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一詞原本泛指三江五湖，尤指長江與洞庭湖，而俗稱“黑道”的江湖，大概形成於兩宋社會。指代自然環境的“江湖”演變出後者的意思，恐怕並非偶然。
那些具有反叛性的遊民，不論出於自保還是求生，開始自發組織力量對抗國家秩序，從而營造出一個遊離於王朝管理體制之外的江湖社會。然而，這個具有文化象徵意義的“江湖”，其形成與自然地理上的江湖頗有關係。顧炎武説：“濱江則有江盜，濱湖則有湖盜”。呂思勉先生也注意到“古之為盜者，率多保據山澤”(《呂思勉讀史札記》)，陳涉起於大澤;桓楚亡命澤中;黥布號稱鄱盜;彭越常漁於鉅野;劉邦身匿芒碭山澤間;陳友諒乃沔陽漁家之子;歷史斑斑可鑑，所謂“江湖”、“江洋大盜”諸詞，估計都派生於此類水上“盜匪”。地理的江湖造就好漢們的江湖，最快意的莫過於水泊聚義的梁山好漢。梁山泊不僅成就了英雄，也成就了流傳後世的《水滸傳》。
水泊梁山水泊梁山：一百單八將何以聚義於此?
《忠義水滸傳》一百回本第七十八回開篇雲：“寨名水滸，泊號梁山。周洄港汊數千條。四方周圍八百里。東連海島，西接咸陽，南通大冶、金鄉，北跨青、齊、兗、鄆。有七十二段港汊，藏千百隻戰艦艨艟;建三十六座雁台，屯百十萬軍糧馬草。聲聞宇宙，五千驍騎戰爭夫;名達天庭。三十六員英勇將。”此語道盡了梁山泊極富戰略意義的水環境。梁山好漢正賴於此，方敢嘯聚天下，欲完成“殺去東京，奪了鳥位”的宏圖大業。
宋代八百里梁山泊的形成並非一日之功，它與更早的鉅野澤有密切關係。古鉅野澤大致在今山東梁山、鄆城、菏澤、定陶、鉅野、嘉祥、濟寧、汶上、東平諸縣市間，位於黃河扇形衝擊平原前沿的相對低窪地帶。其湖積層的分佈範圍，東西六十公里，南北九十公里，水域渺無涯際。早在秦漢之際，盜賊已在此滋生。漢初雄霸一方的諸侯彭越，起事之初即“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後晉開運元年(944)，黃河在滑州決口，浸汴、曹、濮、單、鄆數州之境，洪水環集梁山周圍，與源於梁山東南的張澤泊(後稱南旺湖)連成一片。宋天禧三年(1019)與熙寧十年(1077)的兩次河決，都從澶、滑二州以東注入梁山泊，湖面又進一步擴大，最終形成了“綿亙數百里”、“巨澤渺無際”的梁山泊(王乃昂《梁山泊的形成和演變》)。
自古江湖之間多盜賊，梁山泊也不例外。《宋史》多處記載梁山泊素來多盜，堪稱賊窩。除了宋江一夥之外，蒲恭敏鎮壓黃麻胡;宣和七年(1125)蔡居厚誅滅梁山泊賊眾五百餘人;建炎四年(1130)梁山泊水匪張榮據此抗擊金兵。之所以如此，梁山泊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與交通南北的戰略樞紐地位是重要原因。
梁山泊水域遼闊，沃野千里，農林漁產資源豐富，蘇轍詩云：“近通沂泗麻鹽熟，遠控江淮粳稻秋”，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此地梁山與水泊相依，港汊縱橫，洲渚無數，蘆葦叢生，既利於進擊，又便於藏身;梁山泊地處京東西路的鄆、濟二州，貫通黃、運兩河，是連接北宋東京與東南財賦重地的漕運轉輸之區，四周又與泗、汶、沂諸水相聯通，水陸交通極為便利。
梁山好漢元以後，隨着黃河改道南移和京杭大運河水資源調配，梁山泊水源補給不足，加之涸湖墾田，梁山泊水域極度收縮，全湖被切割為多個小型湖泊。清初顧炎武途經此地時，已然是“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為川浸矣”。清人蔣楷《過樑山詩》亦云：“梁山山下綠平鋪，濼水於今一勺無。”而今的梁山泊故地，良田萬頃，麥浪滾滾，只遺落下《水滸傳》的渲染繪飾與後人的無限憑弔。
