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是古代歐亞大陸之間進行長距離貿易的交通古道，也是人類歷史上線路式文明交流的臍帶，與世界歷史發展主軸密切相關，它以中國長安與意大利羅馬為雙向起始點，橫跨歐亞大陸東西萬里，猶如一條大動脈將古代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希臘—羅馬以及中亞和中古時代諸多文明聯繫在一起，溝通了歐亞大陸上草原遊牧民族與農業定居民族的交流，促成了多元文化的文明史泱泱發展。
探幽涉遠，滄桑鉅變，絲綢之路的起止點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
僅從起點説，西京長安還是東都洛陽，眾説紛紜，爭執不休。筆者始終不贊成“滿天星斗多個起點”的觀點，那樣會造成無中心的認識混亂，引起國際學術界質疑。歷史文獻開宗明義指出長安是通往西域的起點，唐代詩人元稹《西涼伎》寫道“開遠門前萬里堠，今韋蹙到行原州”。唐人《明皇雜錄》説“天寶中，承平歲久，自開遠門至藩界一萬二千里，居人滿野，桑麻如織”。《南部新書》“平時開遠門外立堠，雲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戍人不畏萬里之行”，《資治通鑑》記載唐天寶“是時中國強盛，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開遠門外烽堠是唐長安具體起點，安西大都護府在龜茲，這是載入史冊的。洛陽、鄴城、大同以及韓國慶州、日本奈良、京都等等都是延伸點，它們在一個王朝或某一時段成為中外交往的終點、起點或中轉點，但作為絲路消費大城市遠不能和長安相比，儘管西方的奢侈品到達長安後，其中一部分還會分銷或賜予各地，造成全國風行的印象，實際上時間最長、影響最大、文物最多的還是長安。
西安大明宮遺址
在另一端最符合絲綢之路止點條件的城市是羅馬，羅馬帝國不僅有覆蓋歐亞非驛道網與波斯帝國交通網連成一體，而且只有在強大繁榮的羅馬才能夠找到絲綢足夠的市場和最大的主顧，羅馬有專門銷售絲綢的多斯克斯市場（Vicus Tuscus），公元前46年，愷撒將絲綢幕簾置於羅馬劇場坐席上使觀眾免遭陽光暴曬。此後羅馬人紛紛以穿絲綢為時髦，而女人們穿着輕薄柔軟十分貼身又凸顯肌膚的衣服更體現華貴，絲綢成為羅馬顯示身份的一種表現。2世紀後，絲綢也受到羅馬平民的喜愛，羅馬帝國對中國絲綢需求量越來越大，絲織品成為中國與羅馬相互交往的橋樑。
根據近年考古新收穫，中西古道溝通的東西方交流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存在，但是由於當時貿易路線非常不穩定，民族部落之間的爭鬥和國家政權之間的變遷又非常頻繁，所以東西方交往時隱時現。甘肅靈台白草坡西周墓葬、張家川馬家塬戰國時期古墓羣均出土一些玻璃製品以及西亞風格的金銀物品，證明早在公元前300年雙方就有了接觸。而公元前8世紀的斯基泰文化中的馬具、武器和動物紋已在歐亞草原上廣泛流傳，公元前4世紀又與西戎貿易商道交往，從而留下許多異域外來的遺物，包括戴尖頂帽的胡人形象。
2004年西安蒲城唐惠陵李憲墓出土胡人八角氈帽騎駝俑
西漢張騫“鑿空西域”促進了與中亞各國互信與交往，他是第一個代表國家出使的使節，將原來不穩定的民間貿易路線定型成為政府官方積極利用的外交大通道。此後漢晉隋唐之間，它成為承載着貫通中西物質和文化交流的古道。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東方學家李希霍芬首次冠名為“絲綢之路”，德國東亞史專家赫爾曼與其他漢學家又進一步闡發，豐富了絲綢之路的內容，隨着一個世紀來考古文物的不斷出土，已經確立了國家對絲綢之路的鮮活記憶，並得到了全世界對它在歷史長河裏作用的肯定。
一、商道與驛站
絲綢之路首先關注的是線路問題，古代交通線路最重要的標誌是驛站，橫跨歐亞大陸的線路歷經2000多年的變化許多已成為研究盲區。但是具有檔案性質的簡牘提供了漢代烽燧、驛站的資料。1974年出土的甘肅居延里程簡和1990年出土的懸泉漢簡，列出34個地名，分別記錄了7個路段所經過的縣、置之間的驛站里程，清晰地描述了長安到敦煌的主幹道路線與走向。從而使人們知道，中國境內分為官方控制的主線與遭遇戰亂或政權更迭時使用的輔線，主線從長安出發沿涇河河道到固原，通過靖遠、景泰、武威到張掖、酒泉、敦煌，輔線則是從長安出發沿渭河河道經寶雞、天水、臨洮進入青海，最後從索爾果到若羌。並可經青海扁都口到張掖。
