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釋放信號 查處誣告陷害行為力度越來越大

據媒體報道，湖北省紀委公開宣佈嚴查誣告陷害行為3個月後，省內首例“誣告陷害公職人員案”一審落槌，當事人62歲的孫緒宏因誣告一民警，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近期，中央紀委發佈了多起誣告陷害典型案例，全國多地分別有查處誣告陷害的案例見諸報端。這釋放了一個明顯信號，查處誣告陷害的力度正越來越大。

近年來，着眼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拓寬黨內監督、羣眾監督渠道，規範紀檢監察機關處理檢舉控告取得了積極成效，對正風反腐，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其間也出現了一些異常的檢舉控告現象。兩會之前、換屆選舉、幹部選拔、評優評先乃至職稱評定，往往是檢舉控告的“多發季”。但經紀檢監察機關調查核實，其中不少為誣告陷害，嚴重干擾了換屆選舉、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使一些黨員幹部受到不良政治影響和名譽損害，挫傷了一些同志幹事創業的積極性，對正風反腐產生了消極效應，污染了黨內政治生態，也惡化了局部的社會風氣。

誣告陷害易發多發，在一些地方呈上升蔓延態勢，其中有着複雜的原因。某省級紀委監委專項調查顯示，誣告陷害的主體多為黨員幹部，也有一般羣眾；動機多與個人利益相關，或因謀求職務升遷、職稱評定、對個人待遇不滿，或因工作積怨，出於個人之間的矛盾打擊報復、發泄情緒，或因“我不行，也看不得你好”“一封信、幾毛錢、查上你半年”，或就是習慣性誣告陷害，無事生非；手段多為捏造事實，偽造材料，由本人或者指使、教唆、僱傭他人向紀檢監察機關“舉報”，肆意造謠中傷他人。有一種現象亟待引起重視，有的人“借反腐之名打擊排斥異己”，為了達到“把誰拉下來”的目的或陰暗心理作怪，動輒以各種手段向紀委“檢舉揭發”，實則無中生有，實屬誣告陷害。這種行為極為惡劣，影響也極為嚴重，不但對黨員幹部個人進行了人身攻擊，事實上也對我們黨的形象潑了污水。

人民羣眾和黨員幹部對不實舉報信件“滿天飛”，誣告陷害堵不勝堵、防不勝防的現象到了深惡痛絕的程度，向不實舉報説“不”，對誣告陷害“零容忍”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檢舉控告是每名黨員、羣眾的權利，但也應符合正當規範程序，反映情況要客觀真實，不得誣告陷害，黨章、黨員權利保障條例、監察法以及刑法對此都作出明確規定，可以説防止誣告陷害的“籠子”越織越密。《紀檢監察機關處理檢舉控告工作規則》明確指出，採取捏造事實、偽造材料等方式反映問題，意圖使他人受到不良政治影響、名譽損失或者責任追究的，屬於誣告陷害。同時明確，紀檢監察機關應當加強對檢舉控告的分析甄別，注意發現異常檢舉控告行為，有重點地進行查證。屬於誣告陷害的，依規依紀依法嚴肅處理，或者移交有關機關依法處理。還特別強調，具有“五種情形”之一的，應當從重處理。既表達了鮮明的態度，又亮出了紀法的準繩，為界定查處誣告陷害行為提供了基本遵循。有的省級紀檢監察機關制定的實施辦法還提出要堅持從實際出發，誣告陷害行為人系中共黨員或者監察對象的，視情節輕重，進行教育批評提醒，給予相應的黨紀政務處分，或者採取組織措施，特別嚴重的依法處理，以體現精準認定、實事求是、依規依紀依法、審慎從嚴、不枉不縱、懲處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達到以案促改、查處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綜合效應，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社會效果相統一。

從容錯糾錯，到澄清正名，再到查處誣告陷害，體現中央精神的一脈相承；從一般要求，到會議講話強調，再到下發文件形成制度，則體現了法治化水平和治理能力的不斷提高。制定處理檢舉控告工作規則，專章明確誣告陷害行為的查處，是推進紀檢監察工作高質量發展的題中之義，也是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把反腐敗鬥爭引向深入的實踐需要。從本質上説，嚴肅查處誣告陷害行為，紀委監委打擊的不是檢舉控告本身，而是打擊打着檢舉揭發的旗號實施違紀違法的行為；不是不要檢舉控告，而是要把正常的檢舉控告和非法的誣告陷害嚴格區分開來，進一步純潔檢舉控告動機，淨化檢舉控告環境，建立良好的檢舉控告秩序，形成既不影響正常舉報又關心保護幹部的良性循環。從而既拓寬了通過檢舉控告掌握違紀違法線索的渠道，使腐敗分子無處藏匿，又使作風正派、清正廉潔的幹部不受誣告陷害。處理檢舉控告工作，涉及對人的評價、定論和處理，關係到黨員幹部的政治生命，關係到一個家庭的幸福榮辱，必須重事實、重證據，一是一，二是二。核查既有“查實”也有“查否”，要以適當方式為受到不實檢舉控告的幹部澄清事實、維護名譽、消除負面影響，為擔當者擔當，為負責者負責，推動形成激濁揚清、幹事創業的良好政治生態。

(作者：完顏平，系紀檢監察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