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導讀
《把自己作為方法——與項飆談話》源自人類學家項飆和《單讀》主編吳琦在 2017 - 2019三年間持續進行的漫談，歷經多地輾轉和體例、細節的反覆推敲，直到如此特殊、富有轉折性的 2020 年，才終於成書。
今天的文章節選自書中的片段，有關於這次談話和這本書是如何開始的，以及，在今天的社會語境中，對話的精神為何如此重要。
作者簡介
在北京：我希望它是一個針對青年的對話
吳琦：首先想問，您為什麼會對訪談這種體裁有興趣？國內學者總體上不太流行或者習慣通過訪談來表達自己，這樣的訪談也無法變成他們的學術成果，而且近年來隨着大眾媒體的衰落，有質量的學者訪談就變得更少了。
項飆：用中文整理思路，對我自己來講是一個學習過程。非常重要的是，在訪談的時候我們不能用學術的語言，説的話都比較實在，是不假的話，也是我已經想得比較明白的話。只有想明白了，才能用大白話講出來。把模糊的想法清晰化，能夠用直白的語言表述出來，需要很高的造詣，所以訪談也是一個自我提高的過程。
更重要的價值是互動。通過訪談能夠跟現在的年輕羣體交流，這個太重要了，讓我聽到一些聲音，看到一些正在發生的變化。變革，不一定是革命性的大變革，我們所處的每一刻都可以是歷史的拐彎點，都藴含着多種變化的可能。怎麼去理解、把握這些拐點，就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感覺到年輕同學渴望有一些工具來幫助他們思考、探索，他們這個願望非常強，而且今天他們需要的工具跟以前的工具不一樣了。以前，有工具來分析和設計經濟運行、社會資源再分配、城市規劃等等可能就夠了。那是典型的實證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工具。這些專家式的工具是以前推動變化的主要途徑。今天的社會不一樣了，我們有社交傳媒、平台經濟，年輕人受教育的水平空前提高，我們需要的是大眾的思考工具。這個工具不是外在的，像一台電腦或者手機，我可以給你；而是要放到他們腦子裏面，由他們自己去處理、去發揮。他們也一定要改造這個工具，或者在不適用的時候把這工具完全拋掉，再造一個。作為一個社會研究者，我覺得自己的工作就是做這樣的思考工具的孵化器。我不能給你什麼，我只能激發你、提醒你。原來那種專家告訴羣眾的模式要改變。
吳琦：説到互動，我希望可以在訪談中把您的生活經歷和學術工作做一個呼應，來看看您這個人是怎樣發展到今天，生命經驗和學術經歷之間是什麼關係。另一方面我可能會帶入我自己的問題，帶着我工作中遇到的疑難，尤其對周圍年輕人的觀察。這裏可以説到戴錦華老師的例子，我在大學裏聽她的課，深受她的影響，後來的媒體工作讓我有機會採訪她，才開始意識到課堂中的理念與真實的社會進程之間的縫隙，以及跨越這些縫隙的迫切願望。我記得戴老師也講過，對於今天的問題，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也難辭其咎。
項飆：難辭其咎是什麼意思？
吳琦：我的理解是，那些正確的理念，在現實操作裏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是因為我們有什麼工作沒有做到位，還是別人的工作更到位一些？其實需要總結的是一些實踐的智慧，對今天的青年幫助更大。所以我也會很好奇，我的老師、學長，他們的人生是怎樣構成的，哪些是所謂時代、環境賦予的，哪些是個人的特質？這些經驗中可分享、可借鑑的部分是什麼？這樣可能也更容易和讀者產生比較切身的聯繫，而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東西。
項飆：你一定要帶入你個人的經驗，否則其他東西都是飄着的。理解世界必須要通過自己的切身體會。今天的一個問題就是知識分子不接地氣，不能從非常具體的生存狀態出發講事情，講的東西都比較無機、縹緲。你來問，我能夠回答，對我來説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但這裏也有一個侷限，因為我還比較年輕，再過二十年或者二十五年，回顧人生的那種味道可能不太一樣，比如童年、青少年時期對我到底有什麼影響，這些東西現在看不太出來。雖然我願意去想，但還不是一個自然的要回顧人生的階段。所以我們還是以想法、對現狀的評論為主，中間穿插個人的經驗，主要是一個思想訪談，是以一個很具體的人的面目出現的思想訪談。我還特別希望把它做成一個針對青年的對話，所以很需要你通過他們的角度提出問題。
在牛津：社會科學首先是關於你，然後才是關於社會
