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良好開局推動"十四五"高質量發展

由 問成風 發佈於 財經

  中國經濟開局良好高質量發展取得新成效

  2021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開局良好:按可比價格計算,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18.3%,比2020年四季度環比增長0.6%;比2019年一季度增長10.3%,兩年平均增長5.0%。經濟運行穩中加固、穩中向好,生產需求擴大,市場活力提升,就業物價穩定。

  一季度經濟數據被稱為全年經濟走勢的“風向標”,歷來備受重視。由於疫情等特殊原因,今年一季度的數據格外令人關注。因為它既可以顯示經過疫情衝擊後中國經濟增長動能的恢復程度,表明經濟是否已經迴歸常態化的增長路徑,還可據此推測“十四五”時期,甚至更長時期中國經濟的增長趨勢。

  值得指出的是,需要全面客觀看待今年一季度經濟的“超高增長”。根據以前的測算,中國經濟如果未受到疫情衝擊影響,2020年與2021年的經濟增長率水平應該分佈在5.5%至6.0%的區間。基於此,可以看出目前的經濟增長仍處於恢復階段,並未完全達到經濟運行的正常水平。按照5%的增長率水平看,宏觀經濟在未來還應當有進一步上行的空間。

  隨着基數效應消退,預計GDP同比增速應會逐季回落。202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今年GDP的增長目標設定為6%以上。從一季度經濟數據看,6%的目標值比較穩當。最近一個時期,國際經濟機構紛紛上調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預期,多預測增長幅度將超過8%。世界銀行在3月26日發佈的《東亞與太平洋地區經濟半年報》中,預計中國2021年經濟增長率將從2020年的2.3%加快至8.1%。IMF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WEO)預計,2021年和2022年中國GDP增速分別為8.4%和5.6%。在IMF看來,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因素包括:有效的疫情遏制措施、強有力的公共投資應對措施以及中國央行給予流動性支持。

  國際機構普遍看好中國經濟發展前景,我們自身要保持清醒的認識,時刻關注經濟恢復過程中面對的風險和挑戰。

  從國內經濟運行來看,經濟恢復增長過程中仍有隱憂,一是生產資料價格上漲較快,包括農產品價格上漲將會逐步推高物價,特別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令人擔憂。我國作為全球最大製造業國家,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將對我國形成輸入性成本上漲壓力。二是中小企業恢復正常經營仍存在較大困難。隨着原材料價格上漲和刺激政策逐步退出,中小企業經營壓力將會增加。相比於金融和房地產行業,製造業融資難度加大,甚至面臨較大的資金鍊斷裂風險。

  從外部風險挑戰看,一是全球疫情風險遠未消除,疫情在某些國家再度暴發,其影響不容小視。二是美國採取的超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給世界經濟復甦帶來衝擊。美國利用美元霸權把通脹預期轉嫁到國際市場,這對我國經濟運行帶來較大的壓力。三是多邊貿易投資衝突有可能加劇。疫後發達國家有針對性的貿易投資調整,特別是保護主義政策將對我國外貿增速帶來較大沖擊。

  4月末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也指出,要辯證看待一季度經濟數據,當前經濟恢復不均衡、基礎不穩固。要用好穩增長壓力較小的窗口期,推動經濟穩中向好,凝神聚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通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堵點。從中長期看,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應當在供給與需求兩方同時發力,才能為“十四五”乃至更長時期的經濟發展提供持續動力,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且在恢復中達到更高水平均衡。

  “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一季度經濟高質量發展為構建“十四五”時期的新發展格局開了個好頭。在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基礎上,我國經濟在“十四五”時期的新發展階段,必將遵從新發展理念的要求,堅持深化改革開放,堅持創新驅動發展,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

  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增強發展動力

  縱觀過去40多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於改革開放。在近年來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改革開放更是成為緩解經濟下行壓力、提升發展成效的重要抓手。例如,我國通過持續的減税降費減輕了企業的負擔,激發了市場活力。2020年,為了幫助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户渡過難關。我國實施階段性大規模減税降費,與制度性安排相結合,全年為市場主體減負超過2.6萬億元,其中減免社保費1.7萬億元。“十四五”時期,乃至更長時期的經濟增長仍然需要從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中獲取發展動力。

  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深入推進重點領域改革,更大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如以深入實施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深化國有企業改革。2020年是落實三年行動方案的第一年,隨着一系列具體政策出台,2021年多領域國企改革將有新突破,其中包括分層分類多路徑推進混改,國有經濟佈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提速加力,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運營公司試點擴圍升級,國企改革的紅利將加速釋放。其次要注重提升改革的協同性,加強改革系統集成。因為各方面的改革之間是相互影響、互為條件、彼此制約的。與以往相比,現階段改革的複雜性、整體難度、協調性在大大提升。全面深化改革要在改革的頂層設計方面率先進行系統集成,把已經形成的一些改革成果加以梳理、集成、整合,形成改革聚力。同時,對下一步改革也要有系統集成,通過系統設計和彼此協調,形成改革合力,以改革系統集成激發高質量發展新動力。