懸泉置遺址（張捷/攝）
敦煌懸泉置位於河西走廊西端，是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3世紀的國家驛站與郵驛樞紐，其遺址出土了35000多枚簡牘文書，記載驛站內常駐400餘人，官吏82人，常備驛馬120匹左右和50餘輛車，日接待過往使節、商人一千餘人。懸泉驛站從西漢昭帝時使用到魏晉時被廢棄，前後使用了四百多年。唐代時又重新使用直到宋代徹底荒廢。懸泉出土漢簡保留了300多條與西域各國往來的記錄，涉及樓蘭（鄯善）、于闐、大宛、疏勒、烏孫、龜茲、車師等24國，尤其是與罽賓、康居、大月氏、烏弋山離、祭越、均耆、披垣等中亞國家的關係，提供了絲綢之路上郵驛特殊見證的新材料。
甘肅玉門關遺址、鎖陽城遺址都出土了與絲綢之路商貿活動關聯的文物。北宋《南部新書》乙卷記錄唐代“西蕃諸國通唐使處，置銅魚雄雌相合十二隻，皆銘其國名第一至十二，雄者留內，雌者付本國”。外國境界“蕃中飛鳥使，中國之驛騎也”。由於胡商沿着絲綢之路驛站往來不斷，唐代長安附近滋水驛（長樂驛之東）大廳西壁上專門畫有胡人頭像，唐睿宗未即位時路過驛站題詩“喚出眼何用苦深藏，縮卻鼻何畏不聞香”。調侃胡人深目高鼻的怪異容貌。2005年發現的洛陽唐安國相王孺人唐氏壁畫墓，一組大型胡人牽駝載物匆匆趕路圖，再次證實了當時驛道繁忙景象。
新疆托克遜縣阿拉溝被髮掘的唐代烽燧遺址，出土文書記載烽、鋪、鎮、所、折衝府以及戍守將士姓名，反映當時唐軍一整套戍守系統能有效地控制與管理，保障着東西交通路線的暢通。隋唐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進步繁榮為中外商貿主軸線提供了穩定環境，形成了敦煌至拂菻、西海（地中海）的北道，敦煌至波斯灣的中道，敦煌至婆羅門海（印度洋）的南道，比勘唐德宗貞元年間（785—805）宰相賈耽所撰《皇華四達記》與阿拉伯地理學家所記的呼羅珊大道，甚至能將唐朝安西（庫車）至阿拔斯首都巴格達的路程一站站計算出來。文獻與文物的互證，充分説明古代東西方由道路、驛站、綠洲城邦構成的交流網絡一直延綿不斷。
二、商人與貢使
中亞綠洲的粟特人是活躍在絲綢之路上最顯著的商人，他們以“善賈”聞名，被譽為“亞洲內陸的腓尼基人”。粟特人兼營半農半牧，很早就活動在東西貿易交通線上。由於漢代重農抑商，魏晉至隋唐之間又制約一些漢地商品隨意輸出，包括各種精緻的絲織品不得度邊關貿易，所以被稱為“興胡”“興生胡”的粟特人就成為轉販買賣的商人，起到了操縱着國際貿易的中介作用。
被古人稱為“華戎交會”的敦煌，至遲在4世紀初，就有來自康國的千人左右規模的商人及其眷屬、奴僕。《後漢書·孔奮傳》説“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部古烽燧下發現的粟特語古信札，斷代為4世紀初期，其中數封信內容是粟特商人從敦煌、姑臧（武威）向故國撒馬爾罕（康國）與布哈拉（安國）彙報經商的艱難情況，並提到了黃金、麝香、胡椒、亞麻、羊毛織物等等商品。
西晉胡人騎獅青瓷器
漢唐時期商胡販客的貢使化，是當時習以為常的歷史現象。粟特、波斯等國胡商通過“貢獻”禮品實現“賜予”的商品轉化，他們結成商侶積聚遠至拂菻的珍寶，然後絡繹不絕冒充“貢使”進入中國。《魏書·西域傳》記載5世紀中期粟特“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唐初玄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説“涼州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葱右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停絕”。吐魯番出土文書有咸亨四年（673）“康國興生胡康烏破延”在西州賣駝的市契，以及另一興生胡康紇槎等向西州申請“將家口入京”的過所案卷。《大唐西域記》卷一記載碎葉（吉爾吉斯斯坦）是一個“諸國商胡雜居”的商隊城市，西域商胡在此積聚珍寶轉運各地。歷史文獻和出土資料都證明武威、高昌、庫車、碎葉都是當時入貢的必經重鎮。
胡人舞蹈銅像，1945年甘肅山丹出土
