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歷的高考 | 鄭榮來

題圖：新華社

1959年夏天，我經歷了人生的一個轉折，高中畢業並參加高考。實在説來，我們那次高考，一切都準備得很不充分，完全是匆忙上陣。前一年的“大躍進”和大鍊鋼鐵，佔去了我們的大部分時間，功課幾乎都停了，整天參加户外勞動。我們曾幾次到山上砍樹挖窯燒木炭，樹都需松樹，大小要如胳膊，扛到土窯裏，七八十根一窯，由兩位稍懂技術的同學封窯燒製，因為不專業，有時燒不透，有時燒成灰，幾經失敗後才成功。

我們到過八十多里外的地方挑石灰石。那天凌晨3時出發，一路走山道，八九個小時後到達，吃一點乾糧當午飯，而後挑着一擔石灰石，十個多小時後回到學校。這是我此前此後經歷的最艱苦的一次勞動，時間長，強度大！

我們還到過三十里外的一個山村，在山溪裏撿鐵礦石；我們在學校門前砌鍊鐵爐，燒了一爐又一爐的廢鐵……

我們的功課荒廢了，我們的心放飛了，無心於課堂，無心於書本，甚至心存疑問：“今年還會有高考嗎？”

高三的第二學期開學時，縣裏下來指示，説高考照常舉行，要大家積極備考。我們於是被集中到離本校八九里的僻靜的山村一個停了產的陶瓷廠。久棄不用的課桌，上面都是灰土。我們在那裏匆匆忙忙復課，要把落了的課都補上。

一時間，我們日夜加班，疲於奔命。老師補課躍進式，簡而不詳，我們聽課似懂非懂，囫圇吞棗。温習課文的時間不夠，老師佈置的作業更是做得極少。

學期結束，但畢業班不放假，留校複習高考的功課。我們文科班，需要默記的內容更多。時間緊迫，只有匆匆瀏覽一過。這時正是大飢之時，縣裏號召勒緊褲帶過日子。我們學生的定量，每人每天改為十小兩（一斤十六兩制）。飯吃不飽，營養嚴重不足。每月兩元一角的菜金，我們一些窮家子弟交不起，只靠家裏帶鹹菜。還不到吃飯時間，肚子就咕咕叫。

這年高考的考場，第一次從梅州市改在縣城。考試的日子到了，我們乘船到大埔縣城應考。吃住在縣重點的虎山中學，我們的心情並不緊張。第一次到縣城，倒有一點新鮮感。它比我們高陂鎮大，多了幾條街，而且又是縣政府所在。在考試僅有的三天裏，我們還有閒心於晚飯後逛大街。後來知道，它曾經歷兩度解放、兩度成立縣政府，也是全省唯一的蘇區縣，這次高考和逛街，就成了值得懷念的事情。

出乎我們意料的是，這次高考的卷子，竟是不太難。題量都不多，如數學只有五六道題。最不犯難的是作文，題為“記一段有意義的生活”。因為參加過大鍊鋼鐵，我毫不猶豫就選擇了這一題材，寫了鍊鐵故事和班裏曾被表揚的人物，寫完了時間還有富餘。不太懂散文筆法，但照實寫來，思路還算清晰。雖然粗糙，但自認沒有遠離要求。走出考場，沒有興高采烈，也沒有失落感覺。

來縣城之前，我們都做了鑑定。方式是自報公評，每人自報優缺點，大家補充，多説好話，沒有火藥味。給我補充的一條很夠勁，我至今還記得，叫“熱愛社會主義”。

那天回家等候發榜。正是農忙季節，插秧、種番薯，都是酷暑天的活。已經公社化了，幹活無分老少，我等年輕人，更是不能吃閒飯。下水田，攪糞肥，送稻秧，髒活苦活都幹。“這會是我在家鄉乾的最後一次農活嗎？”我偶爾自問過，但沒敢多想。也許因為太忙了，也沒多少人過問我的高考事。村裏二十多户人家，去年已有一人考上廣州暨南大學，是我們村的第一個大學生。雖是史無前例，但沒有什麼轟動，連小範圍請客吃飯、送禮祝賀都沒有。

8月中旬某日，學校捎來口信，要我去取通知。我步行兩小時趕到學校，校長黃行老師微笑着，説：“你考上了，復旦！祝賀你！”話很簡約，但看得出，是發自內心的真誠祝賀。接着把錄取通知遞給我，並説過幾天去找他，他要給我15塊錢路費補助。我當時的第一反應，並不是熱淚盈眶的激動，一閃而過的念頭卻是：我還差多少錢，才能到得上海？

我先把“我考上了”的消息告訴我的一位堂哥，他在鄉里當文書，每月28元工資，平時給過我一些零用錢。他知道我需要什麼，不等我開口，就説：“費用你先籌，不夠我包！”我又找在鎮上工作的我姐夫，他幾乎傾其所有，給了我15元。父親把家裏唯一能賣的舊掛鐘，拿到鎮上賣了三塊錢，算是他對我的唯一現金支持。堂兄真的包夠了。想起他那句話，我後來不止一次流過淚，感激他的真誠幫助。

我家也一樣，沒有慶賀。只在我離家的那天，堂姐送來一隻雞，姐姐做了湯圓（家鄉叫“惜圓”，糯米制，無餡，湯里加紅糖），在鎮上我姐姐家，父親和繼母都來，算是給我餞行。我帶着五六十塊錢，坐輪船經潮州，再乘長途汽車到廣州。逗留兩三天，便踏上開往上海的列車。

到開學之日方知，班裏共有廣東同學3人。我這才感到，我的志願填得有點冒險，早知名額這麼少，我還敢這樣填嗎？

作者：鄭榮來
編輯：錢雨彤
責任編輯：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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