  2020年,在全球經濟深度衰退的形勢下,中國外貿保持1.9%的增長。這得益於中國疫情的有效防控和經濟貿易的及時正常化,全球訂單向中國轉移,全球需求、供給、創新、服務、資本、貨幣與金融合作均發生東移。2020年中國逆勢成為全球第一大引資國。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最新發布的《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顯示,2020年在全球直接投資(FDI)同比大幅下降42%的環境下,中國利用外資逆勢增長4%,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引資國,佔全球FDI的19%,比2019年提升10個百分點。“十四五”時期,隨着一系列穩外貿措施的政策效應逐步顯現,以及“一帶一路”建設、RCEP、中歐協議簽訂等貿易投資便利化自由化措施的落實,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前景可期。通過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大幅縮減,不斷加大對外開放力度,出台並積極實施外商投資法,不斷優化營商環境,我國會更加成為外資的“熱土”與跨國公司的避風港,為外資企業提供更多分享國內市場和參與國內大市場建設的機遇。

  以自主創新實現高質量發展

  2020年,我國經濟總量超過100萬億元,實現歷史性跨越。相對於經濟規模,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亟待提升。從全球經濟分工的角度看,當前我國在全球價值鏈參與度非常高,但是位置偏中、下游,對原材料、關鍵技術、關鍵零部件依賴度比較高。因此,通過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就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着力點。

  當前,日趨複雜與嚴峻的國際關係也要求我們必須走自主創新之路。通過科技創新轉變發展方式,實現可持續增長。“十四五”規劃將提升技術創新能力,實現科技自立自強上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對於如何開展技術創新,有兩點值得關注:

  一是持續加大研發投入。對比發達國家的標準不斷提升兩個比重:首先是研發投入佔GDP比重,1995年,我國研發佔GDP只有0.5%,到2019年終於到2.2%,達到歐盟國家的平均水平,但是美國在戰後保持在3%左右,已經保持了70年。我國研發投入佔GDP比重仍有明顯的提升空間,並且我國目前的科技成果轉化率也相對較低。其次是基礎研究支出與整個研發費用的比例,我國的這個數值長期徘徊在5%,2019年上升到6%,這個數字在發達國家是12%,美國是17%-18%。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頭,要健全穩定支持機制,大幅增加投入,中央本級基礎研究支出增長10.6%。未來這樣的高投入水平要長期保持下去。

  二是構建以企業為主體,更好發揮政府政策支持作用的創新機制。企業是創新的主體,因為企業直接面對市場,相比政府有更好的創新機制。由於科技創新週期長、投資大,同樣需要國家提供早期的研發支持,但是要把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處理好,該由市場做的事情交由市場,是更加有效的方法。政府主導的核心技術比較適合於一些特定戰略性的領域,比如航天、航空等,但大部分的技術自主創新要依靠市場和市場主體。政府的作用除了產業政策和資金支持之外,還有服務功能,包括在税收、創新環境方面進行引導和支持。

  把堅持擴大內需作為可持續增長的戰略基點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充分挖掘國內市場潛力。當前,無論是從經濟體量,還是增長速度看,國內市場的作用都愈發突出。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下,擴大內需對於穩定當前經濟顯得格外重要。擴大內需的主要途徑包括消費和投資。

  穩定和擴大消費。擴大消費,首先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最根本的就是要促進就業,完善社保,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擴大中等收入羣體。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擴大消費的三個方向:一是“擴大縣鄉消費”,表明農村鄉鎮也是我國內需市場的重要一環。二是在汽車消費上首次提出“取消對二手車交易不合理限制”,標誌着二手車市場將在促進我國汽車消費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三是在2020年消費受到疫情嚴重衝擊之下,線上消費模式顯著增加,由此政府對於線上消費支持力度將會進一步加大。

  擴大有效投資,尤其是擴大“新基建”。與傳統的“鐵公基”相比,“新基建”兼顧短期擴大有效需求和長期擴大有效供給,兼具穩增長、穩就業、調結構、促創新、惠民生的綜合性重大作用。長期看,新基建能夠培育新經濟、新技術和新產業,打造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新基建包括5G基建、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充電樁等科技領域的基礎設施以及營商環境、服務業開放、多層次資本市場等制度領域的基礎設施。2020年與2021年連續兩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均強調了“新基建”。這意味着“新基建”已經上升到長期國家戰略層面,必將成為“十四五”期間最大的政策發力點和資本市場最大的投資機會。

  (作者系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