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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時期，清軍所用大炮有些還是明朝造的，早已過期，而且製造技術也不過關。1835年，關天培造了40門大炮，試放時當場炸裂10門，炮管佈滿窟窿，其中最大的窟窿能灌進4碗水—與其説是大炮，不如説是魚缸。而且裝藥多了就炸膛，裝藥少了就打不出去。英國海軍上將義律説：“清軍炮台完全沒有防禦性能，就像歡迎我們回家的擺設。”
硬件不行，那軟件呢？騎兵沒馬，水兵不習水戰，演習時，騎兵臨時僱馬，水兵找漁民頂替—這就是清軍的尷尬處境。
尤其可笑的是，清軍不是24小時守在軍營，而是按時上班。除了打仗，平時軍營不管飯，上午士兵操練，中午家屬送飯，下午繼續操練時，家屬一邊旁觀一邊刷飯盒。
美國學者弗雷德裏克對清軍的論述極為經典，他説：“清軍雖有陸軍和水師，但沒十足的兵力，花名冊上弄虛作假，為應付點卯就匆忙招募苦力；雖有定期軍訓，但重在觀瞻而不是實戰；每次開戰，互相猜忌的指揮官不明戰況，只會搶劫農村。”
士兵如此，將領也好不到哪兒去。他們不諳近代軍事，對英國人所知甚少，全憑胡亂揣測。大臣琦善説：“夷人每天以牛羊肉磨粉為食，不易消化，很快就會因大便不通而死，所以他們飯後常用茶葉和大黃來通便。只要我們不把茶葉和大黃賣給他們，他們肯定會被大便憋死。”
大臣汪仲洋説：“英軍的眼睛怕光，到了中午就不敢睜開，我們應在中午與他們交戰。”
大臣呂基賢則提出一條“妙計”：只要英軍開炮，我們就趴下；等他們不開炮時，我們再進攻。
道光派侄子奕山到廣州與英軍交戰，奕山見英軍的火炮實在厲害，認為其中必有邪術，決定“以邪制邪”—殺了幾隻老虎，把老虎的骨頭扔進海里，想以此激怒龍王，從而掀翻英艦。
道光的另一個侄子奕經也被派到前線，他夢見英軍紛紛上船，然後竄入大洋，認為這是吉兆，隨行參贊也附和説自己做了同樣的夢。恰好此時手下來報英軍正在上船，奕經更以為有神相助，於是決定在虎年虎月虎日虎時，讓一個屬虎的總兵充當指揮，湊了個“五虎齊全”，結果清軍一觸即潰。後來得知，英軍當時正往船上運軍火，他們撞到槍口上了。
英軍打到大沽口，直隸總督訥爾經額不慌不忙地上奏説：“天津百姓要喝河水，為防英軍趁漲潮時在河裏投毒，百姓應在退潮時取水；英軍的船上載着很多馬匹，我軍只要在沿海挖坑就能對付他們，就算馬沒掉進坑裏，我們也能撲過去砍斷馬腿；在河底鋪設漁網，纏住英軍的船，然後我們炮火齊發。只要做到以上幾點，我們必勝！”
那道光是怎麼想的呢？1842年，道光下旨，説：“朕覺得我軍應每人拿兩層藤牌，中間夾濕透的牛皮，足以抵禦炮火；另一隻手拿着鈎鐮槍，趁英軍靠近時割斷他們的腿。”如此戰術，真的很傻很天真。
高層愚昧至此，鴉片戰爭自然敗局已定，於是該和談了。大清代表耆英掏心掏肺地跟英國代表璞鼎查説自己沒兒子，要認其長子為乾兒子。耆英在談判結束時給璞鼎查寫信，説：“我們從事同一工作，瞭解彼此都是一心為國，所以無事不可商量。分別在即，不知何時再見，每念及此，令人心酸。”敵我雙方的交流，畫風竟像浪漫的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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