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飛:讓香港教育大掃除後再出發
香港教育局近日發出聲明,宣佈終止與教協的合作。香港教育無疑將迎來一個“去教協化”的過渡期與“無教協”的新時期。前者,是對香港教育界和教育工作進行再清理的過程;後者,是香港市民對香港教育乃至社會再出發的願景。
對於教協如何為禍香港教育,社會各界已經做過很多揭露。筆者想強調兩點:一是不要低估了教協的言論迷惑性和業界對它的依賴性,這些都直接關係到進一步採取執法行動可能會遭遇到的難度和挑戰。所謂言論迷惑性,就是指教協很擅長用詭辯的語言來掩飾其政治行動。例如,在2012年“反國民教育”事件中,當人們追問教協是否反對國民教育時,他們的回覆是“支持國民教育,但反對洗腦式國民教育”,實際上是把國民教育污名化、妖魔化。又如在歷次政治事件中,人們都可以看到教協鼓動組織罷課的身影。一個教師團體組織罷課,當然非同小可,這會直接損害學生學習利益。因此,教協又發明一個口號:罷課不罷學。以這種詭辯的語言,一方面不影響其政治行動的組織動員效果,另一方面又降低了這種行動在教育專業操守上的不正確性。明明是組織學生前往違法“佔中”的現場,以求增加所謂的示威人數,卻又打着組織學生到現場進行通識教育的專題研習活動的旗號,假學習之名,行政治之實。最後,在最為大是大非的反對“港獨”問題上,教協一貫的響應就是“不支持港獨”,絕不明確表示反對“港獨”(除了在被央媒點名批評之後)。不支持,就是聽之任之,就是看到學校有部分師生涉嫌參與“港獨”活動,也是不會予以反對和批評,更別説經常發出諸如“特區政府要檢討為什麼社會出現港獨”之類轉移視線、混淆是非的言論。在對其進一步採取執法行動之時,不要低估了教協這種“訟棍式”的“抗辯”程度。另外,畢竟它是一個經營了幾十年的組織,號稱擁有數萬會員,更有幾家超市和網購中心提供廉價消費品給教師會員,業界人士對它有某種消費習慣甚至職業情感上的依賴,也是可以預期的。因此,如果特別行政區政府真的要採取進一步的執法行動時,教協很可能會利用這些情緒慣性,訴諸悲情,配合上述巧言令色的所謂法律“抗辯”或者“上訴”行動,以增加完全不必要的政治炒作和社會糾纏。
二是不要低估了移花接木的可能性,一方面教協擁有龐大的資金、超市和網購實力,另一方面所謂團體,説到底也是由人特別是核心人物構成。前者,如果有人成立新的公司平台以部署轉移呢?後者,如果金蟬脱殼,跑人不跑廟呢?正如反對派陣營中仍存在龐大的工會組織聯盟,如果核心人物自動退出教協,然後轉移到反對派陣營的工會組織聯盟內成立新的教協呢?一言以蔽之,這個清理工作並非想象中那麼簡單,需要特區政府及有識之士細心統籌,精準推行。不僅要徹底解決問題,更要避免在解決過程中發生不必要的炒作喧囂。
教協之禍,在於攜工運之便,假專業之名,行反對派政治之實。前兩者是手段,後者是目標。這種操作不僅搞得香港社會日趨政治化、極端化,也搞得香港教育烏煙瘴氣,教師聲譽大受家長和社會各界質疑,教育品牌每況愈下。因此,要開啓新時期,就必須對症下藥:為教育去政治化、還教育應有之專業,把業界權益和教育議題適當分開。過去香港有個古怪現象,就是把教師權益問題與教育問題混為一談,把教師的飯碗問題與教育問題當成一碼事。教育問題,應該是課程、考試、學生成長、價值教育、教師專業發展、師資培訓等專業問題,但在教協上述手段與目標操作下,每當社會討論教育問題時,教協為了囊括足夠的教師選票從而贏得立法會議席,最後都會把教育問題偷換成維護教師權益問題,把任何教育改革都轉換為影響教師工作量甚至飯碗的問題,煽動教育界反對一切變化,從而既收割了選票,又阻止了任何有益的教育改革,國民教育的倒下就是經典一例。教協更借立法會議席之利,推動反對派在教育領域的滲透與洗腦,從而釀成有師生參與違法“佔中”和“黑暴”事件的惡果。
因此,要開啓教育新時期,一是必須把教師權益與教育問題嚴格分開,合法正當權益應該受到保護,但必須與選舉政治和教育政策從制度上嚴格分開,任何教育團體和政團都不能再走教協這條借工運、假專業而贏選舉的舊路、邪路。二是必須從教育專業的角度來重整香港教育,教育局應該重整各級教育政策諮詢架構,不僅要吸納社會各界的持份者,更要吸納教育學者專家,為香港教育建言獻策,真正為國家、為特區培養德才兼備之人才做最優的制度和政策設計。(作者是香港教聯會副主席、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