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平：武將謝鴻章改名避諱李鴻章
武將謝鴻章自己要求改名以迴避李鴻章的名諱，他的上司李瀚章則幫他上奏朝廷。這種舉動非常出格，當時並無規定下屬要避上司名諱，更不用説上司兄弟的名諱，屬於極度擴大化。上司樂意接受奉承，下屬也就極力揣摩曲意奉迎，這個案例將“權力的毛細管作用”呈現得淋漓盡致。
李瀚章李鴻章兄弟及家人合影
史諱舉例
避諱在中國由來已久，一般認為始於周朝，而後歷經數千年發展，形成博大精深的“避諱學”。已故歷史學家陳垣曾寫成《史諱舉例》一書，名聞宇內。王建《中國古代避諱史》指出：上古的人們認為，名字具有神秘力量，避諱可以使自己避開死亡的威脅或者災厄。周武王滅商之後，周人把浸透着巫術氣息的避諱納入到政治文化體系當中。到秦始皇登位，忌諱越來越嚴格，秦始皇之父莊襄王名“子楚”，楚國的“楚”被迫用“荊”字代替。楚為戰國時期的大國，這樣避諱，等於是篡改歷史。
避諱最初是“國諱”，主要是避帝王之名，而後發展到“家諱”以及其他類型。秦始皇名“正”（“政”），而“正月”也改成“端月”“徵月”。至今“正月”的“正”還讀陰平聲，或與此有關。李世民即位以後，觀世音菩薩被迫改稱“觀音菩薩”，一直沿用，再也沒有改回去。
陳垣先生在《史諱舉例》中説：“清之避諱，自康熙帝之漢名玄燁始，康熙之前不避也。雍乾之世，避諱至嚴。”“玄妙觀”是歷史悠久的道教宮觀名稱，至遲到了唐代，全國各地都有“玄妙觀”出現，到清代為了避康熙帝諱“玄燁”中的“玄”字，都被迫改名，變成“元妙觀”“圓妙觀”等等。《千字文》是南朝梁武帝時期周興嗣所創編，四字一句，琅琅上口，是許多朝代普遍採用的蒙學課本，然而，《千字文》劈頭第一句“天地玄黃”，到康熙朝被迫改為“天地元黃”，一直沿用到清末。
日就月將，避諱逐漸擴大化，“蜕變為禁錮人的思想、戕害人性乃至人命的堂皇伎倆”。（王建《中國古代避諱史》前言）為了避帝王之諱，著作家們不得不篡改文獻、淆亂古籍；明、清皇帝更是藉口觸諱而大興文字獄，濫殺無辜。
明初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給朱元璋上賀表，稱“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都是中規中矩的聖頌文字，朱元璋卻覺得“光”是嘲笑他當過和尚剃過光頭，“作則”讀起來近乎“做賊”，譏諷他當過盜匪，遂把徐教授斬首。山西蒲州學正上賀表，曰“天下有道”“萬壽無疆”，都出自經典，朱元璋卻説“疆者強也，道者盜也”，意思是罵他做過強盜。像這樣任意擴大解釋，隨時可以入人以罪，正常的公文也難以撰寫，更不用説可能含有多層寓意的文學作品。避諱擴大化是禁錮思想、鉗制文化發展的工具。
“家諱”是指規避父母的名字。書法家王羲之祖父名叫“王正”，故而他遇到“正月”時，寫成“初月”或“一月”。在與人交往之中，出於禮貌，人們會盡量避免寫説與對方父母名字相同的字。“國諱”屬於強制性，犯諱者要受到處罰；別人“家諱”雖然不算強制只算失禮，但這種失禮往往也要承受一定後果。
李鴻章長期擔任直隸總督。直隸境內有一個文安州，即今河北省廊坊市文安縣。各省督撫要定期向朝廷遞交例行奏摺，彙報轄境的收成、災荒情況。他最頭痛的是，在奏報當中，經常會出現“文安”這兩字。原來，李鴻章的父親名叫“李文安”，“文安”這個地名直接觸犯了他的“父諱”卻又無可奈何。舊時代文人之間通信，信末常用祝頌語“即請文安”“並頌文安”；李鴻章的朋友、同事為避其父諱，不得已改為“文綏”。清末民初，“文綏”用法曾十分流行，這種用法起源於避李鴻章家諱。
