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Karakush
前兩天，沈暉寫了一封《威馬家書》，給放假歸來的威馬人提一提精神氣。
主要是説，威馬百億融資很牛逼，但是今年形勢也很嚴峻，新能源的前景確實很光明，但是生存是永恆的課題。接下來，威馬一要狠做產品抓落地，二要進一步提升資金使用效率，敬畏投資人的每一分錢，堅持精細化運營。保持增長，保持前進。
標題是“家書”，可是按照行業習俗，其實也是寫給外人看的公開信，吹一吹成績，聊一聊計劃，表一表決心。
讀後感覺誠如頭上標註的“冷思考”，理智有餘，澎湃不足，總有些遺憾：人大概還是窮的時候，寫信比較有才華。
“世界並不欠我們一個理解，在今天這樣一個人人都可以發聲的時代，在未來的很長時間內，質疑甚至謠言都是我們在前進的道路上需要面對的現實……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專注在目標與行動上，用堅持不懈的努力不斷完善自己，既要仰望星空，又能腳踏實地。”
這段話的普世感很強。事實上，李斌在更早之前的一個採訪裏就説過，被問到怎麼看馬斯克造車造得都要哭了。李斌説，“企業家有什麼可委屈的，誰沒壓力呢？這個世界從來不欠你一個理解。”
看，放在誰身上都可以。都不容易。
而放在那會兒的蔚來身上，又多了幾分孤膽英雄的悲壯。
那是蔚來最慘的一年：首批ES8交付出現了一些問題，被曝負面；有謠傳交付都是內部消化，負面；財報鉅虧，負面；股價5刀，負面；裁員，負面。就這負穿地板的行情，還遠不是最慘一年裏的最慘時刻，並且誠如李斌所言，“其中有些是完全基於臆測的不實傳聞”。
寶寶心裏苦，但是指望世界一個善良的理解，還不如咬緊牙關給世界一個認真的交代。秦朔當時評價説，對待批評的態度，可以清晰地看出被批評對象的胸襟、自省和自我超越能力。而從這封信裏，則能看出一種痛定思痛之後的堅定。那是做人最可怕的態度，意味着誰都攔不住了。這事兒得成。
沈暉的這封信其實寫得很好，帶了很多個人色彩在裏頭。這是創始人寫信最要緊的特徵，否則就和新聞通稿一樣沒有靈魂。
個人最喜歡的，顯然是楔子部分對《三體》的援引：“生存本來就是一種幸運……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人類有了一種幻覺，認為生存成了唾手可得的東西，這就是你們失敗的根本原因。”綻放出了一些敝圈罕見的人文色彩。
但問題是，無論怎樣冷峻嚴肅的生死憂患意識，擺在“百億融資”那麼喜慶的消息之後，就很難產生危機共情，反而有種出戏的不真實感。就像每次放假歸來，總有一個面容姣好的女同事會愁雲慘淡地説自己胖了三斤醜得要死，你於是就想把鏡子糊在她臉上：近一點看得清。
如果從縱軸上看，能看得更清。
去年9月，沈暉也寫過一封《威馬家書》，裏面什麼好消息都沒有，主要是在説車市低迷，威馬高層架構做一點調整。但是最後整了一段，莫名震撼，是這麼寫的：“同學們，請保持我們的勇敢和堅毅，哪怕誤解重重，哪怕粉身碎骨，哪怕萬劫不復！我們都要堅持為用户創造價值！”
排山倒海，慷慨激昂，而且用詞之大力，你怕不是會納悶造車到底是個什麼事業。之所以撕心裂肺，因為彼時威馬過得也不是很如意：銷量不夠多，放話年銷10萬，到寫信前只1萬出頭；風頭不夠大，企業比較質樸，被從明星頭部擠粗；再加上日常路人看衰、和吉利的官司等等。
