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鐵列克提事件，我方為何幾乎全軍覆滅這三點不得不提

1969年，中蘇邊界發生了舉世矚目的鐵列克提事件。在當年8月13日西北邊陲的鐵列克提戰鬥中，中方的主陣地人員幾乎全部陣亡。在中哈劃界後，2008年我國塔城地區與塔城軍分區把無名高地命名為“忠勇山”，並在無名高地西側立了“忠勇碑”，上面詳述了我方一百多人與蘇軍三百多人的激戰。現在是當地的重要的愛國主義革命歷史教育旅遊點。

新中國建立後，國家一直把蘇聯作為“老大哥”看待，中蘇邊境一直是有邊無防。“珍寶島事件”後，蘇軍沿蘇中邊界部署重兵。

1964年10月14日勃列日涅夫參與推翻赫魯曉夫的政變，任蘇共第一書記。在結束了赫魯曉夫的無序而帶有自由化色彩的改革之後，勃列日涅夫的政策總體趨向於保守和僵化，其領導期間腐化和裙帶風盛行。他在任期間，蘇聯的軍事力量大大增強，核武器的數量超過美國，成為軍事上的超級大國，曾想用核武器攻擊中國並已挑起邊界事件1700餘起。

在他統治後期，由於超高的軍費開支和失敗的計劃經濟，蘇聯經濟已經停滯（對外方面他注重外交，推行“有限主權論”，聲稱當華沙條約成員國的社會主義政權受到威脅時，蘇聯可以進行武力干涉，此為臭名昭著的勃列日涅夫主義。他1968年派軍隊侵略捷克斯洛伐克。1976年5月，他成為蘇聯元帥。1977年至1982年他去世前，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1979年，由於阿富汗新政府取消了親蘇聯的政策，他發動了阿富汗戰爭，成為導致蘇聯衰落和最終解體的重要因素之一）。

據西方的統計，在1961年，蘇聯在遠東和西伯利亞的兵力為12個師，到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之前已增加到25個。1969年3月和8月中蘇兩國在烏蘇里江珍寶島和新疆鐵列克提地區發生武裝衝突後，“蘇聯的兵力從1969年的25個師增加到1973年的45個師。在整個邊境上，蘇聯部署了最先進的致命的武器，到80年代以前，已經包括了150多個具有核彈頭的SS－20中程彈道導彈，逆火式戰略轟炸機和許多戰術核武器。

蘇聯軍隊裝備有先進的短程導彈和現代化的裝甲力量，包括坦克和火炮。蘇聯用核導彈和現代化武器裝備起來的這百萬大軍,比1945年在中國東北只用一個多星期就迅速擊敗日本百萬關東軍的戰爭力量不知要強大多少倍。”隨着蘇聯不斷挑起和擴大蘇中邊境的武裝衝突,它對中國的核攻擊叫囂和具體實施的準備工作也在急劇升級。

其實不然，珍寶島之後，蘇聯人很是窩火，就要報一箭之仇。因此，這次他們的行動都是有備而來，中國人的一舉一動都在他們的掌控之中。蘇軍憑藉裝甲車，直升機等強火力，不斷打擊被圍困的中國巡邏隊，而中國巡邏隊壓根沒有重武器，更談不上火力壓制，整個戰鬥成了一邊倒趨勢。蘇軍乾脆停止步兵進攻，改為火炮定點射擊，炮彈，燃燒彈不斷在狹窄的陣地上爆炸。28名中國軍人陣亡，包括後來傷重不治的八一廠攝影師在內，被俘一人，全軍覆沒。

事後蘇聯方面大張旗鼓的表彰參戰人員。共授予列寧勳章1枚，紅旗勳章5枚，紅星勳章6枚，3等光榮勳章2枚，勇氣勳章10枚，軍事榮譽獎章11枚。

鐵列克提事件，是兩國邊境局勢惡化的必然結果。蘇軍在珍寶島吃了大虧，勢必要在邊境其他地段尋機報復。兩國的邊境線綿延數千公里，像這樣的突然襲擊，就算不在鐵列克提發生，也會在其他地段發生。這次失利的教訓，極為沉痛。

思想麻痹大意：巡邏前一天，軍分區的領導到邊防站了解整編情況，當邊防站請求他們留下來組織領導這次巡邏時，他們卻説：你們不要急，老修就那麼兩下，見了我們不過就是朝天打兩個點射。可見思想麻痹到了何種程度。8月13日上午8時30分，指揮組發現敵人直升機低空偵察，有車輛向我逼近，並且佔領了工事，立即向軍分區報告，説敵人發現了我們的企圖，請示如何處置。軍分區先是指示暫停巡邏，但過了僅僅半個小時，又奉新疆軍區指示立即恢復巡邏。不顧我企圖暴露，不顧敵情嚴重，亂下決心，以至於釀成了這次戰鬥的最終失利。

組織指揮不力：兵力部署分散，把參戰的109人，分散配置在6個點上，正面寬達5公里，又沒有修築工事，以至於互相不能支援，戰時就搞成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各自為戰局面。預備隊只有兩個班21人，要分別支援兩個高地的掩護組，顯得力量極其薄弱，幾乎是無能為力。軍區和軍分區也沒有預定的支援作戰部隊。戰鬥打響後，急需向前線增調援兵時，手中卻空空如也，無力支援。最後不得不攔截地方汽車，去120公里之外的托里運送二線部隊前去支援。由於路途遙遠，當支援部隊到達時，戰鬥早已結束。

軍事素質低下：由於部隊連年搞運動，沒有集中精力去抓部隊的軍事訓練；同時由於人員少，勤務多，打柴割草搞副業，就連軍分區規定的百分之十的訓練時間也不能落到實處，這些因素都導致了部隊的技術戰術基礎很差：戰士不能熟練使用手中武器，不會排除故障；不會利用地形地物，更不會在敵火下運動，增大了傷亡。幹部不會識圖用圖，邊防站報的巡邏方案，把經緯度搞錯，戰時報告中把戰鬥地點弄錯，上報的戰鬥地點和實地相差約2公里。

當中蘇兩國已經進入戰爭邊緣的時刻，蘇聯領導人卻又突然採取了緩和中蘇關係的措施。

蘇聯領導人的這一措施，出於多方面考慮。當時蘇聯在全球主要戰略對手是美國，戰略重點在歐洲。1968年蘇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已受到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僅半年後又同中國發生武裝衝突，其國際形象和在國際共運中的威信已大受損害。中蘇兩國共同支持的越南抗美救國戰爭仍在激烈進行，對華戰爭等於在支持越南的中國背後開刀。

另外出動大量軍隊進攻中國，很難向蘇聯人民解釋，而且進攻中國還必然會陷入人民戰爭的泥潭。出於這種種原因，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利用9月上旬赴越南參加弔唁胡志明之機，向同時前去弔唁的中國黨政代表團提出要在回國時“途經”北京(實際上柯西金去越南選擇的是經印度、緬甸、老撾的航線)，同中國總理會談。

中蘇兩國總理會晤的結果，緩和邊界局勢的措施，邊界上雙方軍隊從此不再互相射擊，蘇聯邊防軍人也不再進入有爭議的珍寶島、七里沁島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