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鳳凰網讀書 （ID：ifengbook），作者：沈律君，編輯：傷猩猩，主編：魏冰心，原文標題：《香港文學“百年回眸”：一百年來，文人們如何書寫這座城？》，題圖來自：《阿飛正傳》
今天，是香港迴歸祖國25週年的日子。
關注香港的社會與文化，我們繞不開香港的文學。
1921年《雙聲》雜誌創刊，人們開始以香港作為小説的背景，用半白話文寫作小説。直到今年，中國香港的現代文學已經走過了一百年。
在以輸出流行音樂和電影為主要文化產品的香港，文學似乎並不被特別關注。然而，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中一份獨特的存在，香港文學自有它的風範與魅力。
對祖國而言，香港文學是一份“驚喜”。
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王德威曾經這樣説過：“位在南方之南，這塊土地曾是殖民勢力所在，政治的擺盪，文化的雜糅，難以形成穩定的文學生產場域”，而與此同時，“從經濟資本到文化資本的快速消費轉換”更是為香港文學形成自身的風格、特點設置了重重障礙。
然而，回顧過去百年，幾代的寫作者們，“竟憑着他們的心血，打造出一則又一則文字的傳奇。”
對與那些居住在香港、創造了香港文學的作家們而言，書寫香港文學的意義在於：持續不斷為這座城市提供寓言、觀察與解讀，並記錄下這裏的人與人、人與物，書寫港人們細微的生命情境與心靈空間。
是香港文學首先把香港這座城市“文學化”——
沒有劉以鬯的小説，就不會有王家衞電影中那情意纏綿、光怪陸離的香港街頭；
沒有金庸和梁羽生的創作，就也不會有東方武俠的人和江湖；
沒有張愛玲和黃碧雲的妙筆，也就不會有“港式”愛情的隱微輾轉、動人心絃……
今天，就讓我們來回顧香港文學這百年間，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
1920s：魯迅訪港、《鐵馬》與最早的香港文學
1921年，文學雜誌《雙聲》創刊，該刊的主編——黃崑崙和黃天石，兩人都是新思潮的青年作者。他們使用被稱為“放腳式”的半白話文來寫作香港故事，表達反封建、個性解放、自由戀愛的主張，構成了香港早期新文學的一線熹微。
及至六年後，北伐戰爭階段性勝利，舊勢力、舊軍閥被打倒，內地的新文學運動蓬勃發展，各種流派作品，也漸次輸入香港。
1927年2月，魯迅應邀從廣州到香港，作兩次演講，題目分別為《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
魯迅在演講中説到：舊文化讓大家用難懂的古文，講陳舊的老話，大多數人聽不懂，這等於無聲。他主張現代人應該説現代的、自己的話，變無聲的中國為有聲的中國。
魯迅的演講，引起了香港當局和封建守舊派文人的恐慌，他們先是“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後來又不許將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
但是，香港青年對於魯迅的演講依然反應熱烈。
之後陸續出現的許多新文學團體和刊物，就是證明。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1929年創刊的純文學刊物《鐵馬》，它標緻着香港的新文學正式登台露面。
《鐵馬》中寫到：
“我們把我們的機關槍與大炮去對付古董們的拳頭，打得他落花流水，他們是朝代的落伍者，是人間的惡魔，是文學上的妖孽，留得他們，我們永遠不能翻身。年輕的文友啊，這是一個已經過去的工作，在香港卻是一件嶄新的工作，這需要我們共同努力去幹，新的文藝戰士呵，這是香港文化第一聲吶喊！”
在《鐵馬》雜誌中，18歲的侶倫，發表小説《爐邊》。這篇小説，寫下了香港文學青年的窮愁——
普亞街是香港一條破落的街道，沒有紳士貴婦的足跡，也沒有廣場的音樂，也不見市政測量官和工程師來過。在冬天的晚上，住在這裏的人，在心理上感到一切都是寒冷的，“寒冷統治了一起，因為街的窄小，風便吹得特別響起來，關不緊的門邊和湊不緊的六鈕，微微地震起聲響，如像這龐大的房子，也抵不住寒風，牙齒在咯咯地打着戰”。
在這窮困的街上，住着兩位香港青年寫作者，T和K，在寒冷中寫作。他們平時給報館撰文，依靠月底結清的稿費維持生活。這種靠筆墨為生的日子是很難過的，香港有不少報館，但多數發表地盤卻被少數人佔去了，而那些無法巴結主編的窮人，便淪落到危險的地步，有時連麪包都吃不上。T“在這裏住下已經半個年頭了，他沒有一天不在痛苦裏掙扎。起先，他是住在比較好些的地方的，後來一二間比較可靠的報館意外停辦，才應朋友K的提議搬到這骯髒的普亞街，恰恰和K隔壁的房子來”。
