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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中國最後一個漢家王朝。不過，明朝在經濟方面的表現卻十分讓人失望。就拿財政來説，明朝幾乎是從建立初期就陷入了財政危機，這種危機一直持續到了明朝末年。財政危機是明朝走向衰亡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可以通過明朝的税收、支出等情況瞭解明朝的財政問題。
明朝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税收、官營工商業、以及屯田收入。
我們先來談談税收。明朝從朱元璋開始，就制定了一條規矩，那就是士人可以免除勞役和賦税。這就是説官員、地主是不用納税的，因為官員基本來源於科舉考試，而地主大多數也參與科舉。那麼，明朝的税收就基本徵收於下層百姓，出現了有錢人不交税，沒錢人多交税的局面。
税收裏面，有土地税、人頭税、商税和雜税幾類。明朝由於推行了嚴格的重農抑商，因此導致工商業發展遠不如唐宋，商税也十分少。根據統計，明朝的商税只有宋朝的六分之一，商税只佔據全國税收的5%左右，而宋朝達到70%。明朝的税收大部分依靠的是土地税和人頭税，説白了就是徵收的農業税，全國的税收負擔基本由最底層的農民承擔。根據統計，明朝大部分時間的土地税都在2600萬石左右，朱元璋時期達到過3278石。
官營手工業、商業的收入就直接作為明朝的財政收入了。中國古代，一般來説，鹽、鐵等重要的資源是國家壟斷經營的。明朝初期每年鹽課折銀為4.6萬兩，正德時期每年為20萬兩，後期增加到了100萬兩。明朝還在全國大規模建立銀礦開採點，開挖的白銀也是國家的財政收入。白銀開採收入最高的是永樂時期，課銀總收入達到了500萬兩。
屯田，是國家財政的一大來源。屯田就是國家直接控制的土地，讓軍隊等耕種，產出基本都上交國家。屯田的種類有軍屯、民屯、商屯等。屯田在明朝前期有積極的作用，能夠為軍隊提供糧食。朱元璋説“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費百姓一粒米”。明朝屯田軍士多達180餘萬人，永樂年間達到了230萬。軍屯數量為90多萬頃，佔據全國耕地的十分之一左右，在陝西、貴州、雲南、遼東等邊疆地區，軍屯可以達到了土地總數的一半左右。在明朝前期，軍屯的糧食收入甚至佔據了主導，如明代永樂元年，全國税糧為3100萬石，而軍田繳納的子粒就有2300萬餘石。
從上文可以得出，明朝前期的主要財政收入來自於軍屯、農業税和官營工商業。但是，隨着軍屯制度的頹敗，官營工商業的衰落，明朝的財政收入就出現了巨大的問題。
軍屯的存在是建立在對軍籍户口殘酷的剝削基礎之上的，當全國的統治穩定下來後，軍籍就開始逃亡，明英宗時期，逃亡的軍人達到了120萬，佔據當時軍隊的一半左右。軍户的逃亡，必然導致大量的屯田荒廢。弘治年間，兵部尚書馬文升説：“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無實”。許多地方的官僚就乘機吞併軍屯土地。於是，軍屯的收入就逐漸減少了。沒有了軍户，國家就需要大量招募軍隊，形成了募兵制。募兵制需要更多的軍費支出，例如明朝中期為了防止蒙古南下，每年花在北方邊防的軍費就達到了600萬兩。
雲山屯
第二就是銀礦收入的減少。仁宣時期，銀礦的開採數量也十分可觀，從宣德元年到宣德九年就有了230萬兩。明英宗時期開始，銀場罷設無常，銀兩的收入也不穩定，如1487年至1519年共收入金銀151萬兩，其數量遠遠低於永樂年間和仁宣年間。
在國家財政收入減少的同時，全國財政支出就不斷擴大了。明朝的財政支出主要用於官員的俸祿、宗室的贍養、軍費開支、朝貢“回賜”、大工程建設等。在官員方面，明初的武官就有28000多人，成化五年，武官已經達到了8萬人。作為對比，宋朝已經是官僚冗雜的代表了，但是官員總數也不過3.4萬人。除了官員，還有大量的宗室需要養。嘉靖八年，載入統計的宗室人口在8200左右，到了萬曆三十三年，宗室人口已繁殖到了157000人。萬曆初年，全國財政支出約是1854萬兩，其中用於宗藩祿糧的就有552萬兩左右，佔比29.76%。
