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杜佳冰
21歲的山西姑娘簡花花第一次出省，是奔向一份“高薪”。
她坐在流水線旁，將點狀的膠和條狀的膠粘在一塊背板上，粘完近280塊，可得到日薪297元。
一個月後，簡花花放棄了這份工作，回到校園繼續學業。她説，自己可能不會再回工廠了。
這不是一個年輕人的選擇。面對製造業的招工困難，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中，全國人大代表張興海“鼓勵年輕人少送外賣，多進工廠”的建議登上某社交平台的話題熱搜榜，引發了4.5萬次討論——多數參與的網友表示反對。
隊伍
那是一頂亮黃色的廠帽，“超級亮”。
簡花花每天戴這頂帽子超過11個小時。為此，她得把披肩發紮成“丸子”，塞進帽子裏。早上7點她匯入宿舍區排隊的人流，等待廠車運送他們進入工廠。身高1.56米的簡花花站在長長的隊伍中，感覺自己快被淹沒。
這家工廠生產音箱，簡花花將自己的活兒稱為“貼麪條”和“點豆豆”，用10分鐘就能學會。事實上，任何一個滿足招工條件——18-50歲、四肢健全、手指沒有殘缺、認識26個英文字母的人，都能掌握。工人只需要“像一部機器一樣，一直做，一直做”。
簡花花有個漂亮工友，“高級臉、長睫毛大眼睛、臉好光滑”，也戴着那頂黃帽子，但每天都化妝。簡花花知道她是1999年出生，在這裏工作了3年。“她怎麼會待那麼久，太無聊了，像要在那個地方靜靜枯萎。”
為防止零件丟失，工廠要求工人下班後排隊過安檢。女士穿着的內衣，有些使用金屬搭扣，會觸發報警。最初， 簡花花聽一位大姐建議，反手捂住後背兩塊肩胛骨之間的位置，報警器還是響了。
她站到一邊，尷尬地等所有人走過去。女安檢員又掃了她一遍，警報又響了。這種情形顯然並不獨特，簡花花剛想解釋，女安檢員便説：“走吧，下次換沒金屬的內衣。”
18歲的河南人陳奇，已經四進四出同一家生產電腦內存條的工廠。他裝卸過貨物，清點過產品，目的只有一個，賺錢。
在換上4XL碼的工服和45碼的靜電鞋之前，這位身高1.98米的年輕人差不多每天有兩個小時穿着球衣。他的愛好和夢想都是打籃球，但家裏經濟拮据，需要他打工補貼。
坐在車間裏，陳奇的身高並不醒目，他的主要工作是清點剛生產出的內存條，將數字登入電腦系統。
流水線上，產品數量是時間的尺度。簡花花會抓住每一次上廁所的機會，在路過“技術工位”時湊近電腦屏幕，看看幾點了。她常為此感到失落，“以為已經過了兩小時，沒想到才過20分鐘”。
有時她走出廠區，天已經黑了。有時她看到地面是濕的，才意識到白天下過雨。
廠房有足球場大，卻沒有一扇窗户。工人吃飯和工作在同一棟樓裏，早上進去，晚上出來。廠裏的燈光從早亮到晚，外面的晴雨晝夜，裏面很難感知。
“進去一趟，出來一趟，突然就結束了。”簡花花用了整整一天時間完成了限定的工作量，卻又好像什麼也沒幹。“沒什麼意義。總覺得要有點收穫，才算幹了一件事。”
得失
説起來，簡花花也沒期待在廠裏學到什麼，只想掙點錢，拿去學車。她曾和父親提過考駕照，但“他説女孩子不需要學開車”。
簡花花的哥哥讀大二時就不再花家裏的錢，她也到了這個年紀。父母疼愛成績好的哥哥，她就想努力讀書；父母誇獎經濟獨立的哥哥，她也在假期去打工。
陳奇的理由更直接。他4歲父母離異，跟着母親生活。如今60多歲的母親患有肝硬化，每月的藥費就得2000多元。家裏要還債、還房貸，陳奇覺得自己需要負擔。
面對這樣的現實，陳奇已經顧不上籃球夢。需要錢，就去工廠裏打工。他只在睡不着的夜晚，悄悄幻想，自己忽然被球探或職業教練發現。
生活中，發現他的人是一家電子廠的經理。他在廠房裏注意到這個大個子男孩，讓他參加廠裏的籃球賽。後來，陳奇幫廠區戰勝了7支球隊，贏得總冠軍，但他不是場上的“MVP（最具價值球員）”。
因為在賽場上，陳奇把所有可以自己投的球，都傳給了“領導”，理由是“以後請假容易一點”。
他喜歡已故籃球明星科比“對勝利的偏執”，認為那是競技體育最大的魅力。但他更想擁有老員工才有的請假權利，通常情況下，作為短期工，他請假只能算曠工，“拿不到當天的工資，還要再扣兩百元錢”。