因為稿費一再拖延，T的房租已經付不上了，妻子受盡房東屈辱，米也見底了，火酒、洋燭、墨水甚至稿紙，都已經沒了，家裏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變賣。他只能熬夜寫作，並指望第二天能夠領到本月月結。第二天他們去要稿費，報館仍然是讓他“過幾天”。小説最後一個部分，轉過來寫本都三家報館的文藝編輯A，作者辛辛苦苦熬夜寫出來的稿子，在他那裏根本不算回事。去年的稿子，他拖延到現在才在火爐旁邊拿出來看。太太過來要親熱，他隨手把稿子扔到一邊，落入火爐裏，“火爐亮了一亮，他們感到一陣熱意，四隻臂摟得更緊”。
——趙稀方《香港文學的“第一聲吶喊”》
小説的格調很陰鬱，不是對香港煮字療飢的生活深有體驗，是無法寫出這樣的文字的。貧窮的寫作者把矛盾對準了報刊的編輯，然而事實上，彼時香港的新文化不發達的根源，還是在於它的社會性質。
魯迅訪港之後，回到內地，寫到港英政府統治下香港晦暗的社會面貌——
“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着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
——魯迅《而已集》，《再説香港》
英國佔領香港，本來就是為了貿易，並無意於鼓勵香港發展自己的文化，更在乎的，是如何在這裏傳播英國的文化與價值。
在這樣的社會體制中，中文純文學的出路難尋。當時創辦《鐵馬》的文學青年們曾有過天真的想法，認為印出了第一期，依靠銷售所得，便可以再出版第二期，以此來維持雜誌。然而，《鐵馬》並沒有銷路，它死在了創刊號上。
《鐵馬》的停刊，經濟當然是一個方面的原因，但也正如侶倫所説：“主要原因是缺少了容許它們生存的社會環境。”
進入30年代，香港文學青年的活動並沒有停止。1931年至1937年之間，又有《激流》《春雷》《今日詩歌》《新命》等刊物問世。
儘管，這一時期香港的文學青年還是在學習郁達夫的風格，摹仿沈從文的小説手法，體會徐志摩的詩歌表達，但他們大部分是借他山之石，表達自己對於社會現實的不滿以及自己的切身感受，由此慢慢蹚出一條道路。
《鐵馬》，一九二九年九月由“島上社”創辦
1930s-1940s：蕭紅、張愛玲、戴望舒，文學與戰火
1937年後，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許多內地作家的南來香港，以此為據點從事文化工作，這讓香港一時間成為了一個小的“文化中心”。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許多重要的作家，如巴金、茅盾、許地山、戴望舒、蕭紅都曾在香港進行創作。
1938年，戴望舒主持《星島日報》的副刊《星座》，將這個平台發展成香港新文學的文化星空，也成了中國抗戰時期的一座文學燈塔，茅盾、沈從文、郁達夫、卞之琳、郭沫若、艾青、蕭軍、蕭紅、徐遲等人，都在這裏發表作品，如戴望舒自己所説︰“文友們從四面八方寄了稿子來。而流亡在香港的作家們，也不斷地給供稿件，我們竟可以説，沒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沒有在《星座》裏寫過文章的。”
1941年12月8日，在珍珠港事件後，日軍快速攻入香港，這一天香港大學正好舉行期末考試，女學生盛九莉和她的同班同學準備考試時聽説戰爭爆發了，一時間感到意外的解放。
同時，有一對亂世男女範柳原和白流蘇談着戀愛，就在膠着不清的階段，日本人的炮彈打過來了，他們突然知道亂世之下傾城之戀的必要性。
這當然是張愛玲的小説裏的情節。
張愛玲在香港大學的學籍記錄
張愛玲1939年到香港大學唸書，1941年的經驗成了她創作裏揮之不去的歷史印記。而當歷史事件與張愛玲筆下的愛情相碰撞，故事的意義便顯現出來——
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炮聲響了。一炮一炮之間，冬晨的銀霧漸漸散開，山巔、山窪子裏，全島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説“開仗了，開仗了。”誰都不能夠相信，然而畢竟是開仗了。
流蘇孤身留在巴丙頓道，哪裏知道什麼。等到阿慄從左鄰右舍探到了消息，倉皇喚醒了她，外面已經進入酣戰階段。巴丙頓道的附近有一座科學試驗館，屋頂上架着高射炮，流彈不停的飛過來，尖溜溜一聲長叫：“吱呦呃呃呃呃……”然後“砰”，落下地去。那一聲聲的“吱呦呃呃呃呃……”撕裂了空氣，撕毀了神經。
淡藍的天幕被扯成一條一條，在寒風中簌簌飄動。風裏同時飄着無數剪斷了的神經尖端。
……
流蘇也想到了柳原，不知道他的船有沒有駛出港口，有沒有被擊沉。可是她想起他便覺得有些渺茫，如同隔世。現在的這一段，與她的過去毫不相干，像無線電的歌，唱了一半，忽然受了惡劣的天氣影響，噼噼啪啪炸了起來，炸完了，歌是仍舊要唱下去的，就只怕炸完了，歌已經唱完了，那就沒得聽了。
——張愛玲《傾城之戀》
《傾城之戀》電影劇照
1950s：金庸、武俠，成人童話與中國文化的“根”