《洛陽伽蘭記》卷三城南宣陽門條：“自葱嶺以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近天地之區已”。商人都是成羣結隊行止同步，《周書·吐谷渾傳》記載魏廢帝二年（533）北齊與吐谷渾通使貿易，遭到涼州刺史史寧覘襲擊，一次俘獲“其僕射乞伏觸板、將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駝騾六百頭、雜彩絲絹以萬計”。開元十年（722）一批人數達四百人的畢國商人從中國負貨歸來被大食督撫赦免。敦煌第45窟唐代觀音普門品壁畫描繪的“商胡遇盜”，以及胡商膜拜菩薩圖，都具有以圖證史的價值。北朝隋唐墓葬中出土的背囊負包的胡商陶俑很多，但都是個體販客。尤其是近年來出土入華粟特人墓葬，山東青州北齊傅家、太原隋虞弘墓、西安北周安伽墓、史君墓、登封安備墓等等石棺浮雕畫，描繪了當時商人成羣結隊、駱駝載物的往來場景，給人們提供了粟特商隊首領“薩保”活動的形象材料。令人疑惑的是，四世紀到五世紀整個粟特本土藝術未見商人題材，甚至沒有一個表現商旅駝隊的文物出土，而在中國境內發現這麼多粟特商隊圖案，充分説明中古時期粟特商人對絲綢之路的貿易控制。
史君墓石槨商隊圖
三、運輸與工具
首先是良馬。漢唐之間引進西域良馬是當時統治者倍感興趣的動議，漢朝打敗匈奴需要大宛汗血馬作為種馬配備軍隊，漢武帝更喜歡“西極天馬”作為自己騎乘寶駒；唐朝反擊突厥亦需要大量西域優種駿馬裝備騎兵，從唐太宗的“昭陵六駿”到唐玄宗的“照夜白”無不是最高統治者喜愛的坐騎。所以仿造良種駿馬形象的陶馬、三彩馬大量出現，栩栩如生，胡人馬伕手牽侍立幾乎固化為模式，成為陵墓中陪葬的重要藝術品。唐代繪畫中的駿馬嘶鳴欲動，西域于闐的“五花馬”常常是畫匠們表現的題材。可以説，絲綢之路與“良馬之路”緊密相連，絹馬貿易甚至是中唐之後長安中央政府與回鶻汗庭之間的經濟生命線。
其次是駱駝。駱駝是絲綢之路上遙遠路途所負載重物的運輸工具，也是穿越茫茫沙漠戈壁的主力之舟，駝幫們由各色人物組成，既有貴人也有奴婢，既有使節也有商人，他們在東西交通線上源源不斷地來回奔波。漢代墓葬出土的各類材質駱駝藝術品還是少量的，從北朝到隋唐的駱駝造型藝術品則是大量的，不僅有陶駱駝、三彩釉駱駝，還有冶鑄的金屬駱駝。駱駝的馱載物往往是東西方商品的縮影，主要有駝囊貨包、絲捆、長頸瓶、金銀盤、水囊、錢袋、織物、氈毯、帳篷支架以及乾肉等，在駝背上還出現活的小狗、猴子與懸掛死了的兔子、野雞等，最典型的特徵是以一束絲作為駝隊運載的標誌，反映了絲綢之路上商人外出經商時的商品豐富情景。至於駱駝背上還有琵琶樂器和胡漢樂隊的出現，吹奏演唱，雖有誇張，但還是漫漫路途上商人們邊行邊娛的生活寫照。
四、絲綢與織物
絲綢是連接東西方古代文明最重要的物品，公元前1世紀至8世紀形成了從產絲地中國到消費地羅馬的跨文明獨特鏈條，公元2世紀以前羅馬人衣料主要是動物纖維的羊毛和植物纖維的亞麻，所以織物毛粗麻硬，而中國絲綢輕柔飄逸、色澤多樣，作為王公貴族享用的奢侈品成為至尊之物，也成為貿易首選之物。20世紀40年代在俄羅斯戈爾諾阿爾泰地區巴澤雷克墓地發現的戰國鳳紋刺繡，説明早在秦漢之前絲綢傳至外國。在羅馬東方行省帕爾米拉和羅馬克裏米亞也出土發現漢綺，據説公元前6世紀歐洲哈爾斯塔文化凱爾特人的墓葬就發現中國絲綢。希臘公元前5世紀雅典神廟命運女神像也都穿有蠶絲衣料，所以西方學者大膽推測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絲綢通過中亞流入希臘。
漢唐時期紡織品發現主要集中在新疆、甘肅、青海、陝西、內蒙等境內，在吐魯番出土的庸調布或絹，上面寫明來自中原地區州縣，布絹紗綾羅錦綺縑等等反映了中原有規模的織作、色染，以及官營作坊生產。從魏晉到隋唐幾百年間，產品有大小博山、大小茱萸、大小交龍、大小明光、鳳凰錦、朱雀錦、韜紋錦等，隨着絲綢之路大量貿易的發展，異域的外來影響也極大改變了內地的藝術風格，出土的毛織物明顯帶有西方題材的圖案。高昌時期的雙獸對鳥紋錦、瑞獸紋錦、對獅紋錦、鳥獸樹木紋錦、胡王牽駝錦等各種圖案新穎、色彩絢麗。唐西州時期的綠紗地狩獵紋纈、狩獵印花絹、聯珠戴勝鹿紋錦等等精緻織品，皆是精彩紛呈，不僅顯示了當時紡織技術的高超水平，而且聯珠紋、豬頭紋、孔雀、獅子、駱駝、翼馬、胡商、騎士等西亞織造紋樣栩栩如生，胡人對飲、對舞、對戲的圖案極為生動，反映了東西文化的交流影響。
在絲綢之路“青海路”“吐谷渾道”上，都蘭吐蕃墓出土北朝至中唐的絲綢品種非常豐富，既有佔總數85％中國產的織金錦、花綾、素綾、絣錦等，又有佔14％的中亞、西亞織錦，獨具異域風格的粟特錦和波斯錦圖案精美，並有一件8世紀中古波斯缽羅婆文字錦。尤其是紅地簇四珠日神錦，是中國境內所出日神錦中最典型的希臘題材，太陽神赫利奧斯在六匹帶翼神馬駕車下於空中奔馳，聯珠紋又有薩珊波斯風格，還有中國文字“吉”“昌”，證明是中國產地綜合了各種文化因素的紋樣錦。
