上游桓温和下游殷浩的對峙局面。掌權的司馬昱，甚至為了壓制桓温的崛起，多次拒絕了桓温趁北方胡族多方混戰北伐的請求，讓並沒有什麼強兵在握的褚裒和殷浩先後北伐。結果褚裒和殷浩的北伐都以失利告終，錯失了石虎死後北伐恢復中原的大好時機。
等到桓温終於可以率軍北上之時，雖然前兩次北伐建功不少，但一心想要在江左謀權篡立的桓温，多次將大好局面錯失。等到在前燕已經開始進犯江左郡縣，桓温第三次北伐之時依舊一心想要快速建功回到江左順理成章篡位的桓温，太過急於功成，導致枋頭之戰敗於前燕名將慕容垂之手，最後只能狼狽逃回江左。
而枋頭之戰後，北方秦、燕東西對立的局面已經徹底形成，江左已經失去了可以借秦、燕對峙北伐建功的機會了。而且，前燕慕容儁死後，前燕內部開始分崩，反而之前在關中厲兵秣馬的前秦政權，在苻堅和王猛的帶領下，一步步將以前不可一世的前燕覆滅。
東晉太和五年，正當桓温回到江左，進一步擴大自己在江左的權勢之時，苻堅率領大軍圍困前燕鄴城，覆滅了鮮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政權。而此時前秦在北方最大的敵人已經消除，接下來覆滅前涼、代等勢力，早已不是忙於內鬥的江左朝廷可以抗衡的了。
自石虎死，到前秦覆滅前燕，這二十餘年時間裏，東晉其實有不少機會北伐建功，桓温的幾次北伐中，晉軍戰力並不輸給氐秦和前燕兵力，可是急於求成的桓温將原本可以步步為營的優勢喪盡，最終北伐受牀，只得讓其返回江左一心圖謀篡逆之事。並且，包括司馬昱、殷浩等江左之人，都在原本可以北伐立功的時機下，因為權位等方面的爭端，導致耗費江左國力卻並無寸功，這也是主張北方胡寇繼續壯大的罪魁。
可以説，這次原本可以北伐立功的時機中，反而因為江左內部的權勢之爭讓晉室錯過此次光復良機，從過程和結果來看，無疑是江左只求“養寇”偏安，反而坐看北方胡族整頓亂局繼續壯大造成的。
未能把握前秦覆滅之後的羣胡自立局面，拓跋氏的崛起勢不可擋
前秦逐漸實現了北方的統一局面之後，開始覆滅東晉完成統一大業，不過諸多原因和戰局的變化，導致了前秦大軍在淝水之戰中落敗，之後便是前秦政權覆滅的開始。在此之後，北方羣胡自立，後燕、西燕、後秦、西秦、後涼、及代等政權紛紛建立。北方經歷了前秦短暫的統一之後，又一次出現了較長時間的混亂局面，而這一次便是十六國時期第三次江左可以趁機北上光復失地的機會。
經歷了“羣胡四起”的階段之後，各胡族政權當中，有羌人建立的後秦政權佔據關中，由前燕貴族慕容垂建立的後燕，佔據了關東地區，並且後秦和後燕形成了之前前秦、前燕曾經東西對立的局面。
後秦、後燕對立簡示圖
之後，赫連勃勃的大夏政權攻打後秦，讓後秦進一步衰落。後燕建立初期強盛一時，不僅滅掉了西燕政權，還擊退東晉的討伐，面對北方的拓跋氏也曾經給以重創。不過，隨着拓跋氏北魏政權的壯大，後燕也無法阻擋北魏的攻伐，最終分裂成了南燕和北燕而而一蹶不振。
在這種亂局之下，江左勢力當然也不會放棄北伐，這次北伐的主帥是從東晉內部亂局中崛起的劉裕，之後建立劉宋政權的宋武帝。彼時的劉裕，剛推翻了篡立的桓玄，聲勢在江左初振，繼續更大的功績來鞏固自己在江左的地位，於是劉裕選擇了與桓温一樣的方式——率軍北伐。
劉裕率軍北伐之時，也有着不錯的戰機，並不差於前兩次北方亂局的機會，加之劉裕軍事才能不凡，幾次北伐之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超出江左之前數次北伐的成績。先後覆滅南燕、譙蜀，重創仇池之後又趁後秦頹微之際，率軍覆滅後秦政權，不過在劉裕率軍返回江左之後，恢復的長安又被赫連勃勃奪走。可劉裕之功績，依然將江左疆域極大的擴充，黃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得以光復。
但是，劉裕的北伐雖然取得了不俗的戰績，卻依然並沒有徹底實現晉室東渡之時便立下的夙願，依然未能實現中原的光復，這依然要歸結於江左內部的動亂，導致劉裕無法全力討賊，最終將十六國時期的北方最後一次光復良機錯失。
劉裕討滅南燕之後，江左爆發盧循之亂，劉裕只得返回江左平亂，之後又平定了劉毅、司馬休之叛亂，這足以看出江左內部權勢之爭，對劉裕北伐討賊的牽制。等到劉裕覆滅後秦，攻佔長安之後，原本想以關中為根基，繼續北伐，但劉裕在朝中任用的劉穆之突然去世，這不得不引起劉裕的擔憂，於是放棄繼續北伐，讓兒子劉義隆和部將王鎮惡、檀道濟等人鎮守長安，劉裕便匆匆返回了江左。之後，大夏赫連勃勃趁劉裕離去，攻佔了長安霸佔了關中之地，劉裕此次北伐之功也淪喪。
世人將劉裕從長安返回建康，隨後便急於稱帝的行為，與桓温第三次北伐急於求功相比，兩者其實有着很大的共同點，無論是桓温和劉裕其實都有心在江左篡立，自然不會長久遠離江左朝堂，因此桓温想要速戰速決進而南歸篡立，導致錯失了步步為營建功的機會。而劉裕則比之桓温要高明一些，在清除了諸多明面上的威脅之後，任用劉穆之鎮守後方，但是劉穆之一死，劉裕面對的局面也轉而變得跟第三次北伐時的桓温更加類似。也正是劉裕擔心朝中無親信掌控，如劉毅、司馬休之那般的威脅再現，因而便放棄了局面大好的北伐之舉，而返回江左圖謀自立。
綜上來看，前秦覆滅之後，北伐羣胡四起，直到北魏逐漸崛起，這是東晉十六國時期，江左最後一次恢復北方的良機，不過作為北伐主帥的劉裕，需要面對江左內部的諸多威脅，牽制了其親率軍隊北伐恢復中原，也就讓江左錯失了這次良機。
總結
簡單來總結一下三次江左錯過的光復良機，也即永嘉之後到北魏崛起這段歷史中，北方胡族的三次混亂局面：
第一次是劉、石對立，這對覆滅西晉的合作伙伴，形成對峙局面，原本是立足江左的東晉重新北上的機會，不過內部數年的叛亂，讓此機會流失。
第二次是在後趙石虎死後，氐族前秦和鮮卑前燕東西對峙，這本又是一次江左北伐良機。不過，在司馬昱、桓温等人的“養寇”偏安決策中，導致大好時機錯失，等到前秦覆滅前燕，江左徹底失去了這次北上的好機會。
第三次是在前秦覆滅之後，北方重新歸於混亂之際，彼時北方各胡族勢力之間相互爭鬥，着實是江左光復中原的好機會。不過，劉裕雖然有百戰之能，但卻被江左內部的權勢之爭和叛亂頻生牽制，無法全力北伐討賊，甚至連奪回的關中長安都得而復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