從不少談及香港掌故的書籍中可見，香港自1842年開埠以來，其治安至20世紀中才有改善的跡象，因此民間一直有習武尚武的風氣。1953年，香港的太極拳掌門吳公儀與白鶴拳師父陳剋夫大師打擂比武，成為民間重要的文化事件。
《新晚報》主編羅孚獲得啓發，便在副刊上試闢武俠小説連載專欄，約請能編能寫的陳文統、查良鏞出陣。陳文統以筆名梁羽生寫下第一部武俠小説《龍虎鬥京華》，查良鏞以筆名金庸創作第一部武俠小説《書劍恩仇錄》。
一炮打響，《新晚報》一時間銷路倍增，梁羽生、金庸亦因此聲名大噪，由此形成了以香港左翼為基準的民間政治文學的開端。
金庸於1947年來到香港，在《大公報》擔任翻譯工作。起初金庸並不喜歡香港，曾形容剛到香港時的感受：“有點到了鄉下地方的感覺。”但很快就有了改觀：“不過一般香港人坦誠直爽、重視信心、説話可靠，我很快就喜歡了他們。”
50年代香港有不少外來人口，他們並不都是知識分子，更多的是勞動階層，然而他們都有着同一特性，即對武俠主題讀物的渴求。
在他們眼中，相比與內地的中原文化土壤，香港無疑是荒蕪的。加上香港受英國人管治，這促使他們心中民族情緒的萌生和爆發，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書籍、電影、音樂，都產生了強烈的興趣——這些“精神食糧”可以讓異鄉異客們消解他們的複雜情緒。
金庸小説完全能體現這種功能，它既是消費品，同時帶有武俠的“反抗”元素，對當時香港大眾來説，是一種有填補、修復功能的讀物。
當時的讀者也不單對武俠小説情有獨鍾，對所涉及的中國文化也有深厚感情。
金庸小説裏的中國文化元素，可以説是十分多元化，詩詞、宗教、武藝、五行、道術、書畫，無一不是傳遞中國文化的重要工具，亦是傳統中國武俠小説的重要元素。
《射鵰英雄傳》的東邪黃藥師是一個深諳中國文化精粹的人物，琴棋書畫、醫相星卜，無一不精，無一不曉，奇門術數文學武功更不在話下。小説常借其女兒黃蓉來證明其父的過人之處，如寫郭靖黃蓉二人剛到陸家莊時，黃蓉對書房壁上的畫作和題詞有所抒發，説得頭頭是道——
黃蓉見書房中琳琅滿目，全是詩書典籍，几上桌上擺着許多銅器玉器，看來盡是古物，壁上掛着一幅水墨畫，畫的是一箇中年書生在月明之夜中庭佇立，手按劍柄，仰天長吁，神情寂寞。左上角題着一首詞：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繞階行。人悄悄，簾外月朧明。
白首為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箏，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
陸莊主見黃蓉細觀圖畫，問道：“老弟，這幅畫怎樣，請你品題品題。”黃蓉道：“小可斗膽亂説，莊主別怪。”陸莊主道：“老弟但説不妨。”
黃蓉道：“莊主這幅圖畫，寫出了嶽武穆作這首《小重山》詞時壯志難伸、彷徨無計的心情。只不過嶽武穆雄心壯志，乃是為國為民，‘白首為功名’這一句話，或許是避嫌養晦之意。當年朝中君臣都想與金人議和，岳飛力持不可，只可惜無人聽他的。‘知音少，絃斷有誰聽？’這兩句，據説是指此事而言，那是一番無可奈何的心情，卻不是公然要和朝廷作對。莊主作畫寫字之時，卻似是一腔憤激，滿腔委曲，筆力固然雄健之極，但是鋒芒畢露，像是要與大仇人拚個你死我活一般，只恐與嶽武穆憂國傷時的原意略有不合。小可曾聽人説，書畫筆墨若是過求有力，少了圓渾藴藉之意，似乎尚未能説是極高的境界。”
陸莊主聽了這番話，一聲長嘆，神色悽然，半晌不語。
——金庸《射鵰英雄傳》
58版《射鵰英雄傳》海報
50年代香港生活境況低下，大部分香港人都過着極其貧困的生活。只有少部分在港的英國人，位高權重，過着奢華的生活。普通民眾對港英政府並無好感，同時也無力反抗，因此更加在乎“中國文化的根”，這也是50年代香港新派武俠小説得以迅速傳播的原因。對於民眾而言，武俠小説是“成人童話”，可以舒緩現實生活帶來的壓力，撫慰自己的思鄉之苦。
待80年代，金庸小説傳入內地，讀者藉由武俠故事又完成了新一輪、更大範圍的文化尋根，不過，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1960s：劉以鬯、現代派，王家衞的文學老師
如果説，金庸是香港流行文學領域的大師，那麼在嚴肅文學領域，香港還有一位大師，就是劉以鬯。
劉以鬯的大名，許多人是陌生的。鬯（chàng）字本來就很冷僻，如果不查字典，很少有人會立即張口正確念出來。
但王家衞導演的《花樣年華》，卻是眾人皆知。王家衞曾説，他拍這部風華絕代的懷舊影片，就是從劉以鬯的長篇意識流小説《對倒》中汲取了靈感。可以説，劉以鬯是王家衞的文學老師。
1960年2月，青年作家劉以鬯接編《香港時報·淺水灣》副刊，隨即着手開創香港文學的“現代派”。他刊登了大量伍爾夫、喬伊斯等人的作品，同時積極譯介意識流理論。