唐代胡人俑
五、金銀與錢幣
如果説“絲綢西輸”是震動西方世界貿易消費的大事，那麼“黃金東來”似乎沒有引起中國王朝的巨大反響。公元初年古羅馬著名人物老普里尼（Pliny the Elder，23－79）曾經記載羅馬帝國與東方貿易中支付了大量的黃金，因為與東方國家貿易中交換貨物遠不如黃金貴重，羅馬人為購進絲綢不得不付出東西方都能接受的黃金硬通貨。多年來，沿絲綢之路考古發現了許多波斯銀幣和羅馬金幣，但是西方學者多注意的是前蘇聯中亞共和國地區出土的一些金幣，自從1953年底在陝西咸陽隋獨孤羅墓出土東羅馬金幣後，經夏鼐先生考證為拜占庭皇帝查士丁二世（566—578）時期金幣，引起了海內外考古界關注，截止目前中國境內已經出土拜占庭金幣及仿製幣約為50餘枚，它包括6世紀至7世紀初製作精美的拜占庭金幣（又稱索裏得，Solidus），6世紀中葉至8世紀中葉仿製的索裏得，以及錢形金片。這些金幣絕大部分出土於墓葬，全部都在北方地區，寧夏固原北周田弘墓一次出土5枚拜占庭金幣，史氏家族墓地出土4枚仿製金幣。雖然關於墓葬中出現東羅馬金幣的習俗還有不同看法，但是原產於地中海東岸的拜占庭金幣竟在萬里之遙的中國內地安身，不能不使人感到東西方交流的力量。
波斯薩珊銀幣除了在新疆地區集中出土外，還在陝西、甘肅、河南、山西等地都陸續發現，6世紀甚至還在河西地區通用，在中國境內延續了350年左右，多是薩珊波斯卑路斯（Peroz459—484）以後至庫薩和二世（ChosroesⅡ,590—628）式樣，説明北魏至隋唐時期波斯與中國往來非常密切。8世紀後，阿拉伯金幣也傳入唐朝。
絲路貿易的擴大促使貿易交換的貨幣作用愈發重要，許多綠洲城邦政權自鑄貨幣，例如和田“漢佉二體錢”，造型上吸取漢五銖與希臘—貴霜錢幣特點，塑造馬紋或駝紋圖案，被稱為和田馬錢。還有古龜茲國鑄造的“漢龜二體錢”，仿漢五銖圓形方孔，錢幣銘文用漢文與龜茲文合璧。
遺憾的是，古代中國沒有流通外國貨幣的市場，中原人亦沒有使用外國金幣的習慣，無論是羅馬金幣還是波斯銀幣，除了被皇家作為珍稀物品收藏或是被達官貴人埋進墓葬作為口含，估計大量可支付的金銀幣都被銷熔鑄造成賞玩的金銀器了，這不能不説是東西方交流中的一種理念的不同。
六、玻璃器皿
公元前11世紀西周早期墓葬中就發現了人造彩珠、管，因而傳統觀點認為中國很早就能燒製玻璃。但從玻璃成分上分析無論外觀或質量均有別於西方玻璃。在古代中國人眼裏，精美的玻璃是一種出產在遙遠的貴重奢侈品，是上層貴族最喜歡的貿易品，所以草原之路或絲綢之路都以玻璃品作為昂貴商品販賣，從西亞、中亞幾條線路上都發現了羅馬、薩珊波斯、伊斯蘭等三種風格的玻璃器，貫穿東西方許多國家，因而也被稱為“玻璃之路”。
20世紀20年代阿富汗喀布爾貝格拉姆遺址就出土了公元前1世紀貴霜帝國時期的玻璃器皿，還有腓尼基的玻璃器。實際上漢魏精美的玻璃製品均來自羅馬，玻璃業是羅馬帝國最主要手工業之一，廣州漢墓出土有我國最早的羅馬玻璃碗，洛陽東漢墓出土纏絲玻璃瓶屬於地中海沿岸常見的羅馬產品。魏晉南北朝時人們已經充分認識玻璃器的藝術價值，西晉詩人潘尼《琉璃碗賦》讚頌清澈透明的玻璃為寶物。遼寧北票北燕馮素弗墓出土5件玻璃器，其中鴨型玻璃器與1—2世紀地中海流行的鳥形玻璃器造型上相似。河北景縣北朝封氏墓出土4只玻璃碗，其中一隻精緻的淡綠色波紋碗與黑海北岸5世紀羅馬遺址出土波紋玻璃器類似。
伊朗的薩珊玻璃在3—7世紀時期也大量進入中國，其凸起的凹球面在玻璃器上形成一個個小凹透鏡，很有磨花玻璃的特色。1988年山西大同北魏墓出土外壁35個圓形凹面白玻璃碗異常精美，1983年寧夏固原李賢墓出土的凹形球面玻璃碗，質地純淨，有晶瑩透徹之感。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侈口直壁平底玻璃杯，也有24個凸圈。可見薩珊波斯玻璃器長期流傳，為世人所愛。
8世紀以後，西方玻璃生產中心轉向阿拉伯國家，工藝技巧又有新的發展，1987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塔地宮出土的17件伊斯蘭玻璃器，是唐朝皇家用品，刻劃描金盤、塗釉彩繪盤、纏絲貼花瓶、模吹印花筒形杯等，都是罕見的玻璃精品，被認為產於伊朗高原的內沙布爾。1986年內蒙古哲盟奈曼旗遼代陳國公主墓出土的6件伊斯蘭玻璃器，雖然生產於10世紀末至11世紀初，但帶長把手的高杯、刻花瓶、刻花玻璃盤以及花絲堆砌成把手的乳釘紋瓶，都是來自埃及、敍利亞或拜占庭的藝術珍品。
七、金銀器