即便信裏什麼都沒説，但是情緒到位了。這種火急火燎的真着急“要死了要死了”，和經過深思熟慮的倡議着急“凡人必有一死”，在感染力上有着質的差異。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蔚來的交付就步上了增長正軌，今年往後已經是在思考毛利率，思考如何成為一家掙錢的公司、偉大的公司了；而在後者發表的當月，合肥項目公佈，信便徹底失去了那種和苦難同行的蕩氣迴腸，變得單純的正能量起來。
即便李斌一定會堅持，“請大家牢牢記住，在很長時間內，我們都是一家求生存的創業公司”，但大家都知道，哥們兒你們穩了。
一無所有的時候，寫信才可貴，顯得你有追求；有錢的時候再有追求，任何追求，只會讓人覺得你是真的奢侈。
其中一大半是雷軍帶動的。他在小米正式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的時候，寫了一封公開信《小米是誰，小米為什麼而奮鬥》，定義小米不是單純的硬件公司，而是創新驅動的互聯網公司。當時十幾個企業的CEO跟帖“回雷信”：XX是誰，XX為什麼而奮鬥。
何小鵬也寫了一封《小鵬汽車是誰，小鵬汽車為什麼而奮鬥》：“我可以非常肯定的是，小鵬汽車期望通過創新、高科技的產品和服務，去改變和創造我們的未來出行生活，讓每個人的出行更美好，更智慧。”
同年是車和家三週年，李想寫了一封內部信，主題是構建什麼樣的組織，使命和價值觀是什麼：“中國汽車十幾年的高速發展，城市交通越來越差，車內的體驗毫無進步，需要有企業來改變這個現象，這就是我創立車和家的原因。用科技改變出行，讓更多人受益，這是車和家的使命。”
最早是2004年穀歌，兩位創始人拉里·佩奇和謝爾蓋·布林在提交給SEC的文件裏，多夾了一份Letter from the Founders，開頭就是那句著名的，“谷歌不是一家傳統的公司。我們也無意成為一家傳統的公司。”往後他們兩個人每年都會輪流寫一封，夾在年報裏。
這當然不是SEC的規定動作，不過也沒有明令禁止就是了。從法律角度來看，這些公開信簡直太裝了，因為它披露的信息本質上和正經的招股説明書是重複的，只不過採用了一種更親民人性化的敍事風格。
但是很多時候，它又很像路演講稿，具備啓發性和煽動性。創始人會討論公司獨特的內核與信念，對行業的革命性顛覆，對眼下時代精神的見解，以及能如何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一點，而不僅僅是最大化股東的投資回報。這些上了價值的私貨是很難被體現在條款性質的文字裏的。
也因此，創始人寫信土產於硅谷，順理成章。這裏的創業者大多還帶點理想主義，即便最終不免向資本主義作出讓步，但比起普通企業家，他們有一種本能向投資人們解釋理想主義的重要性：我做這個事很可能不掙錢，但它對社會、人類、文明是很有建設意義的。
比如佩奇和布林的那封信裏就直白地寫道，“我們將為了長期的目標不斷完善自我，而不僅僅是為了獲得每個月的穩定收入。我們將為經過精心挑選的高風險、高收益項目提供支持。”這可是要吸引人投錢的信啊。
最有理想的還不是谷歌。福布斯雜誌曾請學者用大數據分析硅谷幾個明星企業IPO時的創始人公開信，佩奇和布林喜歡談論未來；而最不願意談錢的，其實是臉書的扎克伯格，和錢相關的詞僅佔信件的1.19％，不到其他創始人的一半。他當時強調，“我們始終以我們的社會使命作為主要關注點。”
然而，無論如何三令五申，被資本裹挾前進的創始人們總都不可避免面臨選擇：利潤還是願景，或者更可能地，利潤還是既定發展優先級。再頭鐵的創始人，你總會看到一些妥協的變化。
當你認真要掙錢的時候，信就勢必不那麼好看了。
從某種程度來説，不好看其實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