同時，為了生活需要，他也不得不撰寫大量的流行小説以迎合市場需要，往往一天要寫超過十份報紙的連載小説，如他所言：“要遷就讀者，寫他們喜歡看的小説”。因此日間他就寫娛樂別人的作品，晚上有空閒才寫自己喜歡的小説。他的嚴肅文學作品《酒徒》、《對倒》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創作出來的。
1963年，劉以鬯出版了帶有明顯自傳色彩的長篇《酒徒》，小説大膽運用意識流、象徵主義等西方現代派小説的藝術手法，描寫“酒徒”的“我”在清醒和醉倒這兩種姿態中的徘徊、掙扎和沉淪，藉以刻畫香港的都市人（更準確地説是都市文化人）的生存困境和敏感複雜的內心世界。這部作品也因此被譽為“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説”。
《花樣年華》劇照
1972年，《對倒》出版。小説其實沒有太大的故事性，兩個主人公淳于白和亞杏互不認識，從來沒有交談過，小説描述的只是二人在彌敦道上過着的兩種生活，唯一的交疊只有淳于白對過去的緬懷和亞杏對未來的想像所形成的一種對倒的狀態，這在中文小説中屬於比較新穎的結構手法——
一
一零二號巴士進入海底隧道時，淳于白想起二十幾年前的事。
二十幾年前，香港只有八十多萬人口；現在香港的人口接近四百萬。許多荒涼的地方，變成熱鬧的徙置區。許多舊樓，變成摩天大廈。
他不能忘記二十幾年前從上海搭乘飛機來到香港的情景。當他上飛機時，身上穿着厚得近似臃腫的皮袍，下機時，卻見到許多香港人只穿一件白襯衫。這地方的冬天是不大冷的。即使聖誕前夕，仍有人在餐桌邊吃雪糕。
淳于白從北方來到香港，正是聖誕前夕。長江以北的戰火越燒越旺。金圓券的狂潮使民眾連氣也透不轉。上海受到戰爭的壓力，在動盪中。許多人都到南方來了。有的在廣州定居，有的選擇香港。
淳于白從未到過香港，卻有意移居香港。這樣做，只有一個理由：港幣是一種穩定的貨幣。淳于白從上海來到香港時，一美元可以兑六港元；現在，只可以換到五點六二五。
二
舊樓的木梯大都已被白蟻蛀壞，踏在上面，會發生吱吱的聲響。這些木梯，早該修葺或更換了。不修葺，不更換，因為業主已將這幢戰前的舊樓高價賣給正在大事擴展中的置業公司。這是姨媽告訴亞杏的。
亞杏的姨媽住在這幢舊樓的三樓，已有二十多年。亞杏與姨媽的感情很好，有事無事，總會走去坐坐。現在，走下木梯時，她手裏拿着一隻雪梨。這雪梨是姨媽給她的。亞杏走出舊樓，正是淳于白搭乘巴士進入海底隧道的時候。
拐入橫街，嗅到一股難聞的臭氣。這裏有個公廁，使每一個在這條街上行走的路人必須用手帕或手掌掩住鼻孔。亞杏不喜歡這條橫街，因為這條橫街有公廁。每一次經過公廁旁邊，總會產生這種想念：
“將來結婚，找房子，一定要有好的環境，近處絕對不能有公廁。”
——劉以鬯《對倒》
《花樣年華》法語版海報
如果沒有劉以鬯，很難想象王家衞的《2046》和《花樣年華》會是什麼樣。《花樣年華》某一意義上是《對倒》的一個電影詮釋。電影拍攝時，梁朝偉始終進不去1960年代的氛圍，為了捕捉時代感受，王家衞建議梁朝偉想象劉以鬯1960年代的樣子。
劉以鬯那時候的文化風範，就是王家衞要表達的文化意味。對於香港社會文化與文學之間的交錯，劉以鬯預設了許多可能性，他的作品也值得我們一讀再讀。
1970s：西西《我城》——城市是有生命的，豈能不變
1975年，作家西西在香港《快報》上連載了第一部重要長篇小説《我城》，如今，它早已成為香港文學的經典。
西西1938年出生在上海，1950年跟隨家人從上海來香港讀初中。影院裏的武打片、課堂上的廣東話，為她開啓了新世界。
畢業後她做了小學教師，“那時，教師太多學生太少，我30多歲就退休了。那時要麼轉到郵局、動物園去工作，要麼退休，我就退休了。”
退休至今，她就一直專業從事文學創作。根據她自己説，她的筆名，是象形文字。“西”是一個穿着裙子的女孩子兩隻腳站在地上的一個四方格子裏，“西西”就是跳飛機的意思，這是她小時候喜歡玩的一種遊戲。
十六萬字的小説《我城》是西西的代表作。學者王德威曾評價“西西以文學的方式，為香港主體性做出命名儀式。”
中國台灣作家、音樂電台節目主持人馬世芳參加完大學聯考，在書店看到了《我城》的封面，好奇翻開，看到開頭就被迷住了——
“我對她們點我的頭，是的，除了向她們點我的頭，我還有什幺話好説呢？”
——顛倒、拼貼、重塑，在馬世芳的印象裏，這小説既不苦大仇深，又不淺薄，雖然是1970年代的作品，但語言的新鮮感仍像是製作非常厲害的流行音樂，毫不過時。
在西西看來， “我要寫的是我當下具體而微的想法、感覺，我很關心怎樣寫的問題。香港一直在變，城市是有生命的，豈能不變，豈能當一塊鐵板去寫？”
《我城》的敍述者是小説裏的人物阿果，當初在報紙上發表時，作者署名也是阿果。西西曾解釋説，“阿果其實就是我弟弟，因為他那時候中學畢業找事情做，結果進了電話公司，他把每天聽到的故事告訴我聽。這部小説是我在廚房裏寫的。”
書中，她借用以弟弟阿果為代表的青年眼光和語言，描述香港彼時的公園、越南難民船、經受的水荒水災、社會治安等問題以及作為鋪電話線工人阿果個人生活。書裏寫道，當阿果接到電話得知自己被錄用後，他高興極了——
