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年輕人為什麼不願意生孩子?

由 寸建宇 發佈於 綜合

  11日,備受矚目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出爐,生育率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處於較低生育水平。初步彙總的結果顯示,2020年我國出生人口為1200萬人。

  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副組長、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説,低生育將成為我國面臨的現實問題。

  那麼,年輕人為什麼不願意生孩子了?

  養得起幾個娃?

  在北京打拼8年多的吳一,在雙方父母催促下剛剛生完二胎半年。半年來,一家6口擠在6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裏,生活中的小摩擦以及經濟上的壓力,讓她身心俱疲。

  剛休完產假開始上班,吳一每天中午要趕回家給二寶餵奶,來不及午休就返回公司。“有天在地鐵上看到一位打扮精緻的女孩,突然意識到,我已經很久沒買過新衣服,也很久不化妝了。”吳一失落地説。

  為了方便大寶上學,也為了離單位更近,一家人決定將北五環外的房子出租,搬到出租屋。“讓老公的父母來北京幫忙照顧孩子,省錢也放心。”吳一説,二寶出生後,6口人住在了一起。

  吳一打開支付寶賬單,滿滿都是尿不濕、嬰兒衣服、身體乳、爽身粉等等的購買記錄。“現在後悔沒把老大用過的一些東西留下來,又得再花錢。”吳一説,目前老公父母的退休金加上夫妻倆的工資,幾乎全部用於每月家庭的基本開銷。

  吳一也想過做全職媽媽,但看一眼賬單就打消了念頭。

  前程無憂發佈的《2021職場媽媽生存狀態調查報告》顯示,職場媽媽的收入已成為支撐家庭的重要來源。45.2%的受訪職場媽媽的個人收入佔家庭總收入的一至三成,36.2%的個人收入佔家庭總收入的三至五成。子女教育和住房是職場媽媽最主要的支出。

  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之外,凡是有孩子的家庭,其“生活賬本”都是沉重的:

  湖南常德的陳曉明今年27歲,有個兩歲的兒子,孩子每月上早教班、日常吃穿用的花銷在5000元左右;

  在西北縣城工作的一位父親稱,每月給孩子的花費至少1000元左右,而他的月工資只有3000元;

  在湖南懷化一所鄉村小學做教師的黎女士説,孩子不到3歲,每月至少得花去工資的三分之一。

  甘肅省蘭州市37歲的王思誠告訴記者,她和愛人決定不生二胎的原因很簡單——教育成本太高。

  “孩子5歲多,報了8個興趣班,包括圍棋、樂高、游泳等等。僅興趣班每年支出就要6萬元左右。”王思誠説,他生在農村,從小沒上過興趣班,也曾想過不給孩子報班。“但別人都在學,我們不學,總擔心孩子被時代拋棄了。”他和愛人達成共識,一個孩子就“壓力山大”,不能再生了。

  各種成本的加成,讓年輕人在生育之前要盤算更復雜的經濟賬。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説,以前多生一個孩子,不過是“多添一雙筷子”,但今天,那雙筷子變成了“黃金”做的。

  誰來幫看娃?

  “沒人幫忙帶孩子”是楊玲不敢生二胎的主要原因。她生活在遼寧鞍山,孩子已經7歲。“要二胎,除非全家合力一起面對,否則女性犧牲太大。”她説,身邊有多名女同學生二胎後選擇成為全職媽媽。“都是在事業上很優秀的女性,但沒辦法,孩子沒人照顧。”

  生下孩子沒人照看,是很多年輕夫妻共同的焦慮。目前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托育機構供應明顯不足。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調查數據顯示,我國0至3歲嬰幼兒入托率只有5%左右,遠低於一些發達國家。目前我國家庭的嬰幼兒照顧方式仍舊以父母和雙方長輩照顧為主。  

  北京市民李楠本來在某教育機構上班,一開始選擇請保姆看孩子,但最終沒能扛下來。“保姆不斷要求漲工資,一路漲到一月6000元。我反覆考慮,辭退了保姆,也辭掉了工作,全職帶孩子。”李楠無奈地説。

  與保姆的“糾葛”在不少家庭上演。一位北京的媽媽告訴記者,她家3年換了7個保姆,有的保姆不斷要求漲工資,有的專業素養不足。天津一位家政業業內人士坦言,我國家政服務需求巨大,但有效供給不足,行業發展不規範,百姓滿意度不高。

