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自楚武王起共有25王，其中有22王有諡號，楚王的諡號延續了近五百年的歷史，已然制度化。不可否認，楚國諡號的主體襲用並延續了西周的諡號行用體例，但是由於楚國獨特的自然、政治環境與兼收幷蓄的文化觀，使得楚王諡號在春秋、戰國不同時間段有其不同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四方面：自封為王，臣子議諡，對周王諡號的模仿，給諡寬鬆、出現了復諡。
自封為王，臣子議諡。眾所周知，楚國君主的第一個諡號就是“武”，即楚武王。一般而言，帝王之諡由南郊請諡、百官議諡、進行策封。大臣的諡號由朝廷根據官級、政績進行賜予。但是，對於有着獨創精神的楚國而言，楚武王熊通，在楚國國力不斷增強的情況下，威脅姬姓隨國，向周王室請封王號，遭拒之後，自封為王。從楚武王當時所在的春秋初期歷史背景下來看，當時的諸侯國在政治上還是尊周王為天下共主，諸夏國家的統治階級把禮看成生死存亡的根本，並且還認為“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在以此“禮”為前提之下，春秋時期的中原諸國，除楚武王之外，還沒有一個諸侯王被封為王，更沒有敢於自稱為王的列國。王作為封爵制度中最高等級，為周天子專有。因為在春秋時期，列國的邦君相互之間的稱呼都為“君”，自稱為寡君，羣臣百姓對各君主的稱呼為“公”。所以在史料中，在各諸侯國的國君去世之後，他們的稱號大多是晉孝侯、衞桓公、宋穆公等等諸如此類的侯、公，卻沒見史書記載中有王這一稱號。楚武王自封為王，並通過與西周軍事的較量使周王室被迫承認楚王號的合法性，楚自然成為諸侯國中第一個敢僭越稱王的人，開諸侯僭號稱王的先河。
在給諡制度上，楚國也未遵循周代諸侯向“天子”請諡的制度。西周時期，“諸侯薨，世子赴告於天子”，然後由天子派遣禮官與之商議諡號，再進行賜諡。例如：衞齊惡告喪於周，且請命。衞襄公死後，向周天子行赴告之禮，且請求賜諡。但是楚國僭越稱王，其議諡也為臣子所為。對於楚武王的議諡、賜諡過程並沒有明確的史料記載，但是根據其身後楚成王和楚共王諡號的由來，可以推斷出武王的諡號也應為臣子所為。在楚成王時，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自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儘管此事件的真實性值得懷疑，但是其背後所反映出來的楚王諡號打破禮制，由臣子議諡是毋庸置疑的。同樣的，在楚共王去世之前，請求大臣為其賜諡為“靈”或“厲”，但是大臣子囊卻與眾臣子商議，為其賜諡“共”。根據上述推斷，本文認為楚武王的諡號也應為楚國大臣所議，並沒有遵循禮制，請周天子賜諡。可見楚人在確立諡號制度之初，就沒有把自己放在諸侯之列，至於楚人在先王去世後，議諡之後，是否也像周人那樣有一個向上天“南郊請諡”的儀式，則無從考察，就按常理而言，楚巫風盛行，應該有類似的諡號給予程序。
值得關注的是楚武王及諡為“武”的政治意涵。出於對楚武王性情與行為的考察，大膽地做出一個猜測，周武王生活的年代在熊通之前，又是真正的開國君主。熊通自稱為“武王”並不是一時興起而為之，而是他自己潛意識就認為自己南征北略，自己的所作所為與周武王有着同樣的氣概與豪情，有着同樣的政治意義，象徵楚國作為一個大國的開端。建立一個與周王室分庭抗禮的楚國，即是楚人建立諡號制度的政治意涵。於是自己在“請尊”失敗以後，自稱為“武王”，後世楚人更有走出江漢北上稱霸的志氣，所以與西周一樣，仍然用“武”作為熊通的諡號。
周王室東遷之後，王室衰微。對諸侯國控制力減弱，各諸侯國獨自尋求發展，不斷地挑戰東周王室的權威，在政治上的表現為以楚國為代表的封國開始自封為王，在文化上的表現是多種文化的融合。楚國由於獨特的地理環境，確定了東進北略謀求更深層次發展的戰略。在不斷地征伐過程中，文化上不可避免地進行交流學習中原文化，欲在文化層面上得到中原諸侯國的接受，進而上升為政治層面上的認可。故而，楚國的文化裏周楚文化融合的因素很明顯。諡號作為文化的一部分，很好的詮釋了楚對周文化的傳承。縱觀楚王的諡號，不論是春秋時期還是戰國時代，其對於周王室諡號制度的承襲與模仿痕跡都十分明顯，尤其是春秋時期。換言之，周王諡號是春秋、戰國時代楚王諡號的最主要的來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