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人文者也。
大約在公元260年，羅馬帝國爆發了一場波及全國的瘟疫，這實際上已經是第二次瘟疫大爆發。
這段時間裏，在第一次瘟疫爆發時保持了超高存活率的基督徒也沒能倖免，大量死亡，可是，他們中的大部分卻並非是被動感染，而是在照顧、治療患者的過程中，染病死去的。
為什麼要單獨把基督徒的這一行為提出來呢？是因為在同一時期羅馬帝國的其他宗教，都很少，或者幾乎沒有類似的行為，就連一個世紀以後，羅馬帝國皇帝朱利安親自牽頭髮起慈善運動，想要蓋過基督教的“壯舉”時，其影響力和規模都顯得蒼白無力。
公元362年，朱利安為此專門給位於加拉太的異教大祭司寫信，不無抱怨地説，近來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基督教，因為他們的“高尚品德，哪怕這些美德是做作的，而我們卻遠遠不如……”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呢？
雖然羅馬帝國權力高層都受過高等教育，但其實在當時的羅馬帝國，歷來奉行“強者文化”。
只有對帝國的發展有貢獻的人，才能得到社會優質資源，只有“有用的人”才能得以別人的照顧，也就是説，那時候的社會福利只供給有價值的人，當一個人病弱，變成單純的消耗資源的人時，他會被拋棄，甚至遭到鄙視。
在這樣的文化薰陶下，基督教對強者和弱者一視同仁的態度是絕對的另類，甚至因此遭到抨擊，認為他們是在用浪費國家資源來收買人心。
所以，當瘟疫來臨時，很多當時有重要影響力的宗教高級人員紛紛逃離城市，躲到人煙稀少的鄉下，並不像我們現代人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件很無恥和沒有道德的事情。
就連羅馬帝國最著名的醫生克勞迪亞斯.蓋倫，當他在羅馬帝國第一次瘟疫大流行時，也馬上離開了城市，躲到了小亞細亞人跡罕至的鄉村，直到疫情過後才歸來。
這使得他對瘟疫的描述十分不準確，無法為後世提供更多幫助，而他的行為也因為與現代醫德十分不符而飽受現代人非議，但是，他的行為在當時是無可指責的。
不過，不得不説的是，正是因為這種態度在當時的羅馬帝國有普遍性，才使得大量感染瘟疫的人得不到照顧，要麼成批集中死去，要麼感染後四處流散，致使瘟疫快速蔓延。
而這時，基督徒自發的照顧病患，其行為在現在也許最多受些稱讚，但在當時，是絕對的另類，更何況，事情本身所代表的意義遠不止如此。
在為疫情出力的同時，基督教順便傳遞了自己與羅馬帝國主流文化和宗教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以及他們對於社會秩序的看法和見解，都深深地影響到了那些倖存者。
在面對未知災難的恐懼中，基督教的這一套理論對安撫人心起到了極大的作用，這一點，就連對基督教恨之入骨的羅馬皇帝朱利安也不得不認可。
為了更好地壓制基督教，公元4世紀，在羅馬皇帝朱利安統治期間，他不止一次地提醒由他扶植的宗教神職人員，一定要效仿基督教的善舉，直至在慈善方面超過他們，可是，他的提議遭到了無視。
一方面，那些異教沒有相關的教義做基礎，另一方面，他們也沒有做慈善的傳統，所以，如果他們真的這樣做了，便意味着要放棄自己堅持的東西，走上一條完全陌生的路。
在基督教沒有出現之前，羅馬帝國境內幾乎所有的宗教都主張神與人保持良好的關係，遵守相關的戒律，除此以外，沒有別的。
假如你讓他們宣揚只有慈善和愛才能得到拯救，那就等於否定了他們宗教的根基，這又怎麼可能實現呢？
這時，新宗教積極向上，且緊貼時代發展需求的優勢便體現了出來。
事實上，這個道理不僅在公元4世紀時體現得淋漓盡致，到了現在也同樣有效，只不過，沒落的傳統宗教變成了基督教，昔日鋭意進取，走在時代最前面的宗教，現如今也成了沒落過時的傳統宗教。
不能緊貼時代發展，不能再鋭意進取，反而時刻因為落伍的觀念遭到輿論的抨擊，不能不説是值得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