有人説《水滸傳》中梁山好漢水泊聚義事蹟，於史渺茫，乃是依據南宋洞庭湖區的鐘相、楊幺起義而附事(侯會《<水滸傳>與南宋洞庭湖大起義》)，或可備一説，但終究證明這樣一個事實：不論梁山泊還是洞庭湖，江湖之區素來是綠林好漢藉以嘯聚快活的樂園。
襟江帶湖：總是盜賊淵藪梁山泊之外，洞庭湖、鄱陽湖、太湖均號稱東南巨浸。洞庭湖地處長江中游兩湖之間，其水域於宋元明清時期最為遼闊，“江陵而下，地與澤半”，襟江帶湖，素稱澤國。明人王士性《廣志繹》載：“洞庭水漲，延袤八百里，盜賊竊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載：“漢沔之間，湖泊遼曠，萑葦茂密，盜賊竄匿之區也。嘉靖間，漢川風門河一帶上下數十百里，羣盜出沒，劫殺商船。荊門州治四維，湖山相半，如沙洋等處，素稱盜賊淵藪。”
洞庭湖區內影響最大的盜匪活動，莫過於發生於南宋的鐘相、楊幺起義。建炎四年(1130)，鐘相自稱楚王，率眾起事，憑據洞庭湖深廣險阻的地理優勢，以宗教活動相聯絡，倡議“等貴賤、均貧富”，波及環湖地區十九州縣。鐘相死後，楊幺繼起，利用洞庭湖港汊交錯的地形大建水寨，一度達到七十餘座。另又製作大型車船無數，多次重挫官軍，包括著名的石牌大捷。《水滸傳》有詩云：“蓼兒窪內，前後擺數千支戰艦艨艟;水滸寨中，左右列百十個英雄好漢。”似乎就是楊幺水軍利用水寨、車船進行水上作戰的真實寫照。不論楊幺起義與《水滸傳》是否有淵源，僅就形式而言，兩者相似之處頗多：皆憑依八百里曠渺煙波，“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隊伍的機動性和靈活性大大提高，形成一種獨特的水泊嘯聚的遊擊模式。
古代的鄱陽湖也是一個盜賊集聚之地。鄱陽湖地處九江沖積扇以南，湖口以下如同一個巨大的水囊，吊掛在江西三面環山的平原區域。其變遷與洞庭湖相類似，秦漢時期雖非大澤，但也是水網密佈的湖沼景觀。秦亡之際，黥布與驪山之徒聚集於九江水域(很可能是江北的彭蠡澤)，號稱“鄱盜”。唐宋以後，湖區漸大，盜匪為患愈烈。章潢《圖書編總論》雲：“鄱陽匯合三江，波濤瀰漫，盜賊舸艦率以為歸，遂為豫章諸郡之患。”
時過境遷，如今鄱陽湖進入枯水期，位於湖底的一座明代古石橋也隨之露出真容。元末陳友諒起事於江夏水域，控扼九江，地險勢盛，最終卻在鄱陽湖大戰中一敗塗地。明代的鄱陽湖，浸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四郡之境，豐水、枯水期湖面變化很大，春夏水溢，湖面渺茫無涯;秋冬水落，港汊縱橫之勢立顯。盜匪據此進退，鬼伏神藏，蹤跡莫測，實在令官府頭疼。
太湖同樣如此。太湖古稱震澤，橫跨江浙，是長江下游平原上的大型碟狀淺水湖泊，湖區四十八島，七十二峯。北宋以後一直是中國古代王朝的財賦重地與農業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環湖有蘇州、松江、嘉興、湖州等名城，四府交界處尚分佈着烏鎮、青鎮、黎裏、震澤、周莊等諸多繁華市鎮。經濟發達，漁產豐厚，地形複雜，盜賊皆以此區為利藪，趨之若鶩，使其成為盜賊滋生的温牀。金友裏《太湖備考》載：太湖“支流細河，處處皆盜賊可出可入之地，來去甚易，捕獲最難”，而其中蘇州、嘉興、湖州三府受禍最烈，“每聚至千人，劫掠於吳，而逃庇於浙”，故有“吳盜浙窩”之説(馮夢龍《甲申紀事》卷11)。