與地中海沿岸和西亞、中亞相比，中國早期金銀器製作不是很發達，金銀器皿類出現較晚。雖然春秋戰國墓葬中出現了一些金飾品，但很少是獨立器物，而目前所知一批金器均是採用鑄造傳統工藝，與西方錘揲技術凸起浮雕紋樣不一樣。
漢代及早期輸入中國的金銀器主要有凸瓣紋銀器與水波紋銀器，這種錘揲技法源自古波斯阿契米德王朝，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出土的凸瓣紋銀盒，山東淄博西漢齊王墓隨葬坑銀盒，都是西亞波斯流行的裝飾手法。3—7世紀的波斯薩珊王朝是金銀器興盛時代，傳入中國的金銀器陸續被考古發現，1981年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504）出土薩珊銀盤，裝飾題材為皇家狩獵者在蘆葦沼澤地執矛刺殺兩頭野豬。近年刻有粟特文銘記的銀器不斷出土，西安鹿紋銀碗、內蒙猞猁紋銀盤、河北銀胡瓶均有波斯風格的紋飾。與此同時，西方的金銀器也傳入中國，1988年甘肅靖遠出土的希臘羅馬風格銀盤，周圍為宙斯十二神，盤中間酒神巴卡斯持杖倚坐在雄獅背上，人物非常突出醒目。1983年寧夏固原李賢墓（569）出土的銀壺瓶，瓶腹部錘揲出三組男女人物，表現的是希臘神話中帕里斯審判、掠奪海倫及迴歸的故事，有人説屬於具有薩珊風格的中亞製品，但考慮敦煌遺書P.2613號文書中稱為“弗臨銀盞”，弗臨即拂菻，即來自羅馬拜占庭的銀盃，這就指明西方金銀器的輸入。
唐代是中國金銀器皿迅猛發展的時代，這與當時吸收外來文化有密切關係，西方的錘揲技術、半浮雕嵌貼技術等，都有啓發中國工匠學習的做法，所以不僅有外國的輸入品，還有中土仿製品，“胡漢交融”非常明顯。1970年山西大同出土的海獸紋八曲銀洗，1975年內蒙古敖漢旗出土胡人頭銀壺，都是薩珊波斯造型與紋飾。尤其是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銀器窖藏，鎏金浮雕樂人八稜銀盃的西方藝術風格異常明確，而受薩珊波斯——拜占庭式金銀器物形制的影響而製作的各種外來紋樣，例如海獸水波紋碗、鎏金雙獅紋碗、鎏金飛獅紋銀盒、雙翼馬首獨角神獸銀盒、靈芝角翼鹿銀盒、獨角異獸銀盒等等，頂部和底部中心均有猞猁、獅子、雙狐、角鹿、對雁、銜枝對孔雀等，周圍繞以麥穗紋圓框為代表的“徽章式紋樣”，兼收了粟特、薩珊波斯、拜占庭的藝術風格。
陝西曆博藏六管都盒
八、宗教與傳播
綿延萬里的絲綢之路上，隨着商人、僧侶增多傳入中國的宗教分不同時期有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等。1989年在阿富汗發現的阿育王法敕銘文證明阿育王時代佛教傳教線路已經向中亞延伸，最早信仰佛教的西域胡人與印度南亞接壤，他們為主導奉佛向外傳播，東漸傳入中原後也是以胡族為僧侶。上世紀20年代漢魏故城遺址就出土的佉盧文（貴霜帝國官方文字，被定名為健陀羅語）題記井闌石，銘刻的題記記載着公元179至190年東漢末期佛教僧團在洛陽聚集受人敬重的狀況。1907年敦煌出土粟特文信札第2號記錄了西晉末年“有一百名來自撒馬爾罕的粟特貴族，現居黎陽（今河南浚縣），他們遠離家鄉，孤獨在外。在□有四十二人”。雖然不知是否胡商，但聚落以西域禮俗會使奉佛胡人建立佛寺。梁釋僧祐《弘明集》卷十二記載晉人不奉佛事，“沙門徒眾，皆是諸胡”。所以早期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主要是在胡人聚居的市邑，高僧沙門也是外國人，而且他們與商人階層存在深刻聯繫。佛教對中國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中國境內絲綢之路沿線留下了諸多石窟與寺院遺址，深刻反映了南亞、中亞宗教文化的印痕。
祆教是公元前6世紀瑣羅亞斯德在波斯東部創立的善惡二元論宗教，後被定為波斯國教，傳入中國稱為祆教。4世紀以後隨着入華粟特人增多和漢化，北魏時祆教已經在中土流傳，北齊時在各地設置“薩甫”官職管理祆教祭祀等活動。敦煌唐寫本殘卷《沙州伊州地誌》記載了當地祆教繪有壁畫的寺廟。西安發現的北周安伽墓、史君墓，山西太原發現的隋虞弘墓，河南登封發現的隋安備墓，都以淺浮雕刻繪了火壇以及人頭鳥身祭司點燃聖火的祭祀場景。
