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 國是直通車 汪俐辰 攝
未來五年，中國區域發展格局或將迎來新一輪洗牌。
多年的“優等生“沿海地區，將面臨新的挑戰；相對封閉的內陸地區則因內外需市場關係的變化迎來新的機遇。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28日在第二屆中國發展規劃論壇上稱，“十四五”時期中國區域發展差距或將繼續擴大，數字化轉型和創新性產業集聚度將成為主要影響因素。
以下為王一鳴演講實錄摘編：
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背景下，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內外環境和麪臨的形勢也在發生深刻變化。
第一，沿海地區深度參與國際大循環面臨新的挑戰。特別是最近兩年來，中美經貿摩擦對沿海地區造成比較大的衝擊，外貿增幅一度經歷了很大的回落。隨着全球供應鏈的調整，產業外移的壓力也在增大，特別是隨着要素成本提高，美國又加徵關税，這個對未來沿海地區還會持續產生影響。所以沿海地區過去扮演的角色是以深度參與國際循環來帶動內陸地區的發展，隨着需求結構內需和外需的此消彼漲，沿海地區可能更多的要轉向內外互動。
第二，外需和內需市場相對關係的變化，使得內陸地區的位勢相對上升。外需市場擴張放慢，內需市場的份額提升，為內陸人口較多、市場規模較大的省份加快發展創造了一個有利條件。今年由於中國經濟率先復甦，美國還是負增長，所以今年比較大的概率中國零售市場會超過美國。這個對一些人口比較多、經濟體量比較大的內陸省份會帶來更加積極的意義。再加上“一帶一路”也在改變內陸的區位條件，原來許多比較閉塞的內陸省份它成為了開放的前沿，也使得原來的沿海和內陸的中心和外圍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從而有利於重塑中國區域經濟的格局。
第三，城市羣和大都市圈在國內大循環中的地位會進一步上升。“十三五”規劃19個城市羣經濟總量佔全國80%以上，特別是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當然也包括京津冀，它正在推動向世界級的城市羣邁進，中心城市輻射帶動作用也在不斷增強，城市羣內核心城市與周邊城市的同城化趨勢在加快。隨着高速鐵路網的建設，城市羣的網絡效應在進一步增強。
第四，數字化轉型正在成為影響區域發展的重要因素，新科技革命的核心是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網絡互聯的移動化、泛在化和信息處理的高速化、智能化、計算技術的高能化、量子化，使得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全面數字化，而這個數字化轉型正在重塑區域的格局，從一定意義上説區域差距未來會更大程度的表現為數字化轉型的差異，現在已經能夠看到這些跡象。數字化轉型它帶來的意義，就是傳統的生產要素和新生產要素的相對地位在發生變化，一些傳統要素具有優勢的地區，在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它的相對優勢在減弱，比如以前我們説勞動力、土地傳統的生產要素，相對優勢在減弱，而人力資本、技術、數據正在成為地區競爭最重要的因素，數據規模、數據採集、儲存、加工、應用能力和數據的基礎設施正在成為區域競爭的制高點。數字技術的就業替代效應也使得人口的跨區域流動會逐步的減弱。
第五，“十四五”時期我國地區間差距可能還會繼續呈現擴大的態勢。與上一輪地區差距，2015年以後地區差距已經呈現擴大。與上一輪地區差距在空間上的表現形態和形成機制有所不同，這輪擴大可能更多的因素是數字化轉型帶來的差異。以及創新性產業集聚度變化帶來的差異。
“十四五”時期怎麼更好發揮區域在推動區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
第一，要增強沿海地區的“外引內聯”的紐帶作用和樞紐功能。新時期怎麼發揮沿海地區這種紐帶作用，把國內的循環和國際的循環在沿海地區能夠進行有效的銜接，這是沿海地區未來需要扮演的角色。
第二，加快在中西部地區佈局和培育更多戰略性的增長極。在一些產業比較好、創新資源相對集中的地區，加快佈局新的戰略性產業發展平台、核心技術的創新平台，打造內陸新的增長極，這個對推動我們國家國內大循環有戰略意義。
第三，繼續發揮好大都市圈和城市羣雙循環的樞紐和戰略支點作用，目前全球排名前50位的城市，佔全球GDP超過20%。城市羣為樞紐的經濟循環系統，可以有效的提高經濟循環的效率，所以“十四五”還得繼續發揮這個作用。
第四，要加快建設連接國內外市場立體的大通道建設。
第五，通過政策工具來推動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中心城市與腹地數字化轉型的合作，來提升相對欠發達地區的數字化基礎能力和產業發展能力，避免加劇馬太效應。
第六，在市場機制下要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會流到效率更高的地區。需要協調基本公共服務。
第七，強化區域政策與全國統一市場建設要求的一致性，區域政策往往是差別化政策，它對特殊地區會給予特殊的扶持，它與全國統一市場的建設，國內統一的大循環，彼此怎麼相融也是政策設計當中需要去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