16歲第一次進廠，陳奇就知道這套法則管用。他買了兩條70元的本地香煙，帶給廠裏管人事分配的“老鄉”，得到了一份相對清閒的工作。沒有噪音，沒有刺鼻氣味，不用整日把手泡在水裏，也不需要緊跟流水線的節奏。12小時的工作中，六成的時間是空閒的。
儘管如此，他還是決定離開。
他能處理好人際關係，能設法減輕工作量，但在他看來，自己最大限度的這些努力，也僅僅是在“混日子”。
“長時間做一樣的事，每天生活也一樣。時間久了，只想混日子、領工錢，混日子、領工錢。”陳奇感到沮喪，看不到未來。
在他看來，“錢”是像他一樣的流水線普工忍受現狀的理由。在廠裏，幾乎沒人是為了追求“發展”。陳奇看到，大多數年輕人幹幾個月就會離開，把工資換成手機、鞋子、電腦、電動車……
在做流水線女工一個月的時間裏，簡花花曾被調配到7個崗位上，理線、搬箱子、貼膠布、測音質等。其中“門檻”最高的崗位，半個小時就能勝任。但這些工序是為了什麼、下一步又是什麼，簡花花從來沒弄明白過。沒人告訴她一部音箱是怎樣組裝起來的，直到她離開工廠那天也不知道。
歷程
陳奇對其所在工廠的感受是，流水線經過研發工程師多次測試、細化、完善，普通工人既沒有創新生產的能力，也沒有創新進步的空間。
經濟學家哈里·佈雷弗曼曾指出，在流水線生產製的工廠裏, “概念與執行”的分離是工廠控制勞動過程的指導原則。工人在這樣的生產中“去技能化”, 變成“純粹的機械動作的人”。陳奇“很少見過有誰把廠裏的工作當成長期發展的事業”。
對這些00後廠工而言，70後汽車廠工人王欽峯和80後紡織女工王曉菲成為全國人大代表的經歷，可能很難複製。
1992年，16歲的王欽峯初中畢業，在山東濰坊一家鄉鎮汽車配件廠當學徒，跟老師傅學開機牀。當時，只有廠長是機械專業的大學生，技術員和車間主任是高中學歷，其他人是“一幫初中畢業的農村孩子”。
工作3年後，身邊的同齡人陸續上了大學，王欽峯開始思考自己與這份體力勞動的未來：“到老了幹不動怎麼辦？我想還是要學習的。”王欽峯看到技術員“腦子想什麼結構和零部件，用手一畫就出來了，就可以生產”，決定從機械製圖開始學起。
在隨後的20多年裏，他與工廠一同成長。他參與設計併成功研發國內首台輪胎模專用電火花機牀，又破解了電火花機牀燒結的問題，被授予全國五一勞動獎章。他所在的汽車配件廠也轉型成為有實力的現代化企業。
2003年，王曉菲18歲，從紡織技校畢業，進入山東德州一家棉紡織廠，成為一名細紗擋車工。當時她上8小時班，可以休息24小時。她的職責是“把粗紗紡織成細紗”，並及時接換在紡織過程中斷頭的線。
後來回憶時，王曉菲説自己是被一條橫幅激發了事業心。它掛在廠區入口處醒目的位置，上面寫着，“向全國勞動模範段月英同志學習”。
在王曉菲心裏，段月英和自己有相似的起點，工種也一樣。因為工作勤懇、技術熟練，參加操作技術比賽獲了獎，成了全國紡織行業技術能手，還獲得了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王曉菲想，自己或許也可以。
2007年，紡織廠改造紡織技術時，紗線的斷頭率增高，影響了工作效率。沒有工程師解決技術迭代帶來的“斷頭”問題，只能靠一線員工在生產中去調試——他們大多數都從紡織技校畢業，系統學習過棉紡織知識和機械原理。
王曉菲和同事試驗後找到了新的接頭方法，讓紗線的斷頭率降低了近五成，設備的生產效率提高至95%。她因此成了那一年廠裏的“功勳勞模”。後來，她又在全國技能比賽中拿了第一名，獲得全國技術能手稱號和五一勞動獎章。現在，她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是企業的技能人才教練和高級技師。
王曉菲記得，2007年前後，她曾就讀的紡織技校因缺乏生源而關停，“讀大學的人多了，沒有家長願意把孩子送到技校。”她説，從那時起，一線工人中技術工人的比例開始逐漸下滑，紡織廠不得不招聘更多普通工人。王曉菲粗略估計，近期，此前從未接觸過紡織的普通員工已經佔到企業一線工人的70%以上。為了儘快上手操作，他們只需要熟悉自己的操作流程，不會接受系統的棉紡織技術培訓。這種境況，正是陳奇所熟悉的。
