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1836.11.18—1895.2.12），原名丁先達，字禹亭，號次章，安徽廬江縣石頭鎮人。
清朝
晚期將領，官至
北洋水師
提督，愛國將領。
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丁汝昌指揮北洋水師與日軍展開大東溝海戰，後艦隊退保威海衞。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威海衞之戰中，抗擊日軍圍攻。未得上峯命令，無奈港內待援，最後在彈盡糧絕、援軍未至的情況下，拒絕日軍將領伊東祐亨勸降，服食鴉片自盡以謝國人。宣統二年（1910年），平反昭雪。
一般認為，丁汝昌首先參加的是太平軍，在他18歲時，加入太平軍程學啓部，程學啓在1860年被湘軍策反後，丁汝昌也隨之歸降湘軍。
不久，丁汝昌被撥到李鴻章麾下，就此開始在淮軍效力，幾經沉浮，在光緒五年開始接觸海防，於光緒十三年（1887年）由李鴻章奏請，出任北洋海軍提督。
是根據目前所能查到的清朝檔案文書而來。
根據丁氏族譜和李鴻章、袁世凱等人的一些奏摺來分析，丁汝昌似乎並非出自太平軍，而可能最早是劉銘傳銘軍水師的一名軍官，隨後水師改為馬隊，丁汝昌又成為陸軍軍官。
不管哪種説法是真，丁汝昌上過私塾，成為海軍軍官前，作戰勇敢，時常擔任先鋒，戰鬥經驗豐富，這些都沒有疑問。
對於丁汝昌的爭議，集中在兩個方面。
作為陸軍將領出身的丁汝昌，擔任北洋海軍軍事行動上的最高指揮，是否稱職，這是爭議之一。
某個系統出來的官員將領，就一定不能勝任軍隊另一個系統的職務。或者説，沒有經過系統學習，不是科班出身，就無法幹好專業領域的事，這種看法，本身就是謬論。
將軍也是一種職業，本身也是個不斷學習的過程，在海軍崗位上，從光緒五年到光緒二十年，丁汝昌已經鍛鍊了十五年，這十五年，北洋海軍從無到有，一度稱霸亞洲，丁汝昌能成為提督，本身也是對他能力的肯定，要説他不懂海軍，恐怕也不會有多少人認可。
顯然，陸軍將領的出生並不阻礙丁汝昌成為海軍將領，另一個關鍵問題是，他是否稱職呢？
在1892年，丁汝昌曾經這樣評價自己:“餘統帶少從馬槊，晚習樓櫓，學非有本，究非久計。”
固然，除了丁汝昌，北洋海軍的提督，還可以有別的人選，比如科班出身，留學歸來的劉步蟾、林泰曾等。李鴻章保舉丁汝昌，多少存在私心，因為丁汝昌是安徽人，是他的淮軍嫡系，而其他海軍將領，大多是福建人，任用丁汝昌，能保證李鴻章對北洋海軍的絕對控制。
丁汝昌任內，也並不是完美無缺，治下不嚴，手下將領們拉幫結派，還有一些生活作風問題，這些客觀存在。
但憑心而論，他在臨戰指揮上並沒有太大問題。
假使以劉步蟾替換丁汝昌，我想結果也就是半斤八兩。
丁汝昌面對的是重重阻力和艱難現實，就他而言，已經是勉力為之，單單以最後的結果來評價他，讓他一個人承擔責任，實在是太苛刻。
北洋海軍當時的情況就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水平，誰也不見得特別拔高，換個人上去，做得未必要強於丁汝昌。
所以，就提督一職來説，我認為，丁汝昌基本算是稱職的。
丁汝昌最為人詬病的，就是他在黃海海戰之後的表現，具體來説，是他命令艦隊死守威海衞，而不是出港再戰，或是尋機遠遁，為海軍保留希望。
如果不考慮艦隊出海困難的實際原因，比如修理技工逃跑，技術不足，材料短缺，日本艦隊的威脅等困難。
從命令的角度來考慮，大致有幾個説法。
一是説丁汝昌困守威海衞，是執行的李鴻章的命令。
丁汝昌是淮軍將領，北洋水師也是李鴻章全權指揮。作為李鴻章手下將領，縱然有出海力拼之心，沒有得到上司同意，私自出海，就是違抗軍令，對職業軍人來説，服從才是天職，所以不管丁汝昌想法是什麼，李鴻章命令他不得出海，他就不能出海。
二是説李鴻章在後期多次下令丁汝昌出海。丁汝昌畏敵避戰，困守劉公島，沒能為北洋海軍保留下火種，最終全軍敗亡。
