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人均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收入也就1000元”
1000元在一箇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我國居然有6億人月收入1000元？這個數字不免令人驚訝。
為什麼中國還有這麼多貧困人口？中國的財富到底去了哪裏？有什麼辦法留住財富？可能這是多數人心中都有的困惑，希望本文能帶給你一些思考，找到答案。
作者：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編輯：三三
來源：正和島
01、中國仍有大規模貧困人口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社會很快找到了發財致富的有效手段——引入市場機制。
在很短的時間裏，市場機制為中國社會創造了巨量財富。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末的貧窮國家，躍升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人均GDP也從當時人均不到300美元提升到今天的近9000美元，創造了世界經濟奇蹟。
但是，中國真的已經是一個富裕社會了嗎？
直到今天，中國社會大部分人口還是處於低收入甚至貧困狀態。近年來進行的精準扶貧很好的説明了這一點。
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改革，曾經使數億人脱離了貧困，但今天仍有很大規模的貧困人口。除了原來沒有脱貧的人口之外，新的貧困人口也在出現。
從總體社會結構上看，中國的中產階層人口數量還很少，社會底部人口數量仍然巨大，也就是説，中國還沒有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即學術界所説的“中產社會”。
那麼，為什麼中國沒有形成中產社會呢？
一方面，國家的收入分配機制出了問題，即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
另一方面，中國還沒有建立一個需要大量財富支撐的社會保障制度。
所以，儘管從海外看中國，中國儼然已經是一個富裕社會了，但實際上中國仍有大規模貧困人口。
02、中國的財富去了哪裏？
我們能夠感受到中國經濟上日新月異的變化，為什麼大部分人口還處於低收入甚至貧困狀態？國家財富去了哪裏？
中國的財富流向至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考量：
1、 財富向海外流出
財富流向海外的現象已經持續了很多年，至少沒有減緩的跡象。在政府控制外匯的時候收斂一下，一旦控制放鬆就會恢復常態。
無論是對外投資、購置不動產，還是存入外國銀行或其他形態，歸根結底，財富離開中國而常駐海外。
2、 財富到處流轉和折騰
很多中國企業一旦做大，就到海外註冊成為海外企業，但實際上海外也沒有多少賺錢的機會，就再到中國投資賺錢。
這種身份轉換儘管可能並沒有轉換主人，但財富已經不屬於中國。
3、 財富的浪費
很多企業因為種種原因到海外投資，但海外並不能找到理想的投資環境，造成損失，甚至是完全的失敗。這既有國有企業，也有民營企業。
比如國企在俄羅斯、白俄羅斯、委內瑞拉、斯里蘭卡、緬甸等國的大額投資，往往因為政治或經濟形勢的變化而嚴重虧損。
國內一些國企業一直在消耗着大量的國家財富。很多國企尤其是地方國企，儘管有大量的虧損，但沒有倒閉。無論是用財政方法，還是用金融方法來彌補虧損，都是在消耗財富，因為政府的錢不管用什麼方式獲取，最終都是來自老百姓。
4、 各種類型的腐敗
中共十八大以來反腐鬥爭揭示了，中國腐敗的深度、廣度和額度都令人觸目驚心。
腐敗不僅干擾正常的經濟生活，影響財富的創造，更是造成財富的巨大浪費。就官員來説，因腐敗而得來的“財富”是死的，既不敢消費，也不敢存入銀行，往往是東藏西藏。
03、多管道留住財富
創造財富固然重要，但保護財富更為重要。如果沒有有效的財富保護機制，所創造的財富很快就會流失。
那麼，如何留住財富呢？明白了上述財富流失的根源，這個問題也不難回答，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看：
1、 加緊建設法制與法治
沒有有效的法治保障，財富缺少安全感。
近些年，一些極左思潮抬頭，使得財富更感不安全。無論是投資者還是上層中產，只要有機會，就拼命往海外跑。
因為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法治經濟，所以需要加緊建設法制與法治。
2、 追求公正社會
極左思潮抬頭是有經濟根源的，那就是社會公平的缺失，例如收入差距過大，社會過於分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引入的可以説是原始市場機制，需要政府確立的社會保護機制不足，甚至沒有到位。這種情況下，市場創造的大量財富流向極少數人，而大部分人沒有獲得應當得到的財富，少部分人甚至成為犧牲品。
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扶貧運動，也不能説不重視社會政策建設，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不公平的情況。只要這種情況繼續，社會的激進思想就不會消失。而激進思潮的存在對財富是一種威脅，世界各國都是如此。
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既不安全，法治也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為了追求社會公平，不僅要加緊社會政策建設，而且要儘快推行房地產税、遺產税等有利於社會公平的政策。
3、 建立新型政商關係
在法治不健全的情況下，財富需要尋求政治權力的保護，但一旦掌權者失去提供保護的動機，財富很快就會感到不安全。
例如在反腐敗的高壓下，一些官員的態度變成“不吃你的，不喝你的，不拿你的，為什麼要為你辦事”。
再者，反腐敗鬥爭以來，幾乎每一個腐敗官員都可以牽出一大批商人，商人感到不安全，就帶着其財富出走海外。
時間證明，原來腐敗的政商關係不可行，現在已經提出要建立“親清”的政商關係。
4、 建立有效的監管制度
沒有有效的監管至少會造成兩個結果：一是，市場經濟盛行“大魚吃小魚”的現象，金融業和互聯網企業大肆收購實體企業，導致金融、互聯網、房地產業和實體經濟之間的失衡。
二是，政府為了鼓勵發展新興產業，往往簡單地通過不監管的辦法任其發展。這種無政府狀態下的發展最終必然出現大問題。
因此，政府放任企業在無政府狀態中發展並不是親商，因為最終當企業出現問題，有關部門必將粗暴地對待，所以財富的創造和積累需要有效的監管。
5、 實行“基金制度”
資本的本質是自我積累和擴張。但是，在中國，這種簡單的積累和擴張並不可行。
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產生不正當的政商關係，因為政府不放心企業財富的“政治化”，企業需要政府的支持進行再擴張。
我們可以學習發達國家，通過實行“基金制度”等方法來解決“富不過三代”的問題。引入基金制度等可以實現財富的所有權的管理權分離，讓專業人員管理財富，避免財富處於純“消費”狀態。
04、結語
古人言：“有恆產者有恆心”。
“恆產者”即中產者，在任何社會，中產階層都是財富的“載體”。無論是窮人的減少，還是中產階層的壯大，都關乎財富。沒有有效的財富保護機制和沒有有效的財富創造機制，一樣很難保證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不用説進入高收入社會了。
在找到創造財富的機制後，人們更需要找到有效的財富保護機制，只有同時擁有兩者，一個國家的經濟才可以實現可持續發展。
本文摘編自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鄭永年所著《中國的當下與未來》一書，中信出版集團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