他所在的電子廠根據工人的累計工時進行職位評級。普通工人、代理組長、組長、資深組長、科長、經理……每升一個職級，每月加100元工資。一個普工要升到組長的位置，至少需要兩年時間。最終能否勝任，要看其交際、管理的能力，與專業技術能力“關係不是很大”。科長是普通工人升職的“天花板”，據陳奇瞭解，“再往上就要卡學歷了”“中專大專肯定是不行的”。
2019年第一次進廠之前，陳奇還在一所中專裏“混日子”。從廠裏出來後，他備考半年，到開封的一所大專學“工業分析”，就業方向是化工類成品質量檢驗。為了順利實現“專升本”，他努力把成績維持在專業前三名。未來他還想讀個研究生。
尋路
今年2月，一條題為《為了告誡弟弟把書讀好，00後女生體驗真實進廠生活》的視頻登上多個社交平台熱門搜索榜單。“引以為傲的16歲，也不過是25元一小時買來的青春。”這位創作者在視頻裏奉勸弟弟：“努力工作賺錢並不丟人，可是讀書之路，不能止步於此。”
在工廠裏，簡花花總能聽到“好好學習”的忠告。“那些在廠裏待得比較久的工人，都叫我不要去幹簡單、重複性的工作。他們很羨慕車間裏帶着電腦走來走去的人。”她説。
王曉菲記得，自己剛成為一名紡織女工時，社會評價體系中工人的身份是正面的、向上的。儘管車間總是濕熱難耐，空氣中佈滿棉塵，但對她而言，這依然是一份體面的工作。“有一些人找對象還專門到紡織廠去找。”她回憶。
近20年以後，簡花花則覺得，去工廠打工，像是做了件不光彩的事。她沒有把進廠的經歷告訴任何朋友，只簡單知會了家人。在工廠入職的信息表裏，她填的學校名是假的。“我就是不想暴露太多真實信息。”她説，“感覺這和我們認為的那種體面的工作，差得比較遠。”
惠州一家雨傘廠的老闆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產業工人的社會地位“太低了”。這些年來他很少見到哪位工人成為社會楷模，“相反，騎手、快遞員就經常上電視、被報道”。
為了讓工人在工作中有獲得感和成就感，今年3月，王曉菲動員下屬分廠的負責人組織員工技能大賽。她想設立一些獎項和技能認定證書，期待“工人會因為自己的成績得到認可而高興”。
但她通過電話得到的答覆是：“有這個必要嗎？”
陳奇就覺得沒有必要。“同樣的工作，比誰做得快一些？”他所在的電子廠也有技能比賽，但“説實話，不給錢的話，就沒人感興趣”。陳奇一次也沒有參加過，“工作已經夠累了，哪有時間去什麼技工大賽”。
在陳奇看來，只有減少工時和提高待遇是真正有意義的“員工福利”。在這個層面上，舉辦拔河比賽、員工生日會、節日活動等，可能對“調動大家工作積極性”有幫助。
劉林平、鄭廣懷等學者曾在2010年針對珠三角和長三角4000多位工人的精神健康狀況進行調查。他們研究發現，與白領、大學生等由情感、理想、前途等問題引發迷茫、抑鬱、焦慮不同, 工人的精神健康問題主要是由勞動權益問題引起的——超時加班、工作環境有危害和強迫勞動會導致工人的精神健康狀況惡化。廣州市職業病防治院的一項研究也顯示，流水線作業工人的工作滿意感明顯低於對照組的食堂飲食從業人員。
耶拿大學社會學博士生許輝認為，流水線工人缺乏在勞動力市場和工作場所的“結構性談判力量”，因為低技能的作業性質使他們的可被替代性非常高。然而，“當工作的內容變成依賴工人的技術技能時, 管理人員對勞動過程的控制將會減弱, 轉而需要建立相互信任與合作的關係”。
在簡花花所在的工廠中，所有和音箱有關的物件，都得到最精心的呵護。它們會在每一道工序被“輕拿輕放”，不能破損，不能有劃痕。物件需要保護時，工人會被配發手套；工人的雙手需要保護時，就不一定有了。
在理線工序上，簡花花需要把手伸進一個金屬片密佈的“大盒子”裏去整理線路，手很容易被劃破。她學其他工人，把白色的紙質膠布纏滿手指和掌心，早班纏上，午飯前撕掉，吃完飯又纏上。
工廠設置了一道專門的流水線，用來檢查每一個零部件的“健康狀況”，一旦出現問題，立即向上一工序返工。