這種説法，同樣經不起推敲，原因同第一種説法。
在梁啓超的《李鴻章傳》裏，對李鴻章與丁汝昌之間的往來，有這樣的文字：
高升事未起之前，丁汝昌請以北洋海軍先鏖敵艦，而不能用，遂令反客為主，敵坐大而我愈危。李鴻章於8月14日所下令，精神全在守局而不在戰局。蓋中日全役皆為此精神所誤也。及劉公島一役，食盡援絕，降敵以全生靈，殉身以全大節，蓋前後死難者，鄧世昌、林太增、劉步蟾、張文宣、雖死所不同，而鹹有男兒之概，君子愍之。劉公島失，海軍提督丁汝昌，以北洋殘兵艦，降於日本。
以梁啓超此書的權威性，我選擇相信梁啓超的説法。
至於李鴻章的決策，作為北洋第一人兼朝廷股肱之臣，他的決策必定出自多方面的考量。國家的，私人的，部下的，國際上的，種種原因綜合考慮的因素，對錯與否，這裏不多予討論。
從決策角度來講，丁汝昌只是區區一個北洋水師提督，並沒有擅自做主的權限，他執行的，只能是李鴻章的命令。
丁汝昌最沒有爭議的，就是他的死。
促使丁汝昌自盡的，很可能與一封勸降書有關，這是1895年1月23日，日本海軍司令伊東佑亨寫給丁汝昌的，當時，威海衞已被攻克，殘存的北洋艦隊困守劉公島，外援已絕，覆滅只是時間問題。
這封書信，全以文言文寫就，洋洋灑灑千餘字，從科舉講到政治，從日本的革新講到大清的守舊，從法國講到土耳其，通篇言辭講究，看不到半點勸降書中常見的武力威脅，看上去情真意切。實則字字誅心，對此刻困守孤島的北洋水師提督來説，不低於一封催命書。
全文錄如下：
大日本帝國海軍總司令官中將伊東佑亨致書與大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軍門汝昌麾下：時局之變，僕與閣下從事於疆場，抑何其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國事也，非私仇也，則僕與閣下友誼之温，今猶如昨。僕之此書，豈徒為勸降清國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當局者迷，旁觀者審。今有人焉，於其進退之間，雖有國計身家兩全之策，而為目前公私諸務所蔽，惑於所見，則友人安得不以忠言直告，以發其三思乎？僕之瀆告閣下者，亦惟出於友誼，一片至誠，冀閣下三思。清國海陸二軍，連戰連北之因，苟使虛心平氣以查之，不難立睹其致敗之由，以閣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審矣。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試，考試必由文藝，於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升擢。文藝乃為顯榮之梯階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復能行於今日乎？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於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今貴國亦不可不以去舊謀新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乎？與我日本相戰，其必至於敗之局，殆不待龜卜而已定之久矣。既際此國運窮迫之時，臣子之為家邦致誠者，豈可徒向滔滔頹波委以一身，而即足雲報國也耶？以上下數千年，縱橫幾萬裏，史冊疆域，炳然龐然，宇內最舊之國，使其中興隆治，皇圖永安，抑亦何難？夫大廈之將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見勢不可為，時不雲利，即以全軍船艦權降與敵，而以國家興廢之端觀之，誠以些些小節，何足掛懷？僕於是乎指誓天日，敢請閣下暫遊日本。切原閣下蓄餘力，以待他日貴國中興之候，宣勞政績，以報國恩。閣下幸垂聽納焉。貴國史冊所載，雪會稽之恥以成大志之例甚多，固不待言。