“並請文安”用例
謝鴻章其人
從1872年曾國藩去世到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這20餘年裏李鴻章權傾朝野，除少數“清流”對之偶有譏彈外，權力場中、商界中人都對李鴻章力加奉承，這是權力本身的邏輯使然，不足為奇。奇的是，有個武將謝鴻章，屬兩廣總督李瀚章麾下，覺得與李鴻章同名不妥，先是申請調離廣東，繼而向朝廷上奏申請改名為“謝得龍”。這是避諱史上極為奇特的一例。無論是明文規定還是官場慣例，當時都沒有為上司的兄弟避諱的要求。
謝鴻章（1847-1902），號友鵠，四川省重慶府榮昌縣人，由武童於咸豐十年十一月投入湖南果毅軍營下效力，迭次打仗受傷，因軍功歷保藍翎儘先守備、花翎留川遇缺即補遊擊、副將銜留川補用參將。同治七年七月，因進援貴州，於攻克水源溝榿木圍等處“賊巢”、烏江北岸肅清案內出力，奉旨以副將留川儘先補用並賞給“傑勇巴圖魯”名號。是年八月，因攻克玉華山、尚大坪等處巨巢，生擒教首劉義順，殲滅各股號匪，克復甕安、開州、餘慶等州縣，奉旨“以總兵記名”。八年九月，因克復麻哈、黃平新舊州各城案內，奉旨“遇有提督缺出，請旨簡放”。十二年九月，因力解安順城圍，剿平鎮寧、安南、普安等州縣城池，下游肅清，奉旨“著留黔委用”。光緒元年正月，因全黔肅清，奉旨“著賞給頭品頂戴”。光緒二月二月，借補貴州貴陽城守營遊擊。（《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3冊第613頁）
光緒六年，謝鴻章入京驗放，仍回任貴陽城守營遊擊。謝鴻章頂着“記名提督”（武職從一品）的虛銜，品級是儘先補用副將（從二品），實際擔任的則是遊擊（從三品）職務，也即頭銜與實際任職不符。提督為一省最高武職，內陸省份一般只設一個提督，沿海省份有陸路提督、水師提督兩個職務；總兵為僅次於提督的武職大員，一個省也只有幾個。提督、總兵總稱“提鎮大員”，是掌握實權的高級武官。
鹹同兵事之後，湧現了大批沒有實權的“記名提督”“記名總兵”，屬於“安慰獎”。在鎮壓太平天國、平捻、西北用兵過程中，許多低級軍官久歷戰陣，每場勝利都記功，實際上在戰場發揮的作用並非關鍵，但多年下來，卻又積功累累。軍隊自有編制，高級職位有限，這些人不可能都出任提鎮要職。為加以安撫，免得功臣們心灰意冷，帶兵大員（督撫、欽差大臣）會設法給他們申請一些榮譽性銜頭，例如“某某巴圖魯”勇號，以及“記名總兵”“記名提督”等，理論上與實職總兵、提督平行，但毫無實權。
1885年，謝鴻章看到在貴州沒有太多發展機會，以參加中法戰爭的名義，在當年7月由署貴州巡撫布政使李用清上奏，“稟請開缺前赴粵營效力”。
然而這個時候，中法和約已經簽字生效，清廷也從越南撤兵，中法之間並無戰事。對張之洞來説，這個人是妻兄唐炯老部下，看起來頭腦靈活，上進心強，先接收下來再説。張之洞第二任夫人唐氏是唐炯的妹妹。唐炯（1829-1909），貴州遵義人，署湖北按察使唐樹義之子，1856年調四川任職，1867年奉命率領川軍入貴州協助“剿匪”。1883年，唐炯升任雲南巡撫，次年因在中法戰爭中擅自退兵被革職。
謝鴻章老上司唐炯