  不少老人也無奈地為第三代犧牲了清閒、獨立的退休生活。天津一家大型駕校教練説,近年來招收的學生中不少是60多歲的爺爺、奶奶。“剛開始我也納悶,年紀這麼大了,為什麼還要學車?後來一問才知道,為接送孫輩方便。”

  孩子長到3歲,在很多大城市,想上個理想的幼兒園往往很不容易。

  “我考察了距家開車半小時內的所有幼兒園,發現私立條件好的太貴,收費低的品質又不行。”在廣州生活的陳蕾説,為了讓孩子進入一所熱門的公立幼兒園,她想盡了辦法,經歷一番“15選1”的殘酷競爭,才得以成功。此後,她再也不敢考慮生第二個孩子了。

  生活在北京的李敏孩子才一歲多,但已經開始想着學區問題。她和丈夫想辦法貸款、湊錢,在西城區買下了一套學區房。“買這套房子感覺‘要了我的老命’,怎麼還敢生二胎?”

  在原新看來,不僅是城市,目前我國農村也進入了低生育意願的時代。

  湖南邵陽農村的劉瑞,生孩子前辭掉城裏打工的工作回老家。“全家就只能靠我愛人務工掙錢,懷孕、撫養孩子的過程中,感覺經濟壓力很大。”

  “農村夫妻生育意願不斷降低有多重原因。”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特邀高級研究員黃文政説,一方面,大量年輕人離開農村到城市工作,面臨更大生活壓力;另一方面,傳統的生育文化已經改變,傳宗接代、養兒防老等觀念在淡化。

  孩子重要還是自己重要?

  在天津一家互聯網公司工作的王影,35歲時成了新手媽媽。她之所以選擇晚育,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工作。“老公工作調動頻繁,我身邊提前生娃或者有二胎的女性晉升受影響嚴重,所以我們商量好了晚育。”

  直到兩年前,考慮到身體原因,王影才下定決心要孩子。即便在工作中一直是女強人,但生育後重返職場,王影的感受明顯不同。“年輕同事們衝勁十足,而我三天兩頭孩子生病、老公出差,精力真的沒法完全放在工作上。”王影説,為了工作,不敢考慮二胎。

  蘭州大學第一醫院生殖醫學中心主治醫師楊婷説:“生育二孩,女性還會考慮帶來的健康風險。尤其是隨着年齡增長,生育可能帶來加速衰老、高血壓、育後血栓等併發疾病風險增大。”

  另外,如今生育成本的考量已不再僅侷限於經濟因素,還包括時間成本、社會成本。黃文政認為,隨着受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的不斷提高,女性生育意願不斷下降,生育時間不斷推遲。

  29歲的於欣欣去年剛結婚,雖然雙方父母催促,但是她已經下定決心不要孩子。“我的工作處於上升期,一生孩子這些年的努力就‘一夜回到解放前’。而且現在的工作節奏也不允許要孩子,頻繁出差、加班,連小狗都不敢養。”她説最困難的就是還未和老公達成共識。

  距離生育友好型社會還有多遠?

  我國“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動生育政策與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負擔,釋放生育政策潛力。”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有關調查,我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意願子女數為1.8,只要做好相應的支持措施,實際存在的生育潛力就能發揮出來。”寧吉喆説。

  “現階段最重要的是,構築一個生育安全和生育關懷的社會公共政策體系。”原新表示,應建立與現行政策相適應的法律體系,在優化生育政策和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的過程中,對與新生育政策相違背的內容進行修訂。

  蘭州大學縣域經濟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毛錦凰認為,國家應儘快完善幼兒階段和學前階段教育制度,將學前教育納入國家義務教育,切實減輕家庭育兒負擔。同時,逐步完善二孩生育補貼政策,從生育補貼、撫養補貼、生育女性醫療補貼、延長法定生育假期、收入補貼等方面統籌完善。

  “生育、生殖健康的技術服務和宣傳教育,也應該不斷加強,包括青春期教育、婚檢、孕檢等。此外,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應該得到正確應用,讓因各種原因不能生育的人可以擁有孩子,同時對非法代孕等行為嚴厲打擊。”原新説。

  從“獨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我國生育的人文環境、輿論環境也在隨之變化。原新認為,當下,這些環境應該被積極重塑,讓整個社會盡快形成生育友好型社會。(文中受訪夫婦均為化名)

  記者:白佳麗、張文靜、劉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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