公元5世紀在東羅馬帝國境內形成的基督教聶思脱裏派，於431年在以弗所會議上被斥為異端後流亡波斯，貞觀九年（635）經中亞傳入唐長安，初稱大秦教或波斯教，後稱為景教。20世紀初發現的敦煌文書中有漢文景教經典和10世紀前基督畫像，吐魯番也發現有敍利亞語、婆羅缽語（中古波斯語）、粟特語和突厥語的福音書，景教寺院還殘存有宗教壁畫。除了最著名的建中二年（781）立於長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2006年又在洛陽發現了鐫刻十字架和景教經典的石頭經幢。
波斯人摩尼於公元3世紀創始的摩尼教，糅合了瑣羅亞斯德教、基督教、佛教幾種説教。武周延載元年（694）摩尼教正式傳入中國，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摩尼教大量遺址遺物先後在吐魯番、敦煌以及歐亞其他地區出土，柏林博物館收藏的8—9世紀高昌回鶻舊址壁畫殘片和殘卷插圖，顯示了摩尼教善於借用各種形象來表達自己的教義，尤其是用日月象徵其追求的光明王國，戴着裝飾華麗高帽的摩尼像作為頂禮膜拜的宣傳畫，也成為透視摩尼教傳播的證據。1981年吐魯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發掘出用粟特文寫成的摩尼教經典寫本，其中精美插圖已被國際學術界認可為重要史料。
從波斯傳入的“三夷教”曾在中國流傳，雖經唐朝廷打擊突然消失，但在中亞西域及各地仍存活演變，其殘跡遺痕和各種語言文獻的補正，使我們瞭解中西文化交流中宗教的影響之大，確是人類社會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
九、語言與文書
百餘年來絲綢之路沿線出土的用各種不同語言和文字書寫的文獻，記錄了各種不同族羣和不同文化相遇交流，也使古代世界通過語言信息互相傳遞，僅就從目前吐魯番出土的文物來看，當時至少使用過18種文字、25種語言，多民族、多宗教的文化在這裏匯聚交融。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西方考古探險家在新疆發現用吐火羅語與婆羅謎文約為公元400年以前至公元1000年，從宗教文學作品到世俗文書涉及種種史地難題。公元4—10世紀的于闐語文獻，證實了説東伊朗語的塞人部族曾在和田綠洲定居，建立了于闐王國。公元2—5世紀時，用佉盧文書寫的俗語成為鄯善國的官方語言，和田、尼雅、樓蘭、巴楚、庫車、吐魯番等古遺址都發現有佉盧文寫本及殘片。
高昌故城
自漢代以來新疆歷代長期使用漢語，現存大量漢語文書、經卷、碑銘等均為物證，還有漢語與其他語文合璧的文書，證明語言的雙向交流絕非虛言。公元7—8世紀吐蕃一度統治西域，大批藏文紙本文書存世，若羌、和田還有數量頗多的吐蕃簡牘出土。説突厥語的回鶻人從9世紀中期分三支從蒙古高原西遷進入新疆，建立的高昌回鶻王國（約850—1250年）留下了很多回鶻語文的書面文獻，不僅説明回鶻文成為當時西域廣泛通行的語言之一，而且可知回鶻人當時掌握有多種語言文字。11世紀信仰伊斯蘭教的喀喇汗上層流行阿拉伯文，為了減少民間使用的障礙，於是採用阿拉伯字母拼寫回鶻語形成維吾爾文，為當地居民使用。
有些外來的語言曾在絲綢之路風行一時，西域寺院佛教經典多使用的屬印度——雅利安語的梵語。往來於塔里木盆地各綠洲城邦的粟特人，他們已經商為主，留下了屬東伊朗語的粟特語文獻，包括信件往來以及佛教、景教、摩尼教內容的文書。在高昌古遺址出土不少中古波斯語（缽羅婆語）和安息帕提亞語（Parthian）文書，以摩尼教文獻為主。用希臘字母書寫的巴克特里亞語（Bactrian大夏語）文獻也有發現。被稱為“基督教圖書館”的近千件景教文獻在吐魯番盆地的葡萄溝出土，使用了粟特語、中古波斯語、敍利亞語等。甚至以希伯來文字書寫波斯語的文獻也有發現。最近克孜爾石窟發現的古代龜茲語韻文題記，有被視為短詩的文學作品。所以，中古時期來往於絲綢之路上商人、僧侶、居民、武士等等人物面臨着語言信息接觸的多種影響，是研究多語言古代文獻的寶貴文化遺產。
十、藝術與歌舞
絲綢之路上各種藝術互為交匯，門類繁多，一個世紀前由西方探險家在新疆、甘肅等地考古大發現，掠走了眾多藝術珍品，涉及石雕、彩陶、金銀銅器、壁畫、泥塑、木雕、木板畫等等，因而在海內外引起轟動。隨着中國學者對西域藝術研究的推動，察吾呼史前彩陶，康家石門子巖畫，草原動物紋樣，尼雅木雕藝術造型，草原突厥石人與鹿石，龜茲樂舞舍利盒等等出土文物都有了深入的探討。
