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如同一道地平線，每增高一分，人類文明的圖景就被改變一分。”時至今日，任何人都難以否認科技的力量。縱觀科技史，哪些節點應當為人所知，以致被人銘記呢？華東師範大學研究員張笑宇在《技術與文明：我們的時代和未來》一書中，採擷最關鍵的歷史時刻，以小見大，創造科技史上的“羣星閃耀時”。
《技術與文明：我們的時代和未來》
張笑宇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人類歷史是一段波譎雲詭的戰爭史。作者在本書中，以弩、火槍、機槍等各為一章，旨在説明：武器的發展，不僅是戰鬥力提升，更是社會動員的巨大改變。
弓、弩一向並稱，但就使用層面，卻有很大差異。弩可以利用機械動能進行發射，射程更長、射速較慢，但訓練難度遠低於弓箭。由此，作者便有秦國一統的“弩機猜想”——秦軍最終勝利，依靠更廣泛的動員。弩機將原先無法有效驅動的平民充分動員，變成可驅策的部隊。同時，動員又能徹底改變封建時代的治理結構，擺脱“血緣家族”桎梏，建立“科層化”管理體系。
不難發現，所謂軍事發展，不止於戰術，也是社會結構的塑造。作者在討論早期火槍時認為，就中世紀技術而言，重騎兵部隊是當時戰力的“天花板”，但重騎兵常備三匹馬，需要長槍和全身披掛，花費甚高，無法大規模普及，因此，唯有藉助火槍的力量，擴大兵源，才能組織更多軍隊。典型案例如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其部隊極為靈活，採用排槍輪番射擊戰術來增強火力輸出。然而其戰法缺點也很顯著，會造成極大傷亡，即便獲得勝利，傷亡率也能高達50%。
近代以來，“文明的屠刀”——機槍，使戰爭傷亡率進一步增加。一戰中，以索姆河戰役為代表的陣地戰使133萬將士馬革裹屍，卻只是在拉鋸5到12公里內的戰線，其中80%的人死於機槍。
慘烈的傷亡意味着需要動員更多士兵，作者由此討論了“普魯士化”的問題：政府推行工業化，大量投資都與軍事有關，宣傳民族主義教育，增加集體認同感；同時政府用福利手段避免社會矛盾，在戰時把人民高效地送上戰場，國家彷彿是一個“軍事化管理”企業。
顯然，“新技術把人類文明帶到了一個從未想象過的運行規模和運行層面上，以至於即便是技術的發明國，也沒有為這樣巨大規模和快速的變化做好準備”。此外，更值得警惕的是，當人類尚未完全掌控技術時，技術就已變成殺戮的手段——動員民眾的威權政府極大促進技術的發展，技術反過來又促進了威權政府的能力，整個過程會使威權政府誤以為真正成功的經驗就是它自己。
人類的歷史，自然也是生產力發展的經濟史。歷史長河中那些耳熟能詳的節點，為我們解答了提升生產力的必要條件。比如工業革命的象徵——蒸汽機，原型可追溯到古希臘科學家希羅的“汽轉球”，不過當時社會並不會把發明投入生產。繼承古希臘文明的羅馬人，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建築技藝，然而他們也非建築機械的發明者。這種現象涉及生產力發展的第一個要素，那就是動機。古羅馬人沒有意願發明機械，是因為他們擁有數量龐大的奴隸，奴隸是“會説話的工具”，到處都是廉價的奴隸，誰又會費盡心思改進技術呢？
生產力發展要素，還包括工作理念的深化。作者在第三章講述了教士“隱修”的歷史，這種看似與生產無關的宗教行為，卻產生出意想不到的結局：教士們規律的生活，勞動苦行的理念，都為現代意義的工業化生產奠定了觀念基礎——“人人都需要工作，因此也都需要一種健康的工作倫理。所有適合培養‘資本主義精神’的信念與理論，其現實作用或許更多地在於澄清工作與生活意義的關係以及告訴人們哪些事才是真正重要的。”
當然，生產力最需要“恰當的環境”。發明現代意義印刷術的古登堡，卻並未因此發家致富。當時印刷業投入極大，古登堡的主要印刷品是《聖經》，按當時生產效率算，他三年之內都得不到收益。其後，《聖經》銷路不暢，導致古登堡與合夥人對簿公堂，其事業以破產而告終。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拯救印刷業的是“贖罪券”。贖罪券由教廷簽發許可，對個人來講，是一種赦免和寬恕，對教會來説，則是穩定的財政來源。贖罪券印刷週期短，且統一印發有銷路。讓印刷業“更上一層樓”的是馬丁·路德，作為宗教改革思想家，路德的講經小冊子通俗易懂，深受喜愛。他的書也短小精悍，印刷週期短，成本低，市場需求大。可以説，馬丁·路德的出現真正使技術與知識結合起來，“承載着偉大頭腦的靈思妙想或真知灼見，奔向歐洲大地的每個角落”。
毫無疑問，回顧歷史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現在和未來。張笑宇在本書最後提出自己的“匯流模型”，也權作本文結尾——“技術”和“社會”這兩條大河的支流過於繁多，互動過於複雜，我們希望藉助勘察“匯流”在哪些地方發生，找到“低河牀”，讓技術的身影出現在解決問題的場景裏、廣泛應用的環境中。
來源 北京晚報 作者 趙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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