寫字桌上的電話是駱駝色的。
──我是阿果
你則是誰。也許，你是工程部的先生，也許，你是建設部的先生。我不知道你是誰。我告訴了你我是阿果，你可不可以也告訴我你是誰呢。
──有娘秀秀
──有妹阿發
你的家裏有些甚麼親人呢。桌上的那幀小女孩的相片，一定是你的女兒了。她喜歡放風箏的吧。我喜歡放風箏。我有一隻豆腐風箏，可惜沒有地方可以放。
──剛從學校裏出來
──是今年會考
你也參加過不少次考試的吧。你讀書的時候也喜歡地理和歷史麼。讀地理是有趣的，可以知道空間好大。讀歷史，就知道時間沒頭沒尾。那麼大的空間，那麼沒頭沒尾的時間，我卻會和你碰在一塊兒，只隔着一張桌子，你説巧不巧。但我不知道你是誰，又不知道好不好問你貴姓名。
──是在這個城裏誕生的
──從來沒有離開過
……
是了，今天天氣很好，待會兒，你去做你高興做的事，我去做我高興做的事。
坐在寫字桌對面的人，在一頁紙上草了一串字，把紙給了我。
──青年人，好好地做啊
他説。
──那是不消説的
我説。我謝謝他，就出了來。
哦，那個老太陽照在我的頭頂上，那個十八世紀，十五世紀，二十七世紀，三十九世紀的老太陽。從明天起，我可以自家請自家吃飯了，我可以請我娘秀秀吃飯了，我可以請我妹阿發吃飯了。我很高興，我一直高興到第二天的早上還沒有高興完。
——西西《我城》
《我城》/ 西西 / 素葉出版社 / 1979
《我城》的結構和文字部署並不結實，並非要把讀者帶往一個確定的結局，西西給了讀者一種可以自由解讀的空間，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讀。
有人認為，《我城》刻意用一種童真的近乎小朋友的筆法來寫這篇小説，文字輕鬆又充滿陽光的味道，卻也暗含着對八零年代香港的諷刺。也有評論家説，在觀看《我城》這本書時，不妨以觀看《清明上河圖》的視野來觀看，因為《我城》的結構本質上是跟這幅圖是一樣的。
西西自己説，她寫《我城》採用了幻想的手法，和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不同，有幻而無魔。有人説可以叫作幻想現實主義，西西説也許可以叫作童話現實主義。不管什麼主義，它總是現實的。
1980s：黃碧雲《盛世戀》，解剖人心，直視人生
時間來到80年代，黃碧雲對當代港人生存狀態的書寫，又展示出了新的風貎。
黃碧雲是一位特立獨行的作家。她擁有犯罪學碩士學位，當過記者、議員助理，也開過服飾店，學過現代舞。早年間，她離開倫敦實習的律師事務所，到西班牙租了間小公寓，一邊寫作，一邊勤學佛朗明哥舞。
回到香港後的黃碧雲，開始進入忙碌的律師事務所工作，然而創作依舊進行，她的生活和香港這座城市一樣瑩瑩紛紛、未曾稍歇，彷如舞者，持續飛揚。
作家、評論家南方朔這樣評價黃碧雲：“她無論在作品的敍述風格和思想上都與眾不同，在頹廢中暗寓救贖，在暴烈裏則多温柔……”
作家楊照説：“讀黃碧雲的小説，要先懂得什麼是耽溺；讀黃碧雲的小説，讓我們探測絕望這樁重罪在我們生命的意義……”
黃碧雲也和張愛玲一樣，擅長解剖人心，直視血淋淋的人生。她的《盛世戀》可謂深得張愛玲真傳。
這篇發表於1986年的小説，揭示出一種時代病、都巿病，徹底暴露了現代婚姻的疏離本質，以及現代人無可救藥的荒謬關係——相敬如賓，卻無真情；同牀共枕，卻有性無愛；繁華盛世下，是人們的虛浮、無奈與落寞。
文學的一個核心任務是觀察世道人心，表現人生百態，述説千變萬化的故事，揭示幽微萬端的情感，揭示人與周圍世界之間的關係。《盛世戀》正具備這樣的藝術特質，是香港當代小説中表現都巿人關係的典範之作。
故事中的女子程書靜本是方國楚的學生，後來兩人發展出師生戀，並閃電結婚。
這段缺乏真愛的婚姻，很快又以離婚收場。故事的情節十分簡單，但內藴極為深厚，展現着太平盛世下的兵荒馬亂，和個人生命價值的幻滅。
在作品中，有很多場面的刻寫都有力透紙背的表現力，如老師方國楚向女方求婚的一幕，是在車禍現場，二人觸景生情——
二人在車中都沒話説，方國楚伸手去握着書靜的手。書靜稍一掙扎，方國輕便愈纏繞。書靜便半推半就，不望他，但渾身都感到他的存在。
書靜看那窗外景物，有點惶惑，他愛她，他不受她；他愛她，他把她只視作任問一個牀上的女人；他不愛她，他卻找她……
書靜只是軟弱。此時車子噶然急剎，原來前面的小貨車與一輛計程車相撞。小貨車不知怎的，尾巴倒翹，就向着書靜，車頭玻璃都碎了。司機是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伏在駕駛盤上，睡着一般，發上粘幾滴血，顏色極舞台化。
方國楚按一按號，説：“倒黴，不知要阻多久。”書靜不禁刮目看他。那小夥子掙扎一下，又伏下，露出了白骨森森的手，在陽光下，那白骨極潔淨。塞着的車子都很安靜，警察沒來，大家都很平靜，繞着這白骨，等什麼，待什麼。
方國楚緊緊的握一下書靜，書靜靠着車窗，窗子冰涼，無人氣。她不由得呼一口氣，讓窗子起一層霧，好證明自己是活着的，半晌，方國楚説：“消防事務處説所有救護人員會在十二分鐘內到達意外現場，簡直是世界最大的謊話。”