宗教石窟以佛教壁畫、彩塑為代表，既有健陀羅的希臘風，也有世俗的漢風，“梵相胡式”和“西域樣式”深受外來藝術影響，于闐、龜茲、高昌、北庭、敦煌、麥積山、龍門等主要石窟寺院都留下了珍貴藝術遺產，從漢代到唐代壁畫的“遊絲描”、“鐵線描”層出不窮，飛天的創新更是成為天國的景象。即使吐蕃統治敦煌時期洞窟營建也有各國王子舉哀圖，反映了敦煌作為絲路重鎮粟特藝術。漢魏隋唐的墓葬壁畫隨着近年的不斷出土，已是異軍突起的藝術研究領域，著名的韋貴妃“胡人獻馬圖”、章懷太子“蕃客使節圖”、懿德太子“馴豹架鷹圖”等，以及“胡漢打馬球圖”、“胡人樂舞圖”等等都是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傑作。太原北齊婁睿墓出土壁畫“商旅駝運圖”、洛陽唐墓“胡商駝隊圖”都是絲綢之路上真實記錄。
張騫通西域後，沿絲綢之路進入中國的雜技幻人開闢了新的世界，史書記載了眩人、幻人表演的西域各種幻術，《魏略·西戎傳》記錄：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河南新野和山東嘉祥的漢代畫像磚上都有高鼻深目戴尖頂帽的胡人口吐火焰的形象。甘肅慶城唐穆泰墓出土的胡人雜戲俑，清晰地展現了當時的外來藝人表演狀況。
西域樂舞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非常廣泛，漢代傳入的《摩訶兜勒》和“胡角橫吹”促進漢樂府更造新聲，隋唐“胡樂新聲”越發融會，不僅有白明達、康崑崙、曹妙達、安叱奴、米嘉榮等昭武九姓世代樂工，而且最著名的龜茲樂從4世紀晚期傳入後涼、北魏後，在北方各地廣泛流行。隋代九部樂中有五部屬於西域樂，唐代十部樂中天竺、西涼、龜茲、安國、疏勒、高昌、康國等佔了七部，蘇摩遮、獅子舞、胡騰舞、胡旋舞等西域舞蹈異常流行。敦煌壁畫中有大量樂舞伎藝術形象，寧夏出土的胡旋舞門石，西安出土胡旋舞壁畫，都從圖像、遺物、詩歌幾個角度印證了絲綢之路上曾流行的樂舞文化。
十一、天文與醫學
天文算學是絲綢之路上傳入中國最重要的科技成果之一，唐代曆法深受天竺瞿曇、矩摩羅、迦葉三家的影響，印度天文學家瞿曇羅、瞿曇悉達、瞿曇撰世代曾任司天監太史令，在唐司天台工作一百多年。唐朝幾度修歷基本不脱離印度天文曆法，瞿曇羅於唐高宗時進《經緯曆法》9卷，武則天時又作《光宅歷》。特別是開元九年（718）瞿曇悉達譯出《九執歷》（九曜歷），對唐代以及後世天文歷算影響深遠。《隋書·經籍志》著錄的印度天文類《婆羅門天文經》等及歷算類《婆羅門算法》等甚至影響到民間占星術，胡名、波斯名、梵名的混合使用反映了天文歷算交流的廣闊天地。
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窖藏中，有丹砂、鐘乳石、紫石英、白石英、琥珀、頗黎（玻璃）、金屑、密陀僧、珊瑚等9種醫藥，多與貴族養生有關，但其中的舶來品説明當時外來藥物傳入與流行。據美國學者謝弗研究，中古時代外來藥物在中國大量出現，印度傳入的質汗藥、乾陀木皮、鬱金等，拂菻傳入的底也迦，西亞傳入的胡桐樹脂、安息香等，波斯傳入的蘆薈、皂莢、胡黃連等，阿拉伯傳入的沒藥、乳香、阿勃參等。因而唐朝出現鄭虔《胡本草》、李珣《海藥本草》、印度《龍樹菩薩藥方》、《婆羅門藥方》等專門介紹外來醫藥著作，對隋唐“藥王”孫思邈產生過很大影響，當時“胡方”流傳東漸成為一種傳奇。
外來醫學中最著名的還有眼科醫術，杜環《經行記》記錄大秦醫生善醫眼疾。唐高宗晚年“目不能視”，給他醫治眼疾的秦鶴鳴就是來自大秦的景教醫師。《全唐文》卷703記載太和四年（830）李德裕在成都時被南詔俘掠走“眼醫大秦僧一人”。給唐玄宗兄李憲療疾的僧崇一、為鑑真和尚治療眼疾的“胡醫”，都是外來醫生。印度的外科手術治療在5世紀時已經相當成熟，眼科學《龍樹眼論》譯介傳入中國，介紹了722種醫治眼疾的方法，對唐代《治目方》影響很大，唐詩中有不少反映印度以金篦術治療白內障的讚美詩句，白居易《眼病》、劉禹錫《贈眼醫婆羅門僧》等都印證了印度醫師在華活動的軌跡。
十二、動物與植物
絲綢之路上外來貢品五光十色，有的雖不算商品貿易，但“異方寶貨”引人注目。史書記載中亞諸國多次進貢獅子、名馬、駱駝、名犬、鴕鳥、獵豹等等珍禽異獸，反映了特殊貢品的複雜性與多樣性。
漢唐之際狩獵廣泛流行於上層貴族階級，是身份、地位和榮譽的象徵之一，鷹隼獵豹猞猁等馴化動物幫助貴族狩獵成為一項重要活動，我們在西安金鄉縣主墓出土的整套陶俑上可看到胡人獵師攜帶獵豹、手舉獵隼的形象。張廣達先生提供了唐代貴族使用中亞引入獵豹的文化傳播實例拂菻狗曾是希臘妓女和羅馬貴婦的寵物，引入唐朝後也倍受王公貴婦寵愛。1972年吐魯番阿斯塔納唐代高昌古墓出土的黑色拂菻狗殘畫，描繪了兩個孩童抱狗嬉戲的場景。傳世的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圖》也描繪了拂菻狗在昇平氣象下“拂地行”形象。蔡鴻生先生的《哈巴狗源流》解讀了這種西域引進新物種的演變。