謝鴻章到廣東後，於1887年被派到海南。這個時候，海南“客黎之亂”已被馮子材率軍平定，張之洞考慮的是如何安撫黎人，開發海南資源以裕民生，責成雷瓊道朱採統籌負責海南善後事宜，在黎族聚居地成立八所撫黎局，並在撫黎局之內同時設立招商局。
當時官制，官員實行“避籍”制度，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任職，而派往海南的外省官員很多都水土不服，這裏面也包括胡適的父親胡傳（胡鐵花），因感染“瘴氣”而病倒、死亡者不計其數，能夠適應海南氣候環境的得力官員甚少。謝鴻章雖是武職，不得已讓他負責招商局，招徠商人在黎境伐木、開墾、開礦。客觀來説，謝鴻章從事招商工作還是盡心盡職的。為了招徠更多商人入山伐木，他提議給予減税優惠，並提議張之洞向瓊海關進行疏通，提高通關效率，情形一如過去幾十年的“招商引資”。
張之洞對謝鴻章的工作比較滿意。這一年8月，張之洞上奏朝廷，力保謝鴻章：“該員志遠氣鋭，曉暢戎機，前在黔軍立功，已經借補貴陽營右營遊擊，海防緊急時自請開缺來粵效力，貴州撫臣奏明奉旨允准，現委辦瓊州撫黎開山事宜，條理精明，實為武職中不可多得之員。”（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冊第559頁）
不改名絕不罷休
1889年8月，因籌議建設幹線鐵路，張之洞調補湖廣總督。謝鴻章希望到湖北繼續追隨鞍前馬後。11月26日，張之洞交卸職務後還在黃埔行館等候輪船，謝鴻章從海南發來電報，“擬乞憲恩赴鄂”以便“追侍憲轅”，請求張之洞批准。（《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輯第65冊第611-616頁）
筆者沒有看到張之洞的回電，而謝本人在海南辦理移交也並未完成。10天后，謝鴻章從榆林追加一電：過幾天即回到海口，“交代清楚即赴鄂”。這時張之洞已抵達上海，正與盛宣懷商討蘆漢鐵路（蘆台到武漢，即後來的京漢鐵路）規劃。
謝鴻章來電，引動了張之洞培養李德裕後裔的雅興。原來，張之洞聽聞唐朝宰相李德裕在海南崖州留下後裔，但已變黎俗，也即被黎族同化。張之洞一直想從其後裔中挑選一兩個聰穎子弟加以培養，藉此成就一段佳話，海南地方官辦了兩年都沒有辦成。他身在上海，卻又勾起興致，讓謝鴻章跟進此事。次年2月，謝鴻章從崖州多港黎峝把李德裕後裔兩個少年帶到海口，多方説服，都不見效，兩個少年堅決表示“不願遠出”。儘管未能完成使命，謝鴻章依然表示要赴鄂追隨張之洞。
轉眼到了4月份，謝鴻章向張之洞再次申請調到湖北工作，理由是與李鴻章同名。張之洞收到這樣的電報，無疑會覺得有點好笑。按制度與慣例，即使與新上司李瀚章同名也不必改動，何況是上司的弟弟？用這樣的理由向朝廷申請調動，十分牽強，必遭批駁。不過他還是把謝鴻章的理由和要求轉發給李瀚章：“前署崖州協副將謝提督因與傅相同名，懇調來鄂差委。此中情節礙難措詞入告，祈飭其仍在粵勤慎當差，不必來鄂為感。”（《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輯第41冊第67頁）“此中情節礙難措詞入告”，是説他很難用與李鴻章同名為由奏請調動，但也不覺得此種想法欠妥。張之洞對謝鴻章這種乖巧的下屬，內心恐怕還是十分欣賞。
發出電報不久，謝鴻章在海南感染瘴氣病倒，期間張之洞還請雷瓊道朱採加以關心照顧。正常人到了這個地步可能就算了，謝鴻章偏不。他覺得病況在海南難以好轉，遂申請回籍養病。按他提交給朝廷的履歷，籍貫本是四川，但這次回籍，卻是回到祖籍地湖南，並做了一個“騷操作”。