書靜還禁不住看着那白骨。她以為自己在作一個明亮的噩夢白骨之前，何事不煙消雲散，豈容你驕貴。方國楚忽然説：“不，那只是第三大謊話。”
生命何其短暫，相逢何其稀罕，千思萬想，萬般痴纏，在這白骨之前，都是一場謊話。
方國楚説：“第二大謊話是：我愛你。我只愛你一個。”
虛話與否都不重要，何事不是鏡花水月，在白骨之前，或許最固執之人也會甘願受騙。
方國楚轉過身來，一手靠着駕駛盤，笑説：“你要不要聽世界最大的謊話？”
書靜始終看着那白骨森森的手，擱着駕駛盤上她什麼也無所謂了，方國楚説：“你和我結婚，好嗎？”
書靜輕輕握着自己的手，感到血與肉——不外是血肉之軀。或許就是這樣。婚姻。有什麼關係呢，此身不外是血肉。她説：“好。”
她始終沒有轉頭來看他。
——黃碧雲《盛世戀》
就這樣，他們結婚了。洞房之夜，方國楚喝得爛醉，書靜苦笑説，“馬克思説婚姻是制度化賣淫，原來他是對的。”她發現自己做錯了，“嫁給了一個老人”。
《今夜星光燦爛》劇照
方國楚原本是高舉過理想旗幟的有為之士，但婚後變得世俗懶散，“博士學位拿過了，教職謀到手，三年拼命做研究的試用期也過了……連婚也結了”，他變得百無聊賴，唯一可做的便是發胖，下課的時候喝一瓶大啤酒，完全漠視妻子的感受。
這樣的婚姻正是彼時香港無數現實夫妻關係的寫照——一樣的疏離、一樣的空洞，但似乎只有黃碧雲才刻寫得這麼透徹，這樣驚心動魄。
在香港文學史上，似乎也只有張愛玲才有如此的才情與筆力，而事實上這個作品一如《傾城之戀》的現代版，形成奇妙的迴響，隔世的呼應。
1990s：董啓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文學的特點是一個“慢”字
董啓章也許是今天香港純文學寫作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1994年，27歲的董啓章寫作了中篇小説《安卓珍妮》和短篇小説《少年神農》。當時電腦還沒有普及，他花一個多月由自己和朋友分別抄寫這兩篇小説，送到中國台灣參加“聯合文學小説新人獎”。在匿名評審中，幾經爭辯，評委們選出《安卓珍妮》為中篇小説首獎，《少年神農》為短篇小説首獎。他們一致認同，《安卓珍妮》是難得、少見的“女性書寫、“陰性書寫”，評委之一楊照認為，雖然作者同出自香港，但是《安卓珍妮》的作者語言水準明顯超出《少年神農》。
當會議結束，主辦單位宣佈這兩篇小説的作者都是董啓章，評委們十分尷尬，他們從未聽過董啓章，不僅如此，更沒想到作者是一名男性。
董啓章1967年出生於香港，1992年開始寫作，曾經當過中學老師。他的生活經歷並不複雜，一路讀書，讀到港大的文學學士和碩士。他喜歡普魯斯特、卡爾維諾、博爾赫斯這些智識耀眼的現代作家，並在這樣廣泛在閲讀中，逐步確立了自己的文學觀和寫作風格，即文學不僅言情言志，還應該言説知識。
董啓章最重要的作品，當屬他的“自然史三部曲”。其中的第一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就足有50萬字，三部曲總共有160多萬字。
這種個人史詩式長篇小説，其寫作毅力本身就值得敬佩，尤其在香港這樣一個注重時間和效率的城市，一本近500頁的小説是一個奇蹟。王德威曾評價“願以一生之力或半生之力，對文學、文字的手工業付出這麼大心力。我們應該向董啓章還有其他像他這樣的作家致敬。”
然而董啓章認為，文學的特點恰恰是一個“慢”字。網絡時代什麼都快，來得快去得也快，“可是文學要慢慢寫，慢慢讀，慢慢感受和思考。”
“自然史三部曲”正是董啓章精密謀劃、慢慢推進的產物。他從動筆之初，就有意識地通過多部作品建造一個共同的虛擬世界，他們沿用相同的名字——V城、董富、栩栩、小冬，這讓人想到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系”，也讓人想到《滄浪詩話》提出的創作觀：入門須正，立意須高。
這部小説首先是董啓章或“我”個人的物史。現實中的董啓章的名片上印着“董富記文字工場”，這對應的，是曾由董啓章爺爺和爸爸經營的“董富記”機械零件製作工場。他以文學繼承了這座工廠。而在這部小説裏，他採取的基本手法正是像製造零件一樣製造出組成故事的意象，再由這些意象羣編織出一個完整的象徵體系。
正是透過一個又一個的“物”，董啓章描述了從清末民初到抗日戰爭，一直到迴歸之後香港一百多年的歷史，講了這一百多年來香港這個地方發生的事情，描述了自己家三代人的故事；這其中，不僅有大歷史，更有物件跟人之間的關係史。
比如物品之一是一台老式縫紉機。對很多香港家庭來講，老式縫紉機很值得懷念，因為香港在經濟正要起飛的時候，很多婦女就是在家開着這麼一台老式縫紉機幫忙做衣料加工的工作，賺點外快，貼補家用。
這本書對老式縫紉機有一個非常微妙的描寫，文中説老式縫紉機是比所有重型機器還要暴力的機器。它把布娃娃一針一針地戳過去，刺穿了它們，才能把它們連起來——
