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戰一直被認為是現代戰爭中的新形態而受到廣泛重視。俄羅斯是公認的網絡強國，並曾在與格魯吉亞、愛沙尼亞等國家爆發的網絡衝突中佔據過上風。在正在加劇的俄烏衝突中，網絡空間也成為雙方在“熱戰”之外發生激烈衝突的領域，甚至在面對面的衝突之前，彼此的網絡攻擊就已經展開。
儘管網絡戰是一個熱門詞彙，但是謹慎的學者對於什麼是網絡戰與公眾的認知存在很大的差異。迄今為止，各國官方對於網絡戰的表態極為剋制，鮮有提及“網絡戰”一詞。美國政府官方文件的措辭是進攻性和防禦性“網絡行動”，而避免使用定義不明確的“網絡戰”一詞。歸根結底，關於網絡戰的案例太少，太多的研究是基於假定，缺乏實證案例的支撐。眼下的俄烏衝突為我們近距離觀察網絡戰爭形態提供了一個可參照的案例。
一方面，如果用傳統思維來看待網絡戰，可以發現，網絡戰無法獨立於熱戰而存在。俄烏衝突中，網絡攻擊針對的是國防網絡、聯邦網絡和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坦克、飛機、大炮等傳統動能武器依舊是戰場主力。網絡攻擊尚無法獨立作為一種戰爭形態而存在，而只是作為戰爭的一種手段在發揮作用。網絡戰如果被認可，至少需要網絡武器發揮比動能武器更重要或者關鍵的作用。如果出現網絡武器直接癱瘓對方的軍事指揮與控制系統，使得對方無法抵抗、放棄戰鬥，那麼我們對於網絡戰的理解將會發生深刻變化。目前，還需對網絡戰保持謹慎的態度。
另一方面，從認知的角度來看，一場發生在社交媒體中的戰爭已經提前展開。這場認知戰爭，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場爭奪關於戰爭合法性的話語權、戰爭進程解釋權的網絡戰。很難説，在全球社交媒體中的網絡戰與實際發生的熱戰之間，誰的破壞性更大。在筆者近期組織召開的一場針對網絡衝突的國際研討會上，一名俄羅斯學者就明確提出，“域外勢力對烏克蘭開展的認知戰爭是引發這場衝突的一個重要因素。”也就是説，西方國家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煽動烏克蘭人針對俄羅斯的仇恨，是造成俄烏對立，甚至是大打出手的重要原因。
進而言之，以社交媒體為載體的輿論戰也屬於網絡戰的一種形態，它的烈度絲毫不低於線下的熱戰。可以説，俄烏衝突是人類歷史上被報道最多的戰爭。各大社交媒體平台上，關於戰爭的各種信息層出不窮。它們既可以提供這場戰爭的某一塊拼圖，同時也混雜着相當多有意為之的信息。哪一方投入的資源多，哪一方就掌握了戰爭“真相”的闡釋權。隨着時間推移，西方社交媒體普遍向俄羅斯開火，越來越多的俄羅斯官方媒體被封禁，元宇宙（Meta）和推特重點加強了針對俄語的審核力度。顯然，西方正在利用社交媒體來爭奪戰爭的話語權和解釋權。
俄烏在網絡空間的衝突引發的另一重思考是戰爭的相關方發生變化，非國家行為體在這場衝突中的作用開始顯現。無論是“匿名者”等黑客組織向俄羅斯宣戰，還是社交媒體中來自不同國家的用户積極地參與有關戰爭信息的傳播，這些都讓這場衝突變得更加複雜和難以控制。以“古巴導彈危機”為例，美國和古巴兩國政府的直接溝通對於事件的解決起到關鍵作用，政府之外的行為體對事件走向影響不大。但在俄烏衝突中，社交媒體讓國際輿論環境變得複雜，政府承擔着解決衝突的實質責任，卻不能掌握解釋戰爭的話語權。多重勢力藉機製造各種虛假信息，不僅可能影響公眾的判斷，也會阻礙政府的決策。
最後，關於俄烏在網絡空間衝突的還有一個重要觀察點是美國是否會在網絡上協防烏克蘭，甚至是幫助烏克蘭對俄羅斯發起網絡反擊。美國國內正在圍繞這一問題展開討論。不過，網絡參戰是否等同於實際參與戰爭？關於這一問題，國際社會沒有共識。俄羅斯會採取何種報復措施，也將取決於它對這一行為的認知。▲（作者魯傳穎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中心秘書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