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變》：同商鞅一樣，對王安石的非議，足夠五馬分屍
這是近幾日讀得最暢快、最盡致的一本書了。讀罷方覺，司馬光是自知的。他成長在仁宗年間，深受仁宗朝政治局勢影響，為人方直，真正繼承了范仲淹那種“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士大夫情懷。他也知道自己更適合做一名諫官與御史，批評朝政得失，對自己並不能勝任的官職堅決推辭。
司馬光的世界是非黑即白的，他追求聖人道德，嚴格約束自己，也利用自己的道德標準看待他人、約束君主。然而，現實政治並非是非黑即白的，這也預示着司馬光生命中的最後十八個月主政的艱難以及由此日益惡化的政治局勢。
王安石在道德上足可稱道。這是司馬光支持王安石的理由。雖然對王安石抱有極高的期望，“遠近之士，識與不識，鹹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鹹被其澤矣”，但司馬光與其之間的衝突卻日益增加。因為王安石推行的變法造成了極大的民憤。
但於此，王安石會不知嗎？可他為什麼還要繼續推行？或許，政治家有政治家的擔當、胸襟與氣魄，雖千萬人吾往矣。他們不以天下人的是非為是非，他們要確立起自己的是非，而不能異論相攪，阻我心志。因此，王安石對待異見的處理措施只有一條，那就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
司馬光是憤慨地，於此之際，作為一個諫官能做的，只能是反覆上疏，期待陛下回心轉意。然而，終無所得，最終只能黯然離去，開啓了長大了十五年的洛陽生涯，主編《資治通鑑》。這十幾年是司馬光人生中最為沉寂的時光，所有的心血都付諸筆端，凝練成那傳唱千古的文字。
在司馬光的最後歲月，他曾兩次用“黃葉在烈風中”表達自己的處境，他終是感受到了自己的孤獨與無助。司馬光從政，只是靠着自己的一腔熱血與絲毫不允許玷污的道德在支撐，他以諫官起身，終身保持着對自我的嚴格要求，同時又以此審視世界、批判世界。
可即使司馬光能做，他又能做些什麼呢？如果那封和解詔書能夠出台，如果司馬光對新法的態度不那麼決絕，如果諫官不那麼大肆攻擊新黨，政局仍有一定可能重回仁宗朝的那種和而不同的氛圍中來。可是章惇遭貶，飽受重重磨難，八年之後再重登相位之時，他對舊黨的反感與厭惡只能愈加熾烈，整個大宋衰亡的禍根在這二十年便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