栩栩，我必須誠實地告訴你，你的形象萌起於我和如真相識之前更早的年代。在我童年幫忙家工的日子裏，已經誕生了這樣的念頭。不，不只是念頭，是一個具體的你的雛形。
那是有一段時期媽媽接回來的布娃娃製作工件。起先只是縫製小巧如成人手掌的女裝衫裙，包括不同款式的迷你裙、學生裙、網球裙、牛仔裙和性感的吊帶晚裝長裙，還有臀部綴上花邊的一件頭泳衣和令人費解的比基尼。
我坐在火車頭般不停前進的衣車旁，逐件給這些小衣服剪着線頭的時候，對這些貼身衣物的暗示彷彿有所感知。小小年紀的我並不是聯想到那些街頭年輕女孩流行的衣飾。
它們只是令我想起一個人的衣櫃。那衣櫃裏掛滿了那種色彩、線條和圖案的衣服。有時它們又掛到一個身體上，有時又除下來。
到後來我們就不只縫小衫裙，媽媽弄回來兩袋淺粉紅色的東西，其中一袋塞滿小軟枕狀的扁扁的娃娃臉。頭臉上的毛冷團金髮、小珠子狀眼睛、在兩側凸出的耳朵、軟紐形鼻子和紅線密繡的彎彎嘴巴，也已經由另外的工人弄妥。另一個袋裏分別盛着不同大小形狀的布塊，縫合起來就是手腳和軀幹。
工序其實不算困難，只要把那些肢體布塊相疊縫合，反面在外，正面在內，連接成扁平人形，在下體的地方留下開口，從開口處把原本該是正面的料子抽出，像翻轉手套的樣子，然後又從開口處用竹筷塞進棉花，直至充填成了一具立體的粉紅色肢身。接着就是把頭部縫上，然後縫合下身的洞洞，最後給它穿上預先做好了的衫裙，就大功告成。
車工當然全部由媽媽獨力完成，我負責的是把棉花從下體塞進，和最後的穿衣步驟。
有時棉花在關節位堵塞，我就拿筷子往那洞洞裏使勁地戳，也不覺得動作粗暴。我倒是害怕看見衣車車針扎進那些軟軟的人形料子的情景，彷彿渾身的經脈也同時脹痛起來。但我還是不由自主地去注視那過程，特別是那最後的工序。那是要用人手縫合的。針尖穿進破口的一邊，針眼牽着細線扯進去，挑起另一邊的皮肉，刺穿，扯出來，又回到另一邊去，像小時候學穿鞋帶的樣子，直至整個下身緊緊的閉合。幾年之後，我在小姨何亞玉的肚皮上目睹這樣的程序所留下來的痕跡。
——董啓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
《天工開物·栩栩如真》/ 董啓章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0-3
這本小説裏面充滿了各種不同的物件，這些物件都被寫成一種隱喻和象徵，代表着整個歷史的變遷。
而之所以用了明朝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做名，董啓章想強調的是所有小説裏的人物其實也是一種“物”。《天工開物》正好就是一個藝術創作的過程，從大自然造物到人造物之間是沒有距離。
梁文道對《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推薦倍至：“是一本小説家的小説。它幾乎想窮盡所有你想象得到的小説技巧。”
2000s—2020s：馬家輝《龍頭鳳尾》，做自己開心的事就好
馬家輝出生在1963年，父親是報社總編，他從小沐浴文化氛圍，卻並沒有典型的文人性格，反而是有幾分江湖氣。
馬家輝的成長歲月，正趕上香港飛速發展的70年代。他所在灣仔，也是那時香港最混亂、最具市井氣息，也最有活力的地方之一。有時候，他坐在大排檔吃早餐，身後就是打打殺殺的黑社會。
20歲的時候，馬家輝本來已經考上了香港的大學，卻因為迷上李敖，去台灣一邊讀書，一邊做李敖研究。
大學二三年級的時候，他出版的《消滅李敖，還是被李敖消滅》，一舉成為了台灣的暢銷書。連李敖自己也對他説：“家輝，以前胡適説我比胡適更瞭解胡適。我今天説，你比李敖更瞭解李敖。”
三十歲，馬家輝拿到威斯康星大學的博士學位，但他沒有耐心做學問，回到香港到明報做了副社長，轉了一大圈，後來才到大學教書。
馬家輝給報紙寫專欄，到電視台去做節目、當嘉賓，似乎什麼武藝都能拿起來。但到快50歲的時候，他卻忽然坐下來，要寫長篇小説，不是一部，而是“香港三部曲”。
“寫長篇小説，對於一個愛文學、愛寫作的人，是一個永恆的挑戰。”馬家輝説：“可能我比較悲觀，覺得一過五十歲，看到的跟我之前看到的不一樣了。五十歲以前，眼睛看着前面，還覺得我有好多事情可以做。一過了五十，眼睛是往後看的，好像覺得前面的時間不多了。”
“三部曲”第一部叫《龍頭鳳尾》，於2016年出版，寫日佔時期的香港；第二部叫《鴛鴦六七四》，寫1950、1960年代的香港，於2020年出版；第三部，馬家輝要寫的，則是1970、1980年代的香港，一直寫到香港迴歸。
《龍頭鳳尾》寫的是一個從廣州逃亡到香港的黑社會老大陸南才，和英國警察張迪臣之間的曖昧故事。
陸北才為了避亂從家鄉廣東茂名河石鎮南逃至香港，名字由北變南，落腳灣仔當人力車伕，穿梭灣仔至中上環一帶的酒吧、警署、賭場、妓寨。
在這小混混發跡史背後，有三四十年代的港英政府統治、日軍侵華、香港淪陷的大背景；小説還涉及到陳濟棠、杜月笙、汪精衞等歷史人物。
在如此亂世，在駁雜的底層社會，馬家輝卻要寫華人與洋人的同性愛，用性別加劇種族、權力在故事中的矛盾和角力。