吳琦：接着我們在北京的談話，很多問題還是需要繼續展開，才會讓這個訪談更完整。前一段時間在看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訪談錄《政治與文學》，它的分類比較清楚，有的部分只談父母和家庭生活，完全是敍事性的，而談到研究就只談研究，那種體例就不大適合我們的談話。您講述的方式也不是這樣的，會經常從個人的生活跳到一個問題上去，我覺得這種方式本身很重要。比如您上次談温州，鄉紳問題從裏面浮現了，談北大時您談到了自我的形成，每一個問題都在對話中有一個位置。這次我們的訪問是補充性的，會分別展開上次浮現的幾個主題，所以我的想法還是回到之前的對話當中，而不是重新開啓一個漫談。但這樣我的提問也會比較跳躍，從一個問題跳到另一個問題，不像上次，是沿着您的人生軌跡一路順下來，您覺得這樣行不行？
項飆：很好啊。這會讓文本像多幕劇一樣，我覺得這個更有效，到最後形成一個總體的印象，不是通過一個單維的流程達到一個認識的目的地，更多是通過景象的疊加。這樣大家會看出不同經歷之間的關係，把問題或者是主題勾勒出來，更加容易引起討論。如果整本書的特色是這樣，都匯到一起，我挺高興的。把個人的經歷問題化，怎樣從經歷到問題，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你説某個東西好玩，什麼叫好玩？想一想，是很難回答的。那個比這個深刻，究竟怎麼理解這個深刻性？只有不斷問題化，才能深化下去。我們可以在這方面多補充，前面已經敍述了不少東西，可以把這些深刻、有趣挑出來一些，把它再問題化，這裏面的理論性就會顯現出來。
社會科學要給普通人提供觀察世界、為人處世的辦法，不是通過簡單的道德教化，而是通過分析，這是社會科學的一個重要功能。它不像自然科學，發現自然規律，問題就解決了，順着規律走就可以。它可能是倒過來，社會科學告訴你，其實沒有什麼很強的規律，都在於自己怎麼樣去理解這個世界，怎麼樣主動地採取行動。可能會有大的圖景，但沒有所謂的規律，因為一旦發現規律，那麼一切到此為止，就不需要再去做工作了。它是通過科學的態度去證偽，去搜集材料，把事情搞清楚，但最後是要武裝你，進一步去創造新的現實，去改變現實。
年輕人要有這樣的態度，不要把社會科學當作尋找答案和解決方案的一個路程，它確實給你工具，但這個工具怎麼用、怎麼用好，完全在於你。社會科學首先是關於你的，然後才是關於社會的。我們這本書也是想讓大家用這樣一個態度去讀，如果你有這種態度，可能就對符號化、等級性的東西沒有太大的興趣了。
在温州：學術是一種干預
吳琦：我們繼續多談一些您的具體研究。之前只是作為一種補充，沒有專門介紹，也覺得不要介紹，但現在來看，這些研究背後的關切和動機，本身是一個學者對社會現狀的直接回應，甚至比我們之前聊您在北大、牛津、新加坡的生活更迅速和直接，它直接展現了在當代我們應該怎樣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因此，您的實證研究也應該成為訪談中一條線索，這是我想我們在這次談話中可以展開的問題。
項飆：如果能達到這樣的效果就非常好，學術是一種干預，我是一個活人，我對這個活的世界要發出自己的想法。“干預”就是説，寫出來的東西應該打動讀者的心靈，激發他們的思考，這個以前我們談過。藝術的功能不是為了創造一個美麗和諧的世界，而是讓你有能力面對醜陋。我希望社會科學能夠提供一些更好的工具給大家去思考。
“認命不認輸”也是一樣。我們為什麼會焦慮，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對今天沒有清晰的認識，總覺得自己現在所處的地方不對，和自己認為的有差距。一個解決方案可能是佛學裏講的專注，對自己身邊做非常細微的觀察，當下的重要性也是在這裏。我對非虛構寫作那麼關切也是出於這個原因。我認為這是一種美學意義上對“真”的重視。2010年之後，年輕人開始有這份自信去追求真的東西，原來就是假大空，真的東西本身沒有意義，必須要通過大話的燈泡才能照出它；現在年輕人説，不用下結論，也不用從高大上的原則出發，就是講自己的經驗，經驗比較瑣碎，亂七八糟沒有關係，只要是真的就有意義。這是一份從容和自信，這是相對新的，跟年輕人的教育水平、城市化的生活方式都有關係。這本身不是解決方案，也和很多現實焦慮聯繫在一起，但是給我們的學者進一步思考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基礎，社會科學工作者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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