沿絲綢之路傳來的外來植物中，肉桂、胡椒、苜蓿、安石榴等奇花異果名目繁多，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葡萄，《史記·大宛列傳》記載葡萄“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葡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館盡種葡萄，苜蓿極望”。漢唐文物中有許多葡萄紋樣裝飾的精品，新疆民豐尼雅出土夾纈藍印花棉布上，有手持盛滿葡萄豐饒角的希臘女神；大同出土的北魏葡萄紋鎏金高足杯，北朝隋唐葡萄藤蔓紋飾石刻遍及各地，唐代的錦綾採用葡萄紋飾很普遍，海獸葡萄樣式銅鏡更是眾人皆知。其他像新疆營盤出土東漢石榴紋飾錦罽袍，唐代椰棗樹對獅紋錦，長沙窯流行的椰棗樹貼塑裝飾，都是西來植物深入中國的影響。
唐代海上貿易交通日益頻繁，宋代進入高潮，目前南海已出水的瓷器、石雕、銅錢等文物，時間涵蓋了南朝、唐、宋、元、明清，印證了早期文獻關於南海航路的記載。
在阿拉伯帝國阿拔斯朝（黑衣大食，750—1258）取代倭瑪亞王朝（白衣大食，661—750）之後，哈里發宣稱要展開貿易活動與遙遠的中國接觸。巴格達市場充滿了來自東方的貨物，阿拉伯學者賈希茲（al-Jahiz，776—868）編纂的《商務觀察》所列中國輸出到巴格達的有絲綢、瓷器、紙墨、馬鞍、劍、香料、麝香、貂皮、肉桂以及孔雀等等，絲綢中的高檔錦緞尤受歡迎。
盛唐天寶年間，廣州“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船，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波斯、阿拉伯商人從東南沿海深入長安，販賣香料、象牙、珠寶、藥材等，長沙窯瓷器一躍而上佔領了外銷市場的份額，1998年在印度尼西亞海域發現的黑石號沉船，出水中國瓷器和金銀器多達6萬餘件。在印度、波斯灣、埃及等古港口都發現了中國的外銷瓷，是古代先民到達南海諸島以及轉手阿拉伯世界的明證，反映了當時海上貿易的多樣性。
多年來，絲綢之路的經典形象早已留駐在各國人民的腦海中，在中國記憶中，從漢代以來“胡人”的外來民族形象已經遍及石刻、陶俑、壁畫、銅塑等等藝術品中，一直到宋元仍不斷湧現，大漠孤煙中駝鈴聲聲，長河落日下商旅嗚嗚，使我們不由想到唐朝詩人張籍《涼州詞》：“邊城暮雨雁飛低，蘆筍初生漸欲齊。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隨着絲路沿線考古新發現不斷面世，提供和舉辦一次大型絲綢之路展覽無疑是非常必要的，人們可以從各類文物中體悟古代東西交通的交流，也從不同角度關注從歷史到現實的包容精神。
克孜爾千佛洞（丁和/攝）
2014年6月22日由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被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宣佈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但是33處遺產點（中國境內22處）遠遠不能代表整個絲綢之路沿線所呈現的文明，例如波斯人既喜歡希臘的藝術創作，又引進中國的獨特技術，沒有伊朗匯入絲綢之路文化遺產顯然有缺環。又例如土耳其是歐亞大陸交匯地區和絲綢之路重要節點，穿越時空缺少它的遺產聯合申報也不完善。作為中外文明交流歷來是兩種趨勢：有衝突、矛盾、疑惑、拒絕；更多是學習、消化、融合、創新。前者以政治、民族為主，後者以文化、生活為主。
從更廣闊的背景看，在絲綢之路交流史上，中國境內無疑是一個以世界文明交匯為座標、以民族多元文化為本位的地域，是一個文明共存之地。二千多年來，驛站網絡暢通，商人積極轉輸，商品種類豐富，宗教信仰傳入，移民聚落增多，互通婚姻融化，可以説最初的商業世界早已變成了各民族文明延伸的長廊，經過碰撞、交鋒、包容最後走向融合、多彩，這是人類文明的基本框架和理想樣貌，人類一切文明都因交流互通而共融，因包容互鑑才有轉化發展的動力。
絲綢之路帶來的多元文明，啓迪人類世界只有互動交流，匯聚輻射，才能延綿不斷，百川歸海，進入更高的文明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