馬家輝曾談到“在我成長的六十年代，洋人確係威，高頭大馬又多胸毛，細個見到好驚；寫字樓廁所，白人華人分開的，那是社會現實。”
這種華洋之分，也讓這份愛情顯得更為可貴和驚世駭俗。
故事的主角陸南才因為日思夜念張迪臣，所以在手臂上刻下“神”字，把臣當神，然而最後卻並沒有等來一個完美的結果——
忙亂時，陸南才偶爾念及張迪臣。他在做什麼呢？想必是同樣地忙。陸南才每當念他，便撫摸一下右手臂的“神”字，我的臣，我的神，見字如見人。一旦開戰，他會上戰場？熬得過嗎？陸南才掛心，卻不絕望，他相信以張迪臣的機智，時局再亂，即使被困在最差的境地，仍有辦法替自己挖出一條隧道，好歹能逃出去。
……
“路上忽然改去文身店，伸出右臂，指着那個“神”字，問道：“洪師傅，有沒有辦法把它去掉？”
洪師傅搖頭道：“南爺，抱歉，沒有。”
“沒有也得有！我不想再看見這個字！”陸南才瞪目怒道。
洪師傅沒料陸南才突然發火，嚇得後退半步，顫抖着聲音説：“或許可以……南爺，如果你想留住它，卻又不希望只見到它，其實可以在前前後後加些字，譬如説，前面加個‘大’，變成‘大神’；或後面加個‘明’，變成‘神明’。這都是變通的辦法。”
陸南才皺眉，猶豫着，一時拿不定主意，洪師傅提醒他慢慢考慮，不急，然後轉身欲到廚房燒水泡茶。陸南才把洪師傅喊住，道：“加字吧，多加幾個字。”——當陸南才離開洪師傅的唐三樓時，右臂上的“神”變成七個字：舉頭三尺有神明。
陸南才的神仍然在他的皮膚上。
——馬家輝《龍頭鳳尾》
有媒體問馬家輝，“香港三部曲”，可是你留給香港最後的情書﹖
原本俐落的馬家輝不置可否，“我做自己開心的事就好。”
未來之光
香港迴歸之後，“後九七”一代的青年作家們延續着前輩們的城市書寫，繼續在創造着屬於他們的城與傳奇。
如可洛和韓麗珠，二人至今各自出版短篇小説集、長篇小説等已達十部或以上；其他作家如陳志華、謝曉虹、李維怡、張婉雯等，也在不斷出版着自己的作品。
歷經數十年的城市發展，資本把香港塑造成擁有全球最多摩天大廈（一千三百零九棟）、商場密度世界最高的城市。城市空間不斷侵吞自然空間，成為“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書寫城市經驗時揮之不去的陰霾。
如可洛的《鯨魚之城》和陳志華的“O城”，名曰續寫西西《我城》，但卻是一個個全新的時代版本。他們和前輩作家一樣，為香港賦予着新的“花名”與“外號”，也在為這座城市尋找着新的言説之道。
因為篇幅有限，很多優秀的香港作家，如也斯、亦舒、李碧華、廖偉棠等人未能一一展開與大家介紹分享。
你還喜歡哪位香港作家？希望能在評論區看到你的分享。
資料來源：
劉以鬯《對倒》
西西《我城》
張愛玲《傾城之戀》
金庸《神鵰英雄傳》
董啓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
黃碧雲《盛世戀》
陳平原《香港：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
梁文道《我讀》
廖偉棠《波西米亞香港》
王德威《懸崖邊的樹》
羅孚《繁花時節懷故人》
李穆南 郄智毅 劉金玲主編《中國香港文學史》
陳子善《一瞥集：港澳文學雜談》
趙稀方：香港文學的“第一聲吶喊”
http://news.takungpao.com/paper/q/2017/1118/3516206.html
《論金庸小説與香港的地域情緣》
https://m.fx361.com/news/2021/1130/9154879.html
蒲實《香港的金庸，金庸的世界》
https://www.bluewindweekly.com/
《劉以鬯與香港文學》
https://www.sohu.com/a/155159576_748568
《西西：她讓文學成為香港的驕傲》
http://style.sina.com.cn/cul/books/2011-07-30/001381692.shtml
《香港文學世界的奇女子西西》
https://xw.qq.com/amphtml/CUL2016031602284200
黃碧雲推新作“血卡門”説跳舞與生命
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2/2002-01-14/9321.html
《董啓章：我想寫出一個時代性的孤獨》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84132.html
鄒文律：“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説中的城市與自然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鳳凰網讀書 （ID：ifengbook），作者：沈律君，編輯：傷猩猩，主編：魏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