小標題5 換人
許輝曾用兩年時間對廣州、佛山、東莞等珠三角城市的“機器換人”變革進行調研。他認為，這是中國製造業日漸明晰的轉型路徑，“如果沒有生產技術的革命性迭代與應用, 車間勞動過程中的控制與反抗關係很難出現實質性的改善”。
從2014年起，東莞市政府設立專項資金，連續3年共出資6億元支持企業實施“機器換人”。2019年1月，東莞市市長肖亞非對媒體表示，自“機器換人”實施以來，東莞累計減少用工28萬人。
華南師範大學孫中偉團隊針對廣東省的調研顯示，在200多家實施“機器換人”的樣本企業中，平均每家減員96人，約佔員工總數的9.58%。在這些被替換的工人中，有90.66%是普工。
研究表明， “機器換人”意味着大量重複性、過勞性、危險性的工作崗位被機器代替，但可能導致缺乏技能、受教育水平較低、年齡較大的工人被排擠出勞動密集型產業。這種矛盾曾令許多研究者感到擔憂。
有學者調研發現，廣東省製造業一線的工作崗位易被替代的比例為54.24%，其中執行重複性手臂工作的崗位替代比例佔近八成。
擁有一份糟糕的工作，和失去這份工作，哪一個是更壞的結果？陳奇的答案是後者。他看到很多因為生計長期留在廠裏的中年工人。“他們會不清楚這份工作對自己有危害嗎？但有什麼辦法，他們還是需要這份工作。”
多位研究者調研發現，情況或許沒有想象中糟糕。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黃瑜在近5年裏採訪了60多名工人，她發現，“大部分工人在‘機器換人’的應對上是非常消極和被動的”。
有一名工人表示，“危機不危機的，大家説白了對這個工廠也沒有那種很強的歸屬感、把這兒當家的那種感覺。沒了大不了再去別的地方，就這麼回事兒。”黃瑜認為，“機器換人”雖然淘汰率高，但在目前“並沒有造成大規模失業的現象”。
在孫中偉團隊的調研對象中，只有27.61%的人擔心因為機器換人而技術性失業，其他超過七成的受訪者覺得在服務業比較容易找到新工作。
與此同時，工廠也並沒有在這場改革中變得更加輕鬆。以目前“機器換人”的水平來看，“用工荒”問題還無法得到解決。相關研究發現，儘管實施了“機器換人”，還是有33.48%的企業反映存在嚴重的缺工，僅有8.26%的企業已不存在“用工難”問題。
2021年4月，國家統計局針對9萬多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大約44%的企業反映招工難是其面臨的最大問題，這一比例創近年新高。在人社部公佈的2021年第四季度“最缺工”榜單中，有43%是製造業企業。根據2016年發佈的《製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到2025年，中國製造業十大重點領域人才需求缺口或將達到2985.7萬人，缺口率接近50%。
一位曾就職工廠的網友表示，“比招人更難的是留人，比工資收入更重要的是衣食住行、人性化管理等全方位的工作生活體驗。”
越來越多的製造業工人正在流向第三產業。據央視報道，2019年，中國快遞業務從業人數已突破1000萬人，餐飲外賣員總數已突破700萬人。美團研究院《2020上半年騎手就業報告》數據顯示，有35.2%的騎手曾是工廠工人。
自由
去年夏天，陳奇剛滿18歲，他離開工廠，成了一名外賣員。
回到學校後，他想為“專升本”補課班攢錢。他已經成年了，可以去送外賣。陳奇“比較享受”這份工作，儘管外賣“系統”對工作人員的控制已被諸多研究和報道證實，但他依然聲稱在這份工作中感到“自由”。
這種體驗和現實的矛盾引起了華東理工大學博士生唐曉琦的關注，她調研了19名同時具有工廠和零工兩種不同工作經歷的“00後”青年勞動者，發現這兩種勞動體制分別擁有不同的社會時間概念，帶來不同的時間感知。
一位受訪者直言：“我做過很多工作，服務員、流水線工人、網管、便利店店員、外賣員、超市推銷員等，但説實在的，最差的體驗便是在工廠，管得很嚴，上班的時候還不能看手機，上班時間又長，真的很難熬，不如送外賣來的自在。”