清初，太湖中已是“最稱不靖”，赤腳張三等盜賊以宜興為巢穴，“嘯眾數百艘”，橫擾三州，“流毒累年”。清嘉慶年間，太湖吳江、震澤兩縣又興起有名的槍船匪幫組織，逐漸蔓延到嘉興府桐鄉等地。槍船匪幫以槍船為主要作案工具，槍船頭艄俱尖，體型輕便，受水最淺，行駛迅捷，船上尚配置有鳥槍、火藥等武器。鴉片戰爭後，部分槍船上且備有西洋火器。槍船勢力至太平天國東征蘇常時期達到鼎盛，其周旋於太平天國與清軍之間，時而勾結，時而合作，最終經太平天國給槍船以致命打擊後，又經江浙兩省地方官吏聯合剿滅，“槍船之名始滅”(吳競《試論槍船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清末民國時期，太湖匪患也異常猖獗，形成以巢湖幫、河南幫、湖南幫等諸多幫派。
江湖何以成就“江湖”?湖廣總督邁柱曾上疏言明江夏縣一帶水上盜匪之情形：
查楚省江河渡駁、江劃小船與茅蓬船隻，此等船户皆窮苦無賴之徒，或系沿江、沿湖附近村莊，或系四處混聚，未知來歷，亦無牙埠約束。黃昏深夜，巧以捕魚為名，乘空即將過客行舟逞志截劫。塘汛地方因其捕魚，不便拿緝。甚有竊劫鄉村，盜已獲而無窩家，借船以為巢穴。如臣屬江夏縣之八吉堡，地方素稱盜藪，其故皆由附近村莊，多以捕魚為業，家設划船茅蓬，借名為匪，礙難查緝。
舊有諺語云：“十個船家九個偷”，他們亦民亦賊，“晝則在港捕魚，夜則出港行劫”，或者見財起意，利用熟練的水性和獨特的地理環境伺機作案。這種説法似乎有行業歧視之嫌，但或許可以窺見個中情實。只有不道德的社會，沒有不道德的人。一個遊離在王朝管理體制之外的江湖社會，自有其江湖內部的秩序在發揮作用，漁户置身其間，自受江湖法則所支配，亦無常理可講。這或許就是“人在江湖，生不由己”的道理。
盜匪之所以樂於選擇江河湖澤落腳，這與江湖水環境的複雜性關係莫大。湖面遼闊，四通八達，港汊交錯，沙洲縱橫，蘆葦叢生，江、湖、山、嶼、洲、蕩等多種地理景觀往往勾連環結，構成一個水網密集的澤藪景觀結構。加之天有陰晴，潮有漲落，灘塗暗礁之分佈各有規律，只有久據水域者方可把握，對於官府和行商富賈而言，處江湖之遠還真是一個大陷阱。江湖盜匪利用如此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往往“駕舟揚帆，飄逸無常，溪港錯雜，奔逸難定”。楊國安曾總結出江湖盜匪具有流動性、隱蔽性和分散性的特徵(楊國安《國家權力與民間秩序：多元視野下的明清兩湖鄉村社會史研究》)，其藉江湖之險，進退可據，鋌而搏命，與官府之間如同貓鼠遊戲，深得游擊戰精髓。
抗戰時期，冀中人民抗擊日軍，藏身蘆花蕩，也是利用了有利地形。江湖多處發散型的水陸交通網絡之上，交通便利、物資供應充足則是造成“江湖多劇盜”的另一個重要原因。自唐宋之際經濟重心轉移東南，鹽、糧乃國之重利，東南系王朝財賦之命，以漕運水系相維繫構成財富網絡。東南財賦與漕運，恐怕就是宋以後長江下游、運河、湖泊盜匪充斥的重要背景。盜匪視江河湖澤為利藪，除了豐富的漁產和農業富庶之外，與運河相維繫的鹽、糧等大宗貨物商品也是盜匪們垂涎的目標。內地封閉型的高原湖泊，自古甚少有嚴重的湖匪之患，恐怕就在於不具備豐厚利源和便利交通使然。
當然，很多學者也認為：歷史時期人口增加，土地流失，大量流徙之民湧入江湖之間，不得已棄耒耜而亡命於湖澤，淪為盜賊。生計之艱難，加之大型水域向來是官府管理的薄弱環節，導致江湖之區成為魚龍混雜、良莠難辨的場所。這自然也是江湖多盜的更宏大的社會背景，但這個原因似乎過於宏大了，幾乎是各種盜賊滋生的共選答案。因此，在水言水，造就“江湖”的江湖，那個與盜匪們“相濡以沫”的江湖，折射着中國傳統社會的明暗兩面：除了煙波浩渺的好水色值得我們凝望，還需要我們深入省思往昔江湖之間的恣縱、快意與罪惡。