朝貢“回賜”就是周邊的民族和國家嚮明朝進貢奇珍異寶、珍禽異獸、土特產時，明朝征服需要拿出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價格進行“賞賜”。朝貢貿易的規模越大，明朝的財政壓力就越大。在明朝前期，國家禁止白銀流通，其目的之一就是國家將集中開採的白銀用於“回賜”。永樂年間是朝貢貿易的巔峯，而需要的財政收入也就更大。鄭和下西洋的經費也給明朝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明朝的財政危機從永樂之後就十分明顯了。據户部統計，1551年，各邊餉銀（軍費開支）達525萬兩，修邊、賑濟等所需又800餘萬兩，兩項合計約1300萬餘兩。而正税、加派、餘鹽販賣，加上其他搜刮，總共才900餘萬兩。到了隆慶年間，太倉僅存銀130萬兩，只能支付3個月的開支。
應對財政危機，古今中外都只有兩個方法，一是節流，二是開源。仁宣年間，號稱是明朝的盛世，其主要採用的方法是節流。永樂帝時期的許多用錢的事業最終在仁宣年間停止了，如停止了下西洋活動、減少和周邊國家的朝貢貿易次數和規模、放棄奴兒干都司和交趾布政司等。但是，節流只能暫時解決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到了隆慶年間，明朝的財政危機已經十分嚴重，這時候，開始進行開源。1567年，明朝為了增加税收，同意在福建月港開放民間貿易，允許商人出海。隆慶開關之後，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白銀流入了中國，其中有一部分進入了國家財政系統。同時，隆慶開關有利於東南沿海商業的興起，也增加了國家的商税。不過，由於隆慶開關僅僅是一口通商，所以對商業的影響也十分有限。
張居正時期，明朝的財政危機得到了緩解。張居正同時從開源、節流兩方面下手。開源方面，張居正下令重新丈量土地，嚴格按照土地規模徵收賦税，同時推行了“一條鞭法”。到了萬曆九年，全國的土地丈量完成，得出全國的土地面積為713萬頃，比弘治年間多了300萬頃。節流方面，就是嚴厲打擊貪官污吏，減少浪費等。張居正改革後，國庫的銀兩達到了600到700萬兩，儲備糧食達到了1300萬石。但是張居正的開源主要是從農業方面着手，也就是加強對地主和農民的剝削，因此算是“竭澤而漁”，不能長久。
明朝後期，針對財政危機日益嚴重，朝廷採取的政策也主要是加大賦税額度。明朝正常的賦税收入應該在1500萬兩左右，通過加徵賦税可以達到4000萬兩。明朝末年加徵的賦税有““遼餉”、“剿餉”、“加餉 ”、“助餉”、“練餉”、“新餉”、等，名目十分繁多。但是，這依舊無法解決財政危機。在明末，崇禎皇帝讓大臣們捐出銀兩，但是幾乎沒人願意。李自成攻陷了北京後，用酷刑逼迫官員交出銀子，結果半月就得到了7000萬兩白銀，相當於明朝五年的財政收入。而崇禎的宮殿也藏有“私房錢”（內帑）3700萬兩黃金，2000萬兩白銀。可見，明朝的苛捐雜税的收入，大多數都流入了官員和皇室的手中，流入國庫的就很少了。
李自成
明朝的財政危機證明了傳統的經濟政策已經走向了陌路。有意思的是，同時期的西方國家也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但是他們卻採用了不同的辦法。如西班牙和葡萄牙選擇開闢新航路，進行了殖民擴張，壟斷香料貿易的方法來增加財政收入；英國和法國都選擇“重商主義”，支持手工業的發展，支持海外擴張，其中路易十四時代的財政改革是一個經典的例子。而明朝始終沒有放開對商業的限制，導致工商業發展受到阻礙，也導致國家財政危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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