唐曉琦發現，工廠經歷讓他們產生了“一種獨特的工業時間記憶”：一是工作時間長，沒空做自己的事情；二是感覺時間過得慢，工作就是在無聊地熬；三是常常需要上夜班，帶來極大的身體疲勞感。在這種傳統工廠體制中，勞動時間是一種規範化的強制性存在，不斷被延長、擠壓。管理者掌握着時間控制的話語權。
相較而言，送外賣至少擁有勞動時間的自主支配權。周內有課時，陳奇會在晚飯後開始跑外賣，一直到半夜12點。週末，他會騰出至少兩個小時打球，再安排送外賣的工作。如果覺得疲憊，乾脆就在房間裏打一下午遊戲。
除了能夠掌控工作時間，陳奇也可以選擇某一單跑或不跑。為了保障交通安全，他一般不會接太多單。唐曉琦認為，“即使工作時間很長，需要加班，對勞動者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時間依然‘掌控’在自己手裏，是自主選擇的結果”。
在這份工作中，沒有人對騎手或外賣員的注意力集中時間做出規定。陳奇喜歡聽着音樂、騎車飛馳的感覺，自由、輕鬆，“還能看看風景”。 如果單子不急，他會聽華語歌，要是接到了急單，時間允許的話，他會切換成英文説唱，再開始急馳。
外賣員可以攜帶手機，除了像陳奇一樣聽音樂，也有人會在等單時玩一玩，緩解送餐的緊張和疲憊。唐曉琦認為，在這種工作體制下，“私人時間和工作時間在某種程度上重合了”，即使依然有準時送達、算法時間的擠壓，但時間彈性空間的存在降低了某種強制性，也消解了勞動者對時間的抵抗。
這份工作打破了固定化的工作崗位和封閉的工作情景，“將勞動時間重新嵌入社會關係中，賦予了勞動及勞動時間新的社交意義”。唐曉琦認為，這是“天然反社交”的流水線勞動所不具備的。
然而，陳奇覺得，“社交”屬性有時候讓送外賣“尊嚴感更低”。在他看來，自己很難有“反駁”的權利。“我把餐送到了，還會要求我做義務之外的事情，比如倒垃圾、甚至還要垃圾分類。我沒辦法拒絕，因為他一旦投訴，我這一單就相當於白跑，而且還會有一些更差的影響。在廠裏組長刁難我的時候，我還可以反駁幾句。”
儘管如此，這依然是他當下能擁有的“最喜歡”的一份工作。他清楚這份工作的便利，也懂得它的侷限。“從長遠發展的角度看，送外賣與進工廠差別不大。兩項工作都是門檻特別低。跑外賣只要有個地圖導航，誰都能跑。換掉我對他們沒有任何影響。”陳奇説。
“雖然快遞小哥不會越老越值錢，但至少不會越老越不值錢。”一位網友結合自身的經歷表示，在流水線上，隨着年齡增長，不僅技術經驗無法得到積累，長期加班與日夜顛倒的作息還會傷害健康。
比起流水線，陳奇覺得不如去工地。“跟着修房子的水泥師傅還能學一些技術，起碼未來有些保障。”
他開始在職業規劃中考慮“安全感”，認為這份安全感首先來自“一技之長”。陳奇的設想是，擁有一份專業性強的、做得久的、不容易被人替換的工作。
“工作”這個詞在簡花花的腦海中也開始變得具體，具體到上班時間、工作內容、工作體驗。最重要的，“要有變化”，不要機械的重複勞動。
簡花花對一份體面工作的想象是“格子間”。她從電視劇裏看到，角色總是穿着精緻，在高大的寫字樓和格子間裏穿梭——很少有熱播國產劇的主人公是在流水線上工作。
當廠工一個月後，簡花花看到了那條姐姐勸弟弟不進工廠、好好學習的視頻。她正在生理期，小腹脹痛，在上夜班之前有些煩躁地在視頻評論區寫下：“很壓抑，沒有時間觀念。有一次去別的線支援，偶然從廁所的窗户看到了落日，才猛然間發現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過太陽了。”隨後，超過3萬人給她的這條留言點了贊。
辭職回家的路上，簡花花一直在睡。她在去火車站的地鐵裏打盹，在上海到太原的硬座車廂裏睡，又在太原轉晉中的鐵路候車廳裏睡，醒來時車都開走了。她又重新買了張票，上了車，接着睡。
她想起在大學裏，期末備考月每天覆習到凌晨兩三點，“也沒有覺得這麼累”。
（應採訪對象要求，簡花花、陳奇均為化名）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