法國前總統末古末啞恆曾降敵國，以待時機；厥後歸助本國政府，更革前政，而法國未嘗加以醜辱，且仍推為總統。土耳其之啞司末恆拔香，夫加那利一敗，城陷而身為囚虜。一朝歸國，即躋大司馬之高位，以成改革軍制之偉勳，迄未聞有撓其大謀者也。閣下苟來日本，僕能保我天皇陛下大度優容。蓋我陛下於其臣民之謀逆者，豈僅赦免其罪而已哉？如榎本海軍中將，大鳥樞密顧問等，量其才藝，授職封官，類例殊眾。今者，非其本國之臣民，而顯有威名赫赫之人，其優待之隆，自必更勝數倍耳。第今日閣下之所宜決者，厥有二端：任夫貴國依然不悟，墨守常經，以躋於至否之極，而同歸於盡乎？亦或蓄留餘力，以為他日之計乎？從來貴國軍人與敵軍往返書翰，大都以壯語豪言，互相酬答，或炫其強或蔽其弱，以為能事。僕之斯書，洵發於友誼之至誠，決非草草，請閣下垂察焉。倘幸容納鄙衷，則待復書賚臨。於實行方法，再為詳陳。
謹布上文。
明治二十八年一月二十日
伯爵 大山 巌 頓首
伊東祐亨 頓首
時至今日，再讀此信，仍然感覺心情壓抑難平，不要説當時絕大壓力之下的丁汝昌。
丁汝昌已經做出了最後的抗爭，在威海南北炮台淪陷之時，他還做出最後努力，組織敢死隊力圖奪回炮台，可惜終究歸於失敗。
如今，他面臨着最後選擇。
一邊，是請願的百姓和官兵，眼看援軍無望，覆滅在即，再三聚集到丁汝昌官署外，請求提督給一條生路。
一邊，是日本陸軍和艦隊的步步緊逼，威海衞的炮台炮口已經調轉，原本拱衞劉公島的大炮現在成了向自己背後開火的利器。海面上，是日軍艦隊的封鎖，和不時出動尋找獵物的日軍魚雷艇。
自己，已經是革職戴罪之身，就算不死在劉公島，也必定終身無法再踏上故土，自己魂牽夢繞的故鄉，這也是種精神上的死亡。
權衡之下，丁汝昌選擇服毒自盡，把生的機會留給了手下官兵和百姓。
單憑這一點，説他是愛國將領，當之無愧。
對於大清朝廷來説，丁汝昌在甲午戰爭的表現，非但談不上稱職，反而是嚴重失職。
戰前戰後，對丁汝昌的彈劾從未停止。
1894年8月6日，豐島海戰之後7天，言官就開始上疏，開始攻擊丁汝昌，指責他膽怯避戰，要求撤換丁汝昌，將他交軍法處置。
8月23日，甚至不通過李鴻章，直接向丁汝昌下達命令，要求他必須確保威海、煙台、旅順等地的安全，不得遠離渤海灣，給日本海軍以可乘之機，
“倘有疏虞，定將丁汝昌從重治罪”
，朝廷的不滿表露於字裏行間。
25日，又有三名言官上疏，要求革去丁汝昌提督一職，26日，光緒帝下旨，將丁汝昌革職。
此時黃海海戰還沒有爆發，如果説清流言官們如此猛烈的攻勢，是為北洋水師擔憂，那就純屬睜眼説瞎話，他們真正的目標，不是丁汝昌，而是李鴻章。丁汝昌是李鴻章的嫡系，他任提督一天，李中堂對北洋水師的完全控制就不會稍減一分，所以，要扳倒李鴻章，必須先搞掉丁汝昌。
李鴻章不會坐以待斃，他在9月1日上疏陳情，出於平衡考慮，清廷收回了成名，暫緩對丁汝昌的處分。
黃海海戰後，10月8日到11月2日，數十名言官先後上奏，要求替換丁汝昌，最嚴重的甚至建議將他斬殺。
11月16日，丁汝昌終於被“革去尚書銜，摘去頂戴”。
旅順失守後，11月26日，丁汝昌以“救援不力”之罪被革職，12月17日，清廷又發諭令，要將丁汝昌拿交刑部治罪，在威海眾將領的強烈反對下，光緒最終還是允許他暫留威海，處理後續事宜，一旦事態好轉或結束，立即將他起解京師。
也就是説，如果不是眾將求情，丁汝昌或許早就被問罪處斬。
北洋海軍全軍覆沒後，失敗被歸咎於丁汝昌缺乏海軍經驗，指揮不力，因而下旨“籍沒家產”，清廷命丁汝昌死後穿上黑色囚衣，棺材漆成黑色，外加三道銅箍捆綁，意為枷鎖，昭示棺主有罪，用磚封在其原籍村頭，不許埋葬。
這種待遇，是徹底的羞辱，尤甚於畏戰逃跑被處斬的方伯謙。
相當諷刺的是，日本方面對他的評價是“名將”。
直至宣統二年（1910年），經載洵及薩鎮冰等人奔走，清廷才為丁汝昌平反。
民國元年（1912年），丁汝昌靈柩歸葬於安徽無為縣西鄉，這才得以入土為安。
這時，他已去世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