9月6日，兩廣總督李瀚章應謝鴻章要求，向朝廷上奏：
茲據總辦瓊州招商開墾局記名提督謝鴻章呈稱，隸籍四川重慶府榮昌縣，咸豐年間投效果毅軍營，歷保頭品頂戴、花翎、記名提督、“傑勇巴圖魯”勇號，並借補貴州貴陽城守營遊擊，光緒十一年因法人內犯，軍務吃緊，呈蒙貴州撫臣奏準，開缺赴粵效力，是年七月請諮起程，於十二年正月到省，奉前督臣張之洞飭歸兩廣督標聽候差委，並將抵省到標日期諮報部科註冊在案。今於瓊州差次，接到原籍湖南寶慶府邵陽縣户族函知，現修族譜，始悉鴻章原名誤同族內祖諱，理合呈請具奏，准將鴻章本名改為“得龍”等情，出具甘結並取具同鄉官印結呈繳錢來。臣查該員謝鴻章既與該族祖名諱相同，呈請更名“得龍”，查無別項情弊，自應準其奏明更改，以篤宗親而符名義。（《光緒朝硃批奏摺》第41輯第580頁）
兩廣總督李瀚章
奏摺説，謝鴻章回到祖籍湖南邵陽，正值重修族譜，發現“謝鴻章”這個名字與某族祖同名，不得不申請改名“謝得龍”。從此，副將“謝鴻章”名字消失了，世間只剩下副將“謝得龍”。謝得龍“發現”與族祖同名，並不是按他所説接到族人來信才發現，而是他為了達到改名的目的，特地回到祖籍去尋找與族祖同名的證據。這種證據很容易找，實在找不到也很容易偽造。普通宗族對避家諱的講究，只是避免與三四代直系祖先同名，再往上的世系以及旁系，根本不講究，同名的情況經常發生，可以説只要想找就能找到。
值得注意的是謝鴻章所採用的策略，是抬出尊祖敬宗的儒家倫理，算定朝廷一定會批准。在帝制時代，朝廷利用儒家意識形態來加強對地方的統治，士紳也利用儒家意識形態的語言來謀取自身利益。謝鴻章以與族祖同名為理由申請改名，屬於無比正當，連皇帝都不能批駁，批示“該部知道”，實質上表示同意而讓兵部備案。
儘管已經改名謝得龍，讓兩廣總督李瀚章覺得“孺子可教”，他還是在1891年調動到湖北，重歸張之洞麾下。謝得龍在湖北並沒有撈到什麼好處，雖曾短期代理過宜昌鎮總兵，不久還是回到副將行列。1902年冬，謝得龍以襄河水師中營管帶職務去世，享年55歲。儘管費盡心機，這個乖巧的軍官始終在湖北未能再升一級，他也早被世人遺忘。
筆者把謝鴻章重新帶入世人視野，是覺得改名一事所體現的“權力的毛細管作用”，在崇拜權力的社會都普遍存在，只是具體表現方式會有所不同。
“禮”在帝制中國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筆者能理解當時避“國諱”“家諱”的正式做法，但認為應有明確邊界，應該只限於極個別的字詞，不得隨意擴大，否則將對整個社會造成很大危害。
謝鴻章主動將避諱擴大化，其後果十分嚴重。第一，消解了避諱的嚴肅性。臣民避皇帝聖諱、子女避父親名諱，雖屬遠古迷信，尚有禮儀上的意義。避上司名諱本無必要，只是高官擅作威福或下屬曲意逢迎。至於規避到上司兄弟的名諱，則純屬笑柄。人們會拿這些例子進行調侃，編出更多隻可意會的政治笑話，消解統治的正當性。第二，造成溝通障礙，給社會生活造成極大不便。避諱一旦超出明文規定的明確範圍，會滾雪球式的擴大。正如魯迅所説，阿Q只因頭皮上有一塊癩瘡疤，就“光”也諱，“亮”也諱，“燈”“燭”也諱。這些常用字詞若都不能用，人們被迫用其他字詞、拼音縮寫等等替代，將人為製